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贾生列传译注
【说明】《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的传记,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但是二人的遭遇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才高气盛,又都是因忠被贬,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在文学上又都成就卓著。所以,司马迁才把他们同列于一篇。
对于屈原,作者先写他的才能之高。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屈原被贬之后,作者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
屈原被放逐之后,作者重点写了他的死。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就这样,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
司马迁对贾谊,则首先表现其才华过人,“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以为能,不及也”。汉文帝也非常欣赏他,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接着贾谊又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行礼乐等革新主张,但却遭到了周勃等老臣们的反对,他们攻击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汉文帝又是这班老臣们所拥立,登位不久,权力未稳,也只有依从而已。所以就把贾谊贬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
贾谊到长沙之后,作者重点写其郁郁不快的情怀,而在表现时,又大多借贾谊自己的辞赋来直接抒发,如其《吊屈原赋》云:“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这哪里是独吊屈原,贾谊亦何尝不是如此,不然的话,他又怎能年纪轻轻就忧郁而死呢?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行文幽抑哀惋。正如作者所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可见作者是在这种悲慨的感情中写下本篇的,并将此情寄之笔端。而司马迁自己也同样是才高气盛,因忠而遭受不幸,所以他表面上写屈原、贾谊,实际上也在写他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也正是由于作者把自己悲愤不平之感倾注在本传上,才使得本篇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物传记的特色,这就是一边叙事,一边议论抒情。如本传开头两个自然段是叙事,但讲到屈原被疏之后,作者忍耐不住开始一大段议论抒情,对屈原人格,对《离骚》精神的评论,都是非常准确的,如“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可以说是切中肯綮之语。
另外,本篇在写作上确实又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正如清人陈刘熙载所云:“学《离骚》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又云:“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之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艺概·文概》)而纵观本篇,更是如此。
屈原名平,和楚国王室是同姓一族。他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学识渊博,记忆力很强,对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非常了解,对外交往来,接人待物的辞令又非常熟悉。因此他入朝就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对外就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对各诸侯国的外交事物。楚怀王对他非常信任。
而上官大夫和屈原职位相同,他为了能得到怀王的宠信,很嫉妒屈原的才能。有一次,怀王命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刚写完草稿,还没最后修定完成。上官大夫见到之后想夺为己有,但屈原不肯给他。他就和楚怀王说屈原的坏话:“大王您让屈原制定法令,上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每颁布一条法令,屈原就自夸其功,说是‘除了我之外,谁也做不出来’。”怀王听了,非常生气,因此就对屈原疏远了。
屈原对怀王听闻失灵而不能分辨是非,视线被谗佞谄媚之徒所蒙蔽而不能辨明真伪,致使邪恶伤害了公道,正直的人不被朝廷所容,感到万分痛心,所以才忧愁苦闷,沉郁深思而写成《离骚》。所谓“离骚”,就是遭遇忧患之意。上天是人的原始;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在处境窘迫的时候,就要追念根本,所以在劳累困苦到极点时,没有不呼叫上天的;在受到病痛折磨无法忍受时,没有不呼叫父母的。屈原坚持公证,行为耿直,对君王他一片忠心,竭尽才智,但是却受到小人的挑拨离间,其处境可以说是极端困窘了。因诚心为国而被君王怀疑,因忠心事主而被小人诽谤,怎能没有悲愤之情呢?屈原写作《离骚》,正是为了抒发这种悲愤之情。《诗经·国风》虽然有许多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但却不是淫乱;《诗经·小雅》虽然表露了百姓对朝政的诽谤愤怨之情,但却不主张公开反叛。而像屈原的《离骚》,可以说是兼有以上两者的优点。屈原在《离骚》中,往上追述到帝喾(kù库)的事迹,近世赞扬齐桓的伟业,中间叙述商汤、周武的德政,以此来批评时政。阐明道德内容的广博深远,治乱兴衰的因果必然,这些都讲得非常详尽。其语言简约精炼,其内容却托意深微,其情志高洁,其品行廉正,其文句虽写的是细小事物,而其意旨却极其宏大博深,其所举的虽然都是眼前习见的事例,而所寄托的意义却极其深远。其情志高洁,所以喜欢用香草作譬喻。其品行廉正,所以至死也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身处污泥浊水之中而能洗涤干净,就像蝉能从混浊污秽中解脱出来一样,在尘埃之外浮游,不被世俗的混浊所玷污,清白高洁,出污泥而不染。推论其高尚情志,就是说与日月争辉也是恰宜的。
屈原被贬退之后,秦国想发兵攻打齐国,可是齐国与楚国有合纵的盟约,秦惠王对此很是担忧,于是就派张仪假装离开秦国,带着丰厚的礼品来到楚国表示臣服,说:“秦国非常痛恨齐国,但齐国和楚国有合纵的盟约,若是楚国能和齐国断交,那么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贪图得到土地而相信了张仪,就和齐国断绝了关系,并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欺骗了楚国,对使者说:“我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听说过有什么六百里。”楚国使者非常生气地离去,回到楚国把这事告诉了怀王。怀王勃然大怒,大规模起兵攻打秦国。秦国也派兵迎击,在丹水、淅水一带大破楚军,并斩杀八万人,俘虏了楚将屈丐,接着又攻取了楚国汉中一带的地域。于是楚怀王动员了全国的军队,深入进军,攻打秦国,在蓝田大战。魏国得知此事,派兵偷袭楚国,到达邓地。楚兵非常害怕,不得不从秦国撤军回国。而齐国很痛恨怀王背弃盟约,不肯派兵救助楚国,楚国的处境非常艰难。
屈原贾生列传译注
【说明】《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的传记,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但是二人的遭遇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才高气盛,又都是因忠被贬,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在文学上又都成就卓著。所以,司马迁才把他们同列于一篇。
对于屈原,作者先写他的才能之高。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屈原被贬之后,作者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
屈原被放逐之后,作者重点写了他的死。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就这样,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
司马迁对贾谊,则首先表现其才华过人,“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以为能,不及也”。汉文帝也非常欣赏他,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接着贾谊又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行礼乐等革新主张,但却遭到了周勃等老臣们的反对,他们攻击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汉文帝又是这班老臣们所拥立,登位不久,权力未稳,也只有依从而已。所以就把贾谊贬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
贾谊到长沙之后,作者重点写其郁郁不快的情怀,而在表现时,又大多借贾谊自己的辞赋来直接抒发,如其《吊屈原赋》云:“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这哪里是独吊屈原,贾谊亦何尝不是如此,不然的话,他又怎能年纪轻轻就忧郁而死呢?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行文幽抑哀惋。正如作者所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可见作者是在这种悲慨的感情中写下本篇的,并将此情寄之笔端。而司马迁自己也同样是才高气盛,因忠而遭受不幸,所以他表面上写屈原、贾谊,实际上也在写他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也正是由于作者把自己悲愤不平之感倾注在本传上,才使得本篇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物传记的特色,这就是一边叙事,一边议论抒情。如本传开头两个自然段是叙事,但讲到屈原被疏之后,作者忍耐不住开始一大段议论抒情,对屈原人格,对《离骚》精神的评论,都是非常准确的,如“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可以说是切中肯綮之语。
另外,本篇在写作上确实又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正如清人陈刘熙载所云:“学《离骚》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又云:“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之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艺概·文概》)而纵观本篇,更是如此。
屈原名平,和楚国王室是同姓一族。他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学识渊博,记忆力很强,对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非常了解,对外交往来,接人待物的辞令又非常熟悉。因此他入朝就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对外就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对各诸侯国的外交事物。楚怀王对他非常信任。
而上官大夫和屈原职位相同,他为了能得到怀王的宠信,很嫉妒屈原的才能。有一次,怀王命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刚写完草稿,还没最后修定完成。上官大夫见到之后想夺为己有,但屈原不肯给他。他就和楚怀王说屈原的坏话:“大王您让屈原制定法令,上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每颁布一条法令,屈原就自夸其功,说是‘除了我之外,谁也做不出来’。”怀王听了,非常生气,因此就对屈原疏远了。
屈原对怀王听闻失灵而不能分辨是非,视线被谗佞谄媚之徒所蒙蔽而不能辨明真伪,致使邪恶伤害了公道,正直的人不被朝廷所容,感到万分痛心,所以才忧愁苦闷,沉郁深思而写成《离骚》。所谓“离骚”,就是遭遇忧患之意。上天是人的原始;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在处境窘迫的时候,就要追念根本,所以在劳累困苦到极点时,没有不呼叫上天的;在受到病痛折磨无法忍受时,没有不呼叫父母的。屈原坚持公证,行为耿直,对君王他一片忠心,竭尽才智,但是却受到小人的挑拨离间,其处境可以说是极端困窘了。因诚心为国而被君王怀疑,因忠心事主而被小人诽谤,怎能没有悲愤之情呢?屈原写作《离骚》,正是为了抒发这种悲愤之情。《诗经·国风》虽然有许多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但却不是淫乱;《诗经·小雅》虽然表露了百姓对朝政的诽谤愤怨之情,但却不主张公开反叛。而像屈原的《离骚》,可以说是兼有以上两者的优点。屈原在《离骚》中,往上追述到帝喾(kù库)的事迹,近世赞扬齐桓的伟业,中间叙述商汤、周武的德政,以此来批评时政。阐明道德内容的广博深远,治乱兴衰的因果必然,这些都讲得非常详尽。其语言简约精炼,其内容却托意深微,其情志高洁,其品行廉正,其文句虽写的是细小事物,而其意旨却极其宏大博深,其所举的虽然都是眼前习见的事例,而所寄托的意义却极其深远。其情志高洁,所以喜欢用香草作譬喻。其品行廉正,所以至死也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身处污泥浊水之中而能洗涤干净,就像蝉能从混浊污秽中解脱出来一样,在尘埃之外浮游,不被世俗的混浊所玷污,清白高洁,出污泥而不染。推论其高尚情志,就是说与日月争辉也是恰宜的。
屈原被贬退之后,秦国想发兵攻打齐国,可是齐国与楚国有合纵的盟约,秦惠王对此很是担忧,于是就派张仪假装离开秦国,带着丰厚的礼品来到楚国表示臣服,说:“秦国非常痛恨齐国,但齐国和楚国有合纵的盟约,若是楚国能和齐国断交,那么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贪图得到土地而相信了张仪,就和齐国断绝了关系,并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欺骗了楚国,对使者说:“我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听说过有什么六百里。”楚国使者非常生气地离去,回到楚国把这事告诉了怀王。怀王勃然大怒,大规模起兵攻打秦国。秦国也派兵迎击,在丹水、淅水一带大破楚军,并斩杀八万人,俘虏了楚将屈丐,接着又攻取了楚国汉中一带的地域。于是楚怀王动员了全国的军队,深入进军,攻打秦国,在蓝田大战。魏国得知此事,派兵偷袭楚国,到达邓地。楚兵非常害怕,不得不从秦国撤军回国。而齐国很痛恨怀王背弃盟约,不肯派兵救助楚国,楚国的处境非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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