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王国，特别是在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统治的联合君主制时期，实行了一种独特的有限君主制，与邻国文明中盛行的绝对君主制不同，希伯来人建立了制衡机制来限制其国王的权力。
希伯来王国的君主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皇帝拥有万人之上的独尊地位，在希伯来这个独尊地位是归民众心中的上帝所有，君主在希伯来王国的地位仅是上帝的奴隶，负责执行上帝的旨意，而他本身并没有权力去设置律法或修改律法。
除君王以外还有律法、祭司、先知、民众、长老等多重权力中心，他们都受命于上帝，除了君主以外的其它权力中心对君主造成了制约，造成了神权之下君主权力有限的局面。
希伯来人古老的“唯上帝独尊”思想根深蒂固，外加上王权过分依赖“契约”维护统治的弊端显露，有限君主制应运而生，希伯来人对于王权及君主的出现或多或少有些不能接受，因为他不像先知有悠久的历史传承而来，而是迫于需要无奈才建立的。
这些限制是基于神的和法律的约束，强调了上帝的权威和法治的首要地位，希伯来人相信上帝和他们的民族之间的盟约关系，上帝将成为他们的保护者和向导，以换取他们的服从和忠诚。
国王被看作是上帝统治的人间代表，并被期望按照上帝的神圣意志进行治理，这种信念给国王的权力带来了固有的限制，因为他们要对上帝负责，受他的法律和诫命的约束。
先知在希伯来王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上帝和君主之间的中间人，他们向国王提供神圣的指导、训诫和建议，提醒他们的责任，警告他们不要偏离上帝的命令。
先知拥有批评和斥责国王的权力，有效地限制了他们的权力，并提醒他们要服从上帝的旨意，摩西的律法，也被称为托拉或摩西律法，为希伯来王国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
它包括宗教和民事法律，涉及治理、社会正义和个人权利的各个方面，国王们被期望维护和执行这些法律，确保其臣民的正义和公平，摩西律法是遏制王权和防止任意统治的重要工具。
希伯来王国在一个分散的结构中运作，部落和长老会对王权进行制衡，这些委员会代表各个部落和社区，提供建议并参与决策过程，他们参与治理，限制了国王作出单边决定的能力，促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协商性的统治方式。
对国王的膏火在限制王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王们由先知们膏立，象征着神的认可，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这种膏油过程建立了一种责任感，提醒国王们有责任按照上帝的旨意进行统治。
它还阻止了世袭继承的建立，因为膏药提供了一种神的干预手段，并有可能拒绝不值得或暴虐的继承人，王室继承人之间的继承纠纷在希伯来王国中并不罕见。
这些争端往往涉及各种派别和权力中心，导致政治不稳定和对国王权威的挑战，这种冲突起到了对王权的制约作用，防止任何一个人或王朝巩固绝对控制权。
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扫罗，展示了希伯来王国中王权的局限性，尽管扫罗最初取得了成功，但他不服从上帝的命令和轻率的决策导致他失去了上帝的宠爱，并最终导致他倒台。
他的故事是一个警示故事，强调了超越神和法律约束所设定的界限的后果，所罗门王以其智慧而闻名，最初在治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繁荣。
他的晚年却偏离了有限君主制的原则，所罗门积累财富，放纵奢侈，建立强迫劳动，使其臣民的忠诚度下降，导致了动乱，这体现了不受约束的王权的危险性，以及旨在防止滥用权力的约束的侵蚀。
希伯来王国的有限君主制，以神和法律的约束为基础，成为约束王权的基础，对上帝权威的信仰、先知的指导和对摩西律法的遵守提供了一个框架，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促进了一个公正和公平的社会。
通过建立制衡机制，如部落会议和继承纠纷，希伯来人试图防止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王朝的手中，尽管出现了挑战和偏差，但希伯来王国对有限君主制的承诺为未来的治理体系树立了先例，强调了问责制、正义和法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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