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明清之际思想家、哲学家)_周至_讲学_襄城

李二曲简介

李二曲，(李顒），（1627--1705） 明清之际思想家、哲学家。字中孚，号二曲。陕西盩厔（今周至）人。因为“周至”的古字在《汉书》中解释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家贫， 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征召，以绝食坚拒得免。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兼取其长。

李二曲基本资料

中文名：李颙

别名：李二曲、中孚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陕西周至

出生日期：1627年

逝世日期：1705年

职业：哲学家

信仰：无神论

主要成就：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

代表作品：《四书反身录》、《二曲集》

李二曲人物概述

生平事迹

李二曲（1627—1705）明清之际思想家、哲学家。名顒，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家贫，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徵召，以绝食坚拒得免。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兼取其长。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

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悔过自新说》《二曲集》等。

李颙幼年时代很好学，九岁那年入村塾，老师教他读启蒙课本《三字经》，当他读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句时，便向同学们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说人初生时性都是善的，那就应该说是‘性相同’，为什么书上却说是‘性相近’呢？”这说明他小时就爱动脑筋想问题。但在村塾刚刚学完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便因病休学。不久，他的父亲李可从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作战，战死在河南襄城。从此，李颙母子二人便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困难，有时连一日两餐都难以维持，更无钱读书了。但李颙每当他路过学校时，听到学生书声琅琅，便怦然心动。可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无法踏进学校的门槛，回家之后，他只好对着母亲伤心地哭泣。他母亲指点他说：“无师难道就不能学吗？古人都是你的师傅！”

他遵从母教，便把《大学》、《中庸》拿来反复学习。但当他读《论语》和《孟子》时，却遇到很多生字不认识，他便找那些识字的人问：“这是一个什么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经过刻苦努力，不到一年，李颙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了，对书中所讲的道理也逐渐理解了，慢慢做到读一本书时，只要看一遍就能记得其中的大概内容。所以当他十五六岁时已经读了很多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奇童”。

李颙在自学时，开始是没有什么计划和系统的，见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其中既有儒家经典，也有先秦诸子的著作和历史书籍，还有佛教和道教的书。十七岁时，他读了明代著名理学家冯从吾的文集，受到很大启发。他觉得冯从吾的书不仅使他了解了儒家学说发展的源流，而且使他懂得只有这种学说才有益于个人身心的修养，有益于移风易俗。从此以后，他便一心一意地研究儒家经典及历史著作，并且努力掌握其中的要领。在他满二十岁的那一年，周至县令樊侯辛听说他的情况以后，便亲自到他家访问。经过一番交谈，县令对李颙的学识感到十分惊叹，为表彰他，亲自题了一块“大志希贤”的匾挂在李颙家的大门上。

李颙虽然获得了县令的赏识，但并不因此而自满，而是继续努力学习。当时，周至县和邻近的眉县有几户世代读书为官的人家里，藏书甚丰，李颙便去借阅，这样便使他的知识越来越渊博。同时，他对自己一举一动，要求也更加严格，家里虽穷得丁当响，却从不卑躬屈膝地向别人祈求什么。他的品德修养更加高尚。这样，李颙的名声便越来越大，不论远处和附近的人，提到他的时候都称“先生”。

李颙三十三岁（1660年）时，杭州人骆钟麟任周至县令。他久闻李颙的道德文章，所以一到任便亲临李家访问。当他亲自看到李颙的言行风采之后，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自古以来最为杰出的人才，不在这里寻还到哪里去找呢？”于是拜李颙为师，经常到李家请教。这时，东西数百里的读书人，其中甚至有比李颙年龄大的人，都纷纷找到李颙家里交纳学费，要求做他的学生。从此，便在李颙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学生。

李颙三十九岁时，母亲生病，他千方百计找医生诊治，亲侍汤药数月之久。母亲病逝后，又去河南襄城寻找他父亲的遗骨。襄城地区的读书做官的人对李颙的一片孝心十分感佩，于是替他父亲修墓、建祠。这时，原来的周至县令骆钟麟已升为江苏常州知府，他派人迎接李颙去常州讲学。当时，常州所属的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县，均在当地的孔庙大殿设立讲席，轮着迎接李颙去讲学。李颙在江苏讲学期间听讲的学生达四千人，一些阅历丰富的老人都说这是百年未见的盛况。

李颙四十七岁时，陕甘总督鄂善重新修复关中书院，多次聘请李颙去讲学。鄂善亲见李颙风采，又听了他的讲论，对他的人品和学问也是十分佩服，于是以“大儒”的名义向清朝推荐李颙去北京当官。朝廷接受了，皇帝几次下圣旨要李颙去北京当官，可是李颙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拒绝为满洲贵族效劳，所以尽管各级官吏纷纷上门催他赴京，他都以体弱有病为辞拒绝前往。尽管李颙晚年闭门不出，但他的学术声望却与日俱增。当时人们把他与河南的孙奇逢和浙江的黄宗羲并称为“海内三大名儒”。李颙七十六岁（1703年），康熙皇帝西巡到陕西，闻李颙盛名，传旨召见。李颙以年老多病辞召，只将其所著之《二曲集》和《四书反身录》进献了。两年之后，李颙便病死于家中。

李二曲学术思想

生平事迹

李二曲（1627—1705）明清之际思想家、哲学家。名顒，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家贫，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徵召，以绝食坚拒得免。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兼取其长。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

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悔过自新说》《二曲集》等。

李颙幼年时代很好学，九岁那年入村塾，老师教他读启蒙课本《三字经》，当他读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句时，便向同学们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说人初生时性都是善的，那就应该说是‘性相同’，为什么书上却说是‘性相近’呢？”这说明他小时就爱动脑筋想问题。但在村塾刚刚学完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便因病休学。不久，他的父亲李可从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作战，战死在河南襄城。从此，李颙母子二人便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困难，有时连一日两餐都难以维持，更无钱读书了。但李颙每当他路过学校时，听到学生书声琅琅，便怦然心动。可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无法踏进学校的门槛，回家之后，他只好对着母亲伤心地哭泣。他母亲指点他说：“无师难道就不能学吗？古人都是你的师傅！”

他遵从母教，便把《大学》、《中庸》拿来反复学习。但当他读《论语》和《孟子》时，却遇到很多生字不认识，他便找那些识字的人问：“这是一个什么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经过刻苦努力，不到一年，李颙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了，对书中所讲的道理也逐渐理解了，慢慢做到读一本书时，只要看一遍就能记得其中的大概内容。所以当他十五六岁时已经读了很多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奇童”。

李颙在自学时，开始是没有什么计划和系统的，见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其中既有儒家经典，也有先秦诸子的著作和历史书籍，还有佛教和道教的书。十七岁时，他读了明代著名理学家冯从吾的文集，受到很大启发。他觉得冯从吾的书不仅使他了解了儒家学说发展的源流，而且使他懂得只有这种学说才有益于个人身心的修养，有益于移风易俗。从此以后，他便一心一意地研究儒家经典及历史著作，并且努力掌握其中的要领。在他满二十岁的那一年，周至县令樊侯辛听说他的情况以后，便亲自到他家访问。经过一番交谈，县令对李颙的学识感到十分惊叹，为表彰他，亲自题了一块“大志希贤”的匾挂在李颙家的大门上。

李颙虽然获得了县令的赏识，但并不因此而自满，而是继续努力学习。当时，周至县和邻近的眉县有几户世代读书为官的人家里，藏书甚丰，李颙便去借阅，这样便使他的知识越来越渊博。同时，他对自己一举一动，要求也更加严格，家里虽穷得丁当响，却从不卑躬屈膝地向别人祈求什么。他的品德修养更加高尚。这样，李颙的名声便越来越大，不论远处和附近的人，提到他的时候都称“先生”。

李颙三十三岁（1660年）时，杭州人骆钟麟任周至县令。他久闻李颙的道德文章，所以一到任便亲临李家访问。当他亲自看到李颙的言行风采之后，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自古以来最为杰出的人才，不在这里寻还到哪里去找呢？”于是拜李颙为师，经常到李家请教。这时，东西数百里的读书人，其中甚至有比李颙年龄大的人，都纷纷找到李颙家里交纳学费，要求做他的学生。从此，便在李颙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学生。

李颙三十九岁时，母亲生病，他千方百计找医生诊治，亲侍汤药数月之久。母亲病逝后，又去河南襄城寻找他父亲的遗骨。襄城地区的读书做官的人对李颙的一片孝心十分感佩，于是替他父亲修墓、建祠。这时，原来的周至县令骆钟麟已升为江苏常州知府，他派人迎接李颙去常州讲学。当时，常州所属的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县，均在当地的孔庙大殿设立讲席，轮着迎接李颙去讲学。李颙在江苏讲学期间听讲的学生达四千人，一些阅历丰富的老人都说这是百年未见的盛况。

李颙四十七岁时，陕甘总督鄂善重新修复关中书院，多次聘请李颙去讲学。鄂善亲见李颙风采，又听了他的讲论，对他的人品和学问也是十分佩服，于是以“大儒”的名义向清朝推荐李颙去北京当官。朝廷接受了，皇帝几次下圣旨要李颙去北京当官，可是李颙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拒绝为满洲贵族效劳，所以尽管各级官吏纷纷上门催他赴京，他都以体弱有病为辞拒绝前往。尽管李颙晚年闭门不出，但他的学术声望却与日俱增。当时人们把他与河南的孙奇逢和浙江的黄宗羲并称为“海内三大名儒”。李颙七十六岁（1703年），康熙皇帝西巡到陕西，闻李颙盛名，传旨召见。李颙以年老多病辞召，只将其所著之《二曲集》和《四书反身录》进献了。两年之后，李颙便病死于家中。

李二曲名人轶事

生平事迹

李二曲（1627—1705）明清之际思想家、哲学家。名顒，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家贫，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徵召，以绝食坚拒得免。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兼取其长。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

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悔过自新说》《二曲集》等。

李颙幼年时代很好学，九岁那年入村塾，老师教他读启蒙课本《三字经》，当他读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句时，便向同学们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说人初生时性都是善的，那就应该说是‘性相同’，为什么书上却说是‘性相近’呢？”这说明他小时就爱动脑筋想问题。但在村塾刚刚学完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便因病休学。不久，他的父亲李可从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作战，战死在河南襄城。从此，李颙母子二人便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困难，有时连一日两餐都难以维持，更无钱读书了。但李颙每当他路过学校时，听到学生书声琅琅，便怦然心动。可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无法踏进学校的门槛，回家之后，他只好对着母亲伤心地哭泣。他母亲指点他说：“无师难道就不能学吗？古人都是你的师傅！”

他遵从母教，便把《大学》、《中庸》拿来反复学习。但当他读《论语》和《孟子》时，却遇到很多生字不认识，他便找那些识字的人问：“这是一个什么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经过刻苦努力，不到一年，李颙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了，对书中所讲的道理也逐渐理解了，慢慢做到读一本书时，只要看一遍就能记得其中的大概内容。所以当他十五六岁时已经读了很多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奇童”。

李颙在自学时，开始是没有什么计划和系统的，见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其中既有儒家经典，也有先秦诸子的著作和历史书籍，还有佛教和道教的书。十七岁时，他读了明代著名理学家冯从吾的文集，受到很大启发。他觉得冯从吾的书不仅使他了解了儒家学说发展的源流，而且使他懂得只有这种学说才有益于个人身心的修养，有益于移风易俗。从此以后，他便一心一意地研究儒家经典及历史著作，并且努力掌握其中的要领。在他满二十岁的那一年，周至县令樊侯辛听说他的情况以后，便亲自到他家访问。经过一番交谈，县令对李颙的学识感到十分惊叹，为表彰他，亲自题了一块“大志希贤”的匾挂在李颙家的大门上。

李颙虽然获得了县令的赏识，但并不因此而自满，而是继续努力学习。当时，周至县和邻近的眉县有几户世代读书为官的人家里，藏书甚丰，李颙便去借阅，这样便使他的知识越来越渊博。同时，他对自己一举一动，要求也更加严格，家里虽穷得丁当响，却从不卑躬屈膝地向别人祈求什么。他的品德修养更加高尚。这样，李颙的名声便越来越大，不论远处和附近的人，提到他的时候都称“先生”。

李颙三十三岁（1660年）时，杭州人骆钟麟任周至县令。他久闻李颙的道德文章，所以一到任便亲临李家访问。当他亲自看到李颙的言行风采之后，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自古以来最为杰出的人才，不在这里寻还到哪里去找呢？”于是拜李颙为师，经常到李家请教。这时，东西数百里的读书人，其中甚至有比李颙年龄大的人，都纷纷找到李颙家里交纳学费，要求做他的学生。从此，便在李颙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学生。

李颙三十九岁时，母亲生病，他千方百计找医生诊治，亲侍汤药数月之久。母亲病逝后，又去河南襄城寻找他父亲的遗骨。襄城地区的读书做官的人对李颙的一片孝心十分感佩，于是替他父亲修墓、建祠。这时，原来的周至县令骆钟麟已升为江苏常州知府，他派人迎接李颙去常州讲学。当时，常州所属的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县，均在当地的孔庙大殿设立讲席，轮着迎接李颙去讲学。李颙在江苏讲学期间听讲的学生达四千人，一些阅历丰富的老人都说这是百年未见的盛况。

李颙四十七岁时，陕甘总督鄂善重新修复关中书院，多次聘请李颙去讲学。鄂善亲见李颙风采，又听了他的讲论，对他的人品和学问也是十分佩服，于是以“大儒”的名义向清朝推荐李颙去北京当官。朝廷接受了，皇帝几次下圣旨要李颙去北京当官，可是李颙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拒绝为满洲贵族效劳，所以尽管各级官吏纷纷上门催他赴京，他都以体弱有病为辞拒绝前往。尽管李颙晚年闭门不出，但他的学术声望却与日俱增。当时人们把他与河南的孙奇逢和浙江的黄宗羲并称为“海内三大名儒”。李颙七十六岁（1703年），康熙皇帝西巡到陕西，闻李颙盛名，传旨召见。李颙以年老多病辞召，只将其所著之《二曲集》和《四书反身录》进献了。两年之后，李颙便病死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