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春秋之后的历史阶段。经过春秋时期的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周朝境内的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比如秦国、楚国、齐国等大国，就在该时期陆续吞并了周边的弱小诸侯国。至于春秋时期最强大的晋国，则是被魏赵韩三家瓜分了。公元前453年，韩、赵、魏消灭智氏，三家分晋，奠定了战国七雄的格局。公元前221年，秦国灭齐国，一统六国，标志着战国时代的结束。
首先，陉城之战是公元前264年，秦武安君白起率军攻占韩国陉城等5座城邑的作战。对于陉城之战的爆发，和秦国对外策略的调整存在直接的关系。在公元前270年之前，秦国不仅和魏国、赵国、韩国这三国相抗衡，还曾越过三晋去攻打齐国。到了公元前270年，来自魏国的范雎针对秦国过去“越人之国”进攻，劳多获少的弊端，向秦昭襄王提出著名的“远交近攻”战略。
所谓的远交近攻，即先交好与秦为邻，处中原地带的韩、魏两国，以威服楚、赵。楚国强，则与赵友好，以威服楚。赵国强，则与楚通和，以威服赵。楚赵亲附后，东面临海的齐国必定恐惧，会自动亲附秦国。那时，再向近处的韩、魏两国进攻。这样，得寸土则为秦国之寸土。得尺土则秦国的尺土。对于远交近攻的策略，秦昭襄王也比较认同，所以任命范雎为客卿，参与秦国大事。在战国中期，韩国与秦国疆界相错如织绣，“天下有变，为秦害者莫大于韩”(《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因此，在公元前270年之后，秦国开始更加猛烈的进攻韩国、魏国等诸侯国，以此步步蚕食三晋的疆域。
因此，对于上党郡来说，虽然名义上还是属于韩国，但是，因为秦军截断了上党郡和韩国本土之间的通道，这让韩国无法派兵来防守上党郡。所以，韩国失去上党郡，无疑是时间上的早晚问题了。在此基础上，在秦昭襄王看来，经过陉城之战等战役，秦国夺取上党郡，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而秦国一旦占据了上党郡，则将直接威胁到魏国和赵国的腹地。不过，比较可惜的是，事情并没有朝着秦昭襄王设想的方向发展。
在陉城之战后，韩国通知上党郡的郡守靳黈撤离此地，靳黈不肯，韩桓惠王派冯亭接替他的位置。从韩桓惠王的角度来看，既然上党郡已经无法坚守下去，那么，通知上党郡的将士和百姓撤离，争取给秦国留下一座空城，已经是降低损失的合理选择了。不过，对于韩桓惠王派遣的上党郡的郡守冯亭，却不愿意就此撤离，而是希望借助于赵国的力量，以此达到让秦赵两虎相斗，韩国坐收渔翁之利的效果。
冯亭到达上党郡一个月后，与其官吏们说：“上党与韩国联络的道路已经中断了，秦国的大军每天的逼进，我们不能应付，不如将上党郡送给赵国。赵国接受了我们，秦国一定会进攻赵国的。赵国被秦国攻击，必定会与韩国亲近的。韩、赵两国联手，一定可以对抗秦国的。”冯亭的这一建议，得到了麾下将士的支持。于是，冯亭派遗使者到赵国，对赵孝成王请求说：“我们韩国不能守上党郡，而且已经决定割给秦国，但是当地百姓皆不愿接受秦国的占据，而是甘愿成为赵国子民。现在上党郡有城池十七座，臣愿意全意奉献给大王，但愿大王能酌量处置。”
最后，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赵孝成王相当高兴，将此事告诉给赵豹，赵豹说：“臣听说，‘圣人认为，无缘而受禄，必定会招来祸害。’”赵孝成王说：“他们仰慕寡人的千秋大义，怎能算是无缘而受禄呢？”赵豹回答：“秦国为了蚕食韩国的土地，故意切断上党郡和韩国的联络，认为如此就能轻取上党郡。韩国之所以把上党郡献给我们，是企图把战祸转嫁给我们。秦国蒙受疲劳，而我们坐享其利。强秦不能从弱韩的手上得到上党，那弱小的我国又怎能从强秦得到上党郡，怎么能说是意外之获呢？不如不要接受。”
对此，赵孝成王将此事告诉给平原君赵胜，平阳郡赵胜回答说：“出动百万大军进攻，过一年也得不到一座城，如今白白地得到十七座城邑，这么大的便宜，不能丢掉。”赵孝成王就派遣赵胜前往接收上党郡。由此，因为赵国接受了上党郡，导致秦国上下非常愤慨，从而直接引发了长平之战。对此，在笔者看来，如果赵孝成王没有接受上党郡的话，那么，秦国必然会继续蚕食韩国的疆域，也即韩国的灭亡时间，很可能都会因此提前。不过，因为赵国的“无功反而受禄”，直接吸引了秦国的怒火，从而帮助韩国缓解了来自秦国的压力。总的来说，在战国时期，秦昭襄王调整策略，采纳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向韩国发起了陉城之战，并最终引发了长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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