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耿光(原中国农工银行董事长)_中行_万元_银行

冯耿光简介

冯耿光（1882—1966），生于1882年。字幼伟，广东番禺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生。

冯耿光资料

别名：字幼伟

出生日期：1882年

去世日期：1966年

国籍：中国

性别：男

冯耿光经历

1905年回国，历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管带、协台，广东武备学堂教习，陆军混成协标统，澧州镇守使。1911年任清政府军咨府第二厅厅长兼第四厅厅长。武昌起义后，被清政府派为参加南北议和的北方分代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兼临城矿务局监办，参谋本部高级参议，领陆军少将衔。后任临城矿务局督办。1918年3月任中国银行总裁。1922年改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在这段时期内，张嘉璈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主持日常行务，在冯的支持下，中国银行整理了京钞，并扩充了商股股份，摆脱了北京政府对中国银行的控制。此外，冯还兼北洋保商银行董事、大陆银行董事、中国农工银行董事等职。1926年再任中国银行总裁。

1928年起任新华银行董事长，联华影业公司董事。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改为政府特许的汇兑银行，冯专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1931年新华储蓄银行发生危机。中国、交通两行拨款将其改组为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冯为董事长，王志莘为总经理，孙瑞璜为副经理。在冯的支持下，王、孙二人锐意改革新华银行，该行成为当时最富有朝气的银行。1945 年冯耿光改任中国银行高等顾问，还一度出任过新华银行董事长。

1947年至1948年10月任中国农工银行董事长，对业务发展和同人福利备极关心，对银行前途充满信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银行与公私合营银行董事。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冯耿光评价

冯耿光是最坚实的梅党。为梅兰芳营宅于北芦草园，幼薇性固豪，挥金如土，梅兰芳初起，凡百设施，皆赖以维持。以兰芳贫，资其所用，略无吝惜。兰芳益德之，尝曰：他人爱我，而我不知，知我者，其冯侯乎！

冯耿光冯耿光回忆录选

《我在中国银行的一些回忆》

我1918年3月第一次到中国银行（以下简称中行）担任总裁。1928年前我曾两度担任总裁，以后一直专任常务董事，只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改任高等顾问。解放后，中行改组获得新生，我又重新担任董事。

1918年，我在临城矿务局任督办，这个矿局是由华北银行投资中外合办的。督办由中国方面委派，薪金按法郎计算，最初待遇很丰，后来因法郎贬值，逐渐降低。冯国璋到北京就代理大总统后，曾有意要我担任陆军次长，我虽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但只在很短时期中带过部队，对于政治一向不感兴趣，因此我对于这一职务很觉踌躇。正在这时，王克敏做了财政总长，要想找一个和冯有渊源的人担任中行总裁，遂来拉我去接替他这一职务。我熟思之后，就决定到中行来。45年来，我在中行的职务，虽有变更，始终没有脱离过。现在我把在中行经历的重大事情，就记忆所及，概述数事如下：

从反对袁世凯称帝说起

袁世凯称帝前，梁启超、蔡锷等密谋反对。王克敏清末曾在日本任留学生监督，与梁启超结识很早，交情不浅。1913年王在中法实业银行做中国方面的代表时，曾替袁世凯向该行借到一笔钱，但没有密切关系。由于他的官瘾很大，喜欢热闹场面，遂经常参与梁、蔡的密谋。我那时是总统府顾问兼临城矿务局督办，事情很闲，也常和他们在一起活动。我们这帮人当时虽对袁认识不清，但赞成共和、反对帝

制是一致的。有一天，蔡松坡相识的妓女小凤仙问蔡为什么反对袁世凯做皇帝，蔡说：“现在我们大家见面拉拉手就行了，如果让袁做了皇帝，我们就要向他跪拜，那还受得了。”蔡在云南起义后，即率部队进攻四川。唐继尧的部队跟在后面，态度不十分明朗，如果蔡部军事不很得手，唐部很可能叛变。

就在这时，我到天津，住在利顺德饭店，遇见王克敏，他邀我去见进步党负责策划的人——蹇念益（季常）。蹇把当时形势讲给我们听，认为必须北方军人中有人起来响应，蔡的声势才能壮大，反对帝制的起义才能成功。蹇的意思要我赶快到南京去见冯国璋，劝他早日表明态度。我看到此事关系重大，立即答应下来。这时袁的密探布满在交通要道和头二等火车中，必须机密行事。当天我就乘三等车南下，到南京时正值午夜一点多钟。我乘车到冯居住的上将军府（即太平天国天王府旧址），门卫问我来意，我托辞找冯的上菜工友，混进府去，以免惹人注意。这一上菜工发在前清军咨府做过事，人很机警，这时是冯的亲信。我与他见面后，即嘱其不要声张，将我引到签押房和冯密谈。

冯问到外面情形，我就把各地反对帝制的局势告诉他，并问他手下有多少军队，打算怎么办？冯说嫡系军队有限得很，所以不敢轻露举动。我就乘机进言说，袁派了两路大军沿着京汉、津浦两铁路南下，表面上是和西南方面作战，实际上对冯也是一种威胁，必须早日表明态度，才是自全之道。冯说：“袁是老上司，如何可以反对。”我说：“袁如不做皇帝，还可以保全大总统的地位。反对帝制，就是为了袁本人和其子女后代的安全，正是爱护老上司。”冯听了我这番话，劝袁退位的意思才最后决定，立刻吩咐一位贺秘书当晚草拟电稿。次晨我见到冯时，他已坐在那里看电稿，经我一同参酌，稍加润色，即于是晨6时发出。

这封电报拍发以后，整个政局为之一变。进步党梁启超等通过王克敏和我与冯拉上关系。后来冯任代理大总统，梁任财政总长，王和张嘉璈任中行正副总裁。后王接任财政总长，就约我去接替他的职务。我和冯系前清军咨府老同事，认识最早，交情也很深，但担任中行总裁，却是梁、王的主意，不是冯自己找我的。

王克敏和张嘉璈在中行

在1918年到1928年间，中行总处主要是由王克敏、张嘉璈和我三人共同负责主持，遇事大家商量，分别联系办理。王和我均先后两度担任总裁，张则一直担任副总裁，具体主持银行业务，没有更动过。

我和王很早就认识。他的父亲王子展（存善），一向在广东做官，交游很广，与我家有世交，因此我和王家父子都很熟悉。王在清末从日本回国，因为他的父亲和直隶总督陈夔龙（筱石）有交情，由陈保举他做天津交涉使。辛亥革命后，冯国璋调任直隶省都督，王仍任交涉使，我曾从中介绍，这是冯、王结识之始。有次冯在交涉使署宴请各国驻天津领事，冯的卫兵不满意所发的车饭钱，吵闹起来，王不顾情面，当场申斥。冯对王的举动不但不见怪，回到都督府还惩办了闹事的卫兵，因此两人的交情倒反而更深一层。王经手中法实业银行借款时，袁世凯送给他一张100万元的支票。那时他因为眼睛不好，住在北京六国饭店，要由人扶到总统府去签字。他回到饭店时，曾拿这张支票要我替他瞧瞧金额，并问我要不要拿点钱去用。我对他开玩笑说：“至少要分我一半，少了没有用。”这笔钱在当时为数不小，很可以供他挥霍一阵。王在北方很久，对于军政界各方面人物，都有拉拢，人很机警，政治嗅觉也灵敏。我们在这方面时常要靠他代为筹划应付，特别是在曹锟、张作霖等人当权时期，中行对外交涉，都是由他出面进行。他在中行多年，关系很深，但对于行里人事，除了两次大裁员外，很少过问。在历次政潮中，中行也没有因为王的政治活动而卷入漩涡中去。

张嘉璈是日本庆应大学出身，在未进中行前，曾在浙江省议会和北京参议院做过秘书，很为王家襄所信任。他到中行来，大概是通过进步党的关系。他那时年纪很轻，但一般朋友，同事都认为他是政客，有时大家谈得很热闹，他一来到，谈锋马上冷淡下来。1926年中、交停兑时，张在上海分行任副经理，曾与经理朱汉章共同筹划，抗拒北洋政府停兑命令，照常兑现，在对外宣传联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两人相处始终不甚融洽。宋也是经常用政客两个字来形容张的举动。有一个时期政客两个字几乎成为张的绰号。北伐前几年，每逢中行准备发股息时，我就要电约汉口、杭州两行经理同到上海和宋汉章磋商分担垫款办法。有时宋问我的来意，我回答说：“这不用我说，你心里也明白。”宋问我垫款几时可还，我说：“有钱就还，没钱就慢点还。”宋认为我说话实在，不像张那样虚伪，说话吞吞吐吐地靠不住，常常约期准还，到期仍然还不了。平心而论，张对于银行业务经营比较内行，和上海金融界蒋抑卮、李馥荪、陈光甫等素有联络，因此在股东会等方面具有一部分力量。他自到行以后，苦心规划行务，贡献很大。宋汉章的话，也只是一面之词而已。

我和王、张两人结交有先后，彼此性格能力也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都想把中行办好，必须维持它的相对独立性，尽量扩大商股权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北洋政府财政部因为需款应用，经常将该部持有的中行股票抵借款项，我们就怂恿他们陆续让售给商业银行，到北伐前夕，官股为数极少，只剩5万元了。

京钞停兑后的整理

我就任中行总裁时，北京中行钞票停兑（即不能兑现洋），已将近两年，市面上钞票行市时有涨落。北京的银行、银号，做这种京钞买卖投机的很多，其中有一大生银行的经理，名叫张鸿卿，最为活跃。因此社会上流传的一句联语是：“大财神人称燕老（梁士诒字燕孙，有五路财神之称。有人说民五停兑是他的主张），小钱鬼我怕鸿卿。”可见当时京钞投机的猖獗了。

北洋政府在宣布停兑时，仅凭国务院一纸命令，上海等地纷起抗命，照常兑现。结果只有北京一地，中交两行（中国、交通两银行的简称，下同）发钞最多，停兑最久，为害也最烈。北洋政府不但放任中、交京钞在市面上自由买卖，而且还继续向中、交两行大量滥借不兑现的钞票，推行到市面上去。当1916年5月12日停兑时，中行京钞发行及存款数共为2600余万元，到了1917年12月底，增加到6500余万元，京钞的行市也跌落到6折。一般机关官吏，拿到不断跌价的钞票，不能维持生活，叫苦连天。

我就任中行总裁以后，每逢在公共场所，听到人们谈到中行京钞的行市又已跌到几折了，总觉得非常刺耳，颇想早日设法加以整理恢复兑现，才能对得起社会舆论，否则连中行的生存命运也要断送了。因此我在最初二、三年中就经常和中行同事在一起研究如何整理京钞。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时，原有将各国应允缓付的庚子赔款用来整理中、交两行钞票的拟议。我到中行后，旧事重提，由中、交两行联合呈请政府指定此项缓付赔款及常关税作担保，发行7年长短期公债，归还两行垫款，收回京钞，总额共计9300万元，由1918年5月1日开始发行。但第一次发行的成绩不好，截至同年6月29日止，中、交两行共募得4400余万元，不及全数之半。且以财政困难，京钞一面收回，一面发出，增发数实际上超过收回数，钞价亦随之趋跌，引起各方面的责难。中行乃于同年9月呈报财政部，详述维持京钞及整理无效的原因，要求政府不再命令垫发钞券。舆论方面对于银行和财政混成一片，攻击尤甚。财政部遂于是月18日行文中、交两行，正式保证不再令两行垫付京钞。这是整理京钞的重要关键。

中行自停止垫款后顿呈生机，即向备分行及中外各银行商借现金，收缩京钞。以前售余的公债，也由财政部明令继续发行售募，计自是年10月12日至次年1o月4日一年间共募得长短期公债各1300余万元，收回京钞2600余万元。中、交两行京钞流通数目，从1918年4月30日公债发行前的9300万元压缩到1919年10月4日的3800万元，减少约6成。但中、交京钞市价仍在五折之间，不但不见上升反而下降。各方面纷纷提出整理办法，中行股东联合会在上海开会时，也有具体建议。适中行修改则例问题又在临时议会引起风波，中行京钞市价较交行京钞更为低落。

直到1920年春间，因新银行团在巴黎组成又有大借款成立之说，钞价逐步上升到七折。中，交两行认为整理较易着手，便呈请政府发行公债，将京钞全部收回。但以各地战事又起，未能实现。且因直皖两军在京津一带作战，人心恐慌，于是钞价跌到四折左右的历年最低价。其后战事他移，财政部于9月19日重申前请，呈准政府以关余为担保，自10月1日起发行九年整理金融公债6千万元，除以2400万元归还银行垫款外，余数按照票面收回中、交两行京钞，以4个月为期，并规定逾期以后京钞停止流通，无论公私机关，不得再有出入，亦不准再有行市。如京钞持有人及存户不愿购买公债，准其分向中、交两行换立分期归还的现金存单，其利率期限悉与公债相同。所有收回的京钞，一律切角烧毁。

这时，京钞数额，已较前大为减少，流通既有限期，商民不敢观望，投机家也受到限制；且多数积存在各路局及税收机关，收销较易。遂在4个月期限内，发售公债5800余万元，除归还银行垫款外，换回中、交京钞3403余万元，所余公债190余万元，分交中、交两行作为兑换零星京钞之用。京钞收回工作至是基本上告一段落。

中行因为财政部发给的公债，不敷归垫款，京钞转为存款者颇众，致发出定期存单2200余万元，负担甚重，而本身资金不足以应付，乃由王克敏、张嘉璈、吴震修（荣鬯，时任京行副经理）和我共同商量，另行添招商股400万元，补充实力。不料上海发生证交风潮，因而未能招募足额，头寸仍很紧迫。所有各项京钞存单自1921年第三期起未能如约履行照付，不得已又与存户协商仍用金融公债换回前出存单。但中行所存债券，因筹借政府垫款，多已陆续变抵，只好在1922年下半年冉向各商业银行借入金融公债1000万元，以换回存单。所借公债，按照票面金额，分为61个月归还本利，由总行及沪、津、汉三行共同负担。这样，中行京钞存单的结束，又拖延了5年之久。中行董事会在1929年报告中曾指出：“其后此6500余万不兑现纸币之整理，半由政府发行公债，半由本行自筹资金，其间因应补苴，费10年之力，直至民国16年，始首尾清结。论国家，论银行，其受损失，固不待言，而他日谈中国币制者，此实一不可忘之事实。”

有些投机商人，在京钞整理过程中，受到打击，故极力反对、阻挠。交通京行经理胡笔江利用交行京钞作为投机工具，结交官府在市场上操纵获利，对整理京钞很不赞成，后来看到反对无效，便挟带投机所得巨资，辞职到上海去。大生银行张鸿卿曾对我说过：“你们政府银行发行的钞票，又何必兑现呢?”他虽不懂什么货币原理，其主张却和国民党政府一样，只是北洋政府的手段，远不如蒋介石国民党那样毒辣罢了。

安福系阴谋夺取中行

1913年颁布的中行则例，规定中行的总裁、副总裁由政府简任，造成了该行主持人随着财政总长的更换而进退的局面。自从该行正式成立到1917年不到五年期间，前后担任总裁、副总裁的共有11人之多，中行就此成为财政部的外府，也是各派政客官僚争夺的对象。1917年10月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时，约请日本财政学家堀江归一博士到北京演讲货币银行问题，并就中行修改则例，恢复兑现等事，提供意见。堀江认为“欲恢复兑现，非先停止增发钞票不可；欲停止增发，非停止垫款不可。然效停止垫款，则不可不变更组织，使保持银行之独立，不随政治为转移。”因此他极力主张正副总裁由政府在股东会所选举的董事中任命。第二年财政部重新修改的中行则例，就采用堀江的建议。则例明文规定总裁、副总裁由政府于董事中简任，而董事则由股东大会选举，任期4年。我就是由中行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再由政府简任为总裁。后来财政总长虽然时有更换，中行正副总裁，按照则例规定，不再随之进退。这样，中行才脱离了北京政局更迭的影响，整个局面开始稳定下来。

孰知到了1919年安福系得势，又发生很大的风波。安福系政客想夺取中行的管理权，借口中行新则例只由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命令公布施行，当时国会解散，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该系议员乃在临时议会参众两院，提出修改中行则例的新议案，要把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产生等规定完全取消。但是各地中行商股股东普遍反对，西南军政府和各地方商会等方面亦都通电指责。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看到情势不妙，也主张慎重，该案才以“付审查”为名搁置下来。然而安福系政客并不甘心，仍利用同年4月中行股东会在北京江西会馆开会的机会，进行捣乱，串通少数股东到会质问中行当局，企图恢复1913年旧则例，引起激烈的辩沦。但因行方握有多数股权，终于否决了他们的提案。这年冬天，该系议员王伊文等又在众议院，提出查办中行正副总裁案。在未提出之前，特托人向我示意，我一笑置之，并致书友人云：“我对于此案不特不为疏通，且盼其成立，依法行查，借明真相，未始非银行之福也。国家财政，久无办法，国家银行，又何能办，故久有求去之意，不过今日尚非其时耳。现在既有责难，只可镇静以待，若因此遽行求去，则我将何辞以自解。”等到该案提出通过后，中行即沥陈经过，呈请财政部彻查。财政部派员形式上查了一通后咨复众议院，同时我们又从人事上对该系部分政客进行联络，轩然大波才平息下来。

1921年中、交两行的挤兑风潮

1921年秋冬之交，交通银行总理曹汝霖搬到北京佟府夹道新房子里去。这房子有一个小型戏台，可以招待一二百人看戏。亲友们遂在1月16日以祝寿为名，举办了一个堂会，大家凑凑热闹。孰知戏码已经排定，将要开演，忽然有人来报告，北京中、交两行同时发生挤兑风潮。那时中、交的不兑现京钞，已经全部收回，但实力不充，加之财政部在这年又先后向中、交两行借垫军警饷款480万元及公债基金垫款700万元，因此新发兑现钞票的现金准备，极为缺乏；此外还有大量以京钞掉换的定期存单，流在外面，即将到期。这些因素就是引起挤兑的原因。

这次挤兑风潮，因为头寸短缺，两行一开始时便采用限制兑现的办法。每有钞票5元，只兑付现洋1元，余4元仍付钞票；且于付款时，故意将现洋反复敲打，手续异常缓慢。只听见叮当叮当的声音不绝于耳，十分热闹，实际上是为了多拖延时间，少兑出现洋。后来连一点现洋亦不搭付，等于停兑了，于是中、交钞票在市面上又有了行市，其情形的严重，不亚于1916年的停兑风潮。中、交两行都感到内部空虚，彼此互相探听对方实力情形，生怕倒闭在对方的前头。

当时北京的步军统领王怀庆对于挤兑风潮，非常注意，曾经会同内务部、京师警察厅共三方面代表，深夜召集中、交总行负责人去淡活。我和张嘉璈代表中行，曹汝霖、任振采（凤苞）代表交行，接连去了好几次。王怀庆和内务部、警察厅的代表坐在长桌的上首，我等坐在下首，问话时态度严肃，一再追问中、交两行的现款到哪里去了，是不是私人挪用了，对于交行尤其不客气。有一次，警察厅长殷鸿寿说：“若在外县，发生有钱庄停兑倒闭等情事，经理人是要枷首示众清查财产的。这次在北京城里，客客气气，还不好好交代清楚。”我听后气愤极了，就站起来说：“今天我们4个人都在此地，可以暂时拘禁起来，请派大员彻底清查中、交两行帐目。如果有私人挪用公款，以致发生风潮，情愿以身家生命抵偿。”王怀庆看到这一局面弄僵了，就说：“您不必动气，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想个办法，应付这个局面。”这才缓和了全场的沉重空气。经过中、交当局向各方面疏通，终于把这事搁下来。因为这次问话，是由三个官厅共同召集的，我们就把它叫做“三堂会审”。

中行的亏空没有交行大，京、津两行又由沪行宋汉章等装来现洋接济，因而这次风潮，经过半个月的纷扰就解决了。交行风潮拖延较久，最后听说由叶恭绰经手，向奉天省官银号借到现洋400万元，于次年1月问对外无限制兑现，才把风潮平息下去。

张志潭是直系大将，在靳云鹏内阁中先后做过农商、内务、交通三部总长，对于中、交两行的态度，显然有所不同。遇有关于银行方面的事，处处与交行为难，大有非挤垮不可之势。这次风潮发生后，他时常问我交行内容如何。我和他原有世交，彼此相识多年，交情不错，但他为什么对交行如此痛恨，最初我还不大明白。直等到梁士诒由张作霖保驾做了国务总理，吴佩孚通电攻击张、梁，常要牵涉到交行，才知道这完全是一种派系的倾轧。后来奉系失败，梁士诒下台，交行发生动摇，幸由股东联合会推举张謇，钱新之（永铭）担任总理、协理，才把局势挽救过来。

几任总裁的更替

我从接任总裁后，先是应付京钞停兑后的局面。京钞的整理，兑现刚告一段落，1921年挤兑风潮又突然发生，虽在两星期后就归于平息，我个人却不愿再干下去了。我对王克敏说：“这一局面，我实在应付不了，还是仍由你来担任总裁吧！”我的母亲也说我年刚40不宜负此重任。因此第二年（1922年）第二届董事会就改推王克敏为总裁，我退居常务董事之职，副总裁仍由张嘉璈担任。王就职后，因为全行开支庞大，曾大批裁减总处人员，并于次年在济南召集经理会议，商定各分行担负总处开支及维持京行的详细办法；又组织业务委员会，各分行经理担任委员，共同解决各分行的善后问题。

王接任不过一年光景，又去做财政总长，中行总裁职务，由董事会改推金逯（仍珠）担任。金曾在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时做过财政次长，后由浙江兴业银行叶景葵、蒋抑卮等人推荐，做了中行董事。金在我们这些人中，年事稍长，作风稳健，一切措施，率由旧章，不轻易更动。中行业务，在他任期内，也逐渐走上稳步进展的道路。1926年第三届董事会成立，他继续担任总裁，但因病重不能到行执行职务。王克敏又以其他原因，不便出面，我遂再度被推为总裁。这时北方已在奉军控制之下，政治，经济紊乱达于极点。

早在1925年，中行中国香港 分行经理贝淞孙（祖诒）就写信给北京总处，报告国民党自从1924年改组以后，有国际援助，声势很好。第二年北伐开始，具又报告国民党政府向广州银钱业借款80万元，雇用挑夫把现洋放在砖头下面，挑过粤赣边界大庾岭，作为中央银行的发行准备，并且说北伐军力量雄厚，组织严密，胜利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打败北方军阀。王克敏，张嘉璈和我三人在一起商量，认为北方政局腐败，是我们所亲眼目睹的，军队不能打仗也是事实，但南方动态究竟如何，却不敢轻易相信，最好能有一人亲自去看看。王、张两人认为我是广东人，如果前去，比较不惹人注意，我也同意以探亲为名回家乡去一趟。

我到广州，看见那里各方面情形，另有一番新气象，和北方完全不同，住了一时就回来。不料路过南京时，被孙传芳知道行踪，派人约我去谈话。我原无意见他，但又不便推托，只好勉强去应付一下。孙首先问南方情形如何，“赤化”能不能成功？我推说他的消息灵通，一定比我知道得还清楚。孙进一步用请教的口气征求我的意见说：一你是我们的老前辈（孙是日本士官学校后期学生），大家可以畅快谈谈。张作霖是土匪，蒋介石是流氓，两个人都来拉拢我，你看我和哪一个人联合比较好?”孙接着又说：“北伐军很能打仗，不容易抵挡。”我当时心里想，这种重大的事情，岂可以随便答复，只好用空洞的话来搪塞一下。不料我回到北京时，孙已和张作霖搞在一起了。我看到南北政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就和王克敏、张嘉璈两人商量，由王和我留在北方，应付北洋军阀，张嘉璈因母病很重，正好赶到上海，就地与国民党联络，相机应付。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28年总处搬到上海时为止。

张作霖、蒋介石向中行强迫借款

我在北方多年，熟人很多，维持中行局面，本不致有什么问题。不料有一天，驻在保定的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部，忽然派一参禁到中行总处来找我说，他们有一笔进口押汇的军火，约值30万元，在未交货付款前，洋行方面要求银行担保，张学良要我以中行名义签字担保。我因兹事关系重大，推说须经董事会通过，而当时各董事散居各地，无从召集，难于照办。对方坚持不允，最后说要派一副官带领宪兵四人护送我到保定去见张学良，当面商量。我想此事不妙，遂找陆军次长杨毓珣设法。杨说：“千万不可同去，否则便没有办法。”即由杨亲自找张作霖说明原委，一场虚惊，才算平安渡过。

张嘉璈在上海应付国民党政府的需求，也不是很顺利的。他和黄郛，陈其采，钱新之等人，原来都是很熟的朋友。当北伐军到上海时，国民党就指派陈，钱等人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中行由吴震修代表参加。有一次这个委员会议决，先凑二五库券垫款100万元，送到南京去，要中、交两行各担任50万元。先是钱新之与宋汉章商量，宋不允垫借，后由吴向宋劝说，宋仍坚决不答应，并且说：“孙传芳军队，已经过江来了。”吴看到这事无从下台，就赌气不管，一个人溜出边门跑去看电影。因为这笔垫款发生波折，财政委员相继辞职，蒋介石大为不满，第3天就打电报给宋汉章，非要借1000万元不可，措辞异常强硬，虽经再三疏通，最后还是分期照借了。二五库券第一次发行总额就有3000万元，沪行担任的数目也不少。宋汉章因为不善于应付，坚决要求辞职，遂由总处决定把宋提升为沪区行总经理，后由董事会推为常务董事，所遗沪行经理职务，由贝淞孙接任。

国民党政府攫夺中国银行

1928年中行被迫改组，增加官股，是国民党攫夺中行的开始。这年中行总处从北京搬到上海，我也下决心把北京的房子卖掉，移家南下。同年11月17日中行在上海银行公会开股东常会，由我主持。原来议程中列有改选第四届监察人和第三届董事两案，却因为国民党政府已于10月26日公布中国银行条例，不得不临时撤销，故于常会后接开股东临时会，同意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组方案。张嘉璈实际上是参与方案的拟订的。

根据这一方案，中行改组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把国家银行的职能拱手让给中央银行。中行的官股除原有5万元外，增加495万元，以公债拔充，合为500万元，计占股分总数1/5，由财政部加派官股董事3人、监事1人。原任商股董事监事，虽未满期，全部改选。王克敏因帮助北洋政府借款，已于是年4月间被通缉。董监事人选中与北洋政府关系较深者，均掉换为与国民党接近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和华侨富商。总处组织也由总裁、副总裁制改为董事长、总经理制，由李馥荪任董事长，张嘉璈任总经理。我本不愿意担任总裁，就此摆脱这一职务，专任常务董事，不再到行办事。这是中行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变迁，中行在北洋政府时期成为经理国库的国家银行地位和局面也就宣告结束。

回忆中行活期、定期存款总数，1917年底为1.4亿元，1928年底为3.8亿元。钞票发行额，1917年底为7000万元，1928年底为1.7亿元。1928年底，全国银行发行总数为2.9亿元，中行发行总数约占半数；全国各银行活期、定期存款总数为9.8亿元，中行存款总数约占四成。中行自从1916年停兑以后，信用破产，创深痛巨。在这一时期中，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对于金融事业的发展，影响尤大。我们经过11年的努力经营，获有上述成就，虽很渺小，总算为中行打下初步基础，国民党政府上台后攫取中行，所以采用缓进办法，也是因为中行这时在金融界已有相当力量，可以暂时利用的缘故。

张嘉璈在改组之初，对于国民党还存有幻想，一心要模仿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办法，将中行办成为有国际地位的汇兑银行，他于1930年从欧美各国考察归来，添派英美留学生多人来行，锐意经营业务：一方面增设伦敦等国外经理处，推广国际汇兑；另一方面将各分行迁至通商口岸，利用原有的钞票发行，积极与工商企业联络。虽然1931年长江流域大水灾，“九·一八”东北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对社会经济尤其是金融业是严重的打击，但中行业务仍有进展。到1934年底，全行活期、定期存款总数达5亿余元，各项放款为4亿余元，均较中央银行多一倍许，发行总数为2亿余元，较中央银行多两倍半。上海等地中行的声势，都远远超过中央银行。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整个金融事业，乃以“巩固金融，救济工商业”为名，于1935年3月再度改组中行，指定宋子文为董事长，调张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改任宋汉章为总经理。股本总额增为4000万元，官股原为500万元，再增加1500万元，以国民党政府新发行的金融公债抵充，共为2000万元，在总股额中所占比例自1/5增加到1/2。官股董事、监察人和常务董事的人数都有增加，政府的力量更深地渗透到中行来，四大家族就此直接支配了中国银行。

国民党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度攫取中行，听说王克敏和胡笔江都是宋子文的幕后策划人，但张嘉璈却事前毫无所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据吴震修说，当改组消息发表时，张嘉璈曾以长途电话把他从南京分行叫到上海来商量。他当时情绪很激动，说不出话来，过一会儿才对张说：“我与你在中国银行共事多年，从前称呼你副总裁，现在称呼你总经理，不愿意再在别处称呼你副总裁。”吴震修的意思是劝张嘉璈不要就任中央银行新职务，但是最后张还是去了。这样，国民党政府通过两次改组的命令，只用几张公债预约券，便把历史悠久的中行夺去为四大家族所私有，从此中行变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大银行。

宋子文在中行新董事会成立时，曾设宴招待董监事及高级人员。我想这是他们这帮人的庆功宴，与我无干。恰在这时，梅兰芳到苏联去演出，不在上海，他的几个孩子搬到我家里养病，我就借此托词不去参加了。

解放以后，中行才回到人民的怀抱，成为公私合营的中国外汇专业银行。

宋子文当权后的二三事

我在中行常董会时，曾有一次因为一笔外汇放款事，与宋子文发生龃龉。宋这时已在广东银行有大量投资，并由宋子安任董事长，想要中行放一笔美金给该行，为数约美金20万元，以该款买进的美国证券作抵押。我当时认为美金押款未尝不可以做，但抵押品作价须照市价打折扣，不能十足抵用；如市价低落时，还要随时补足差额。宋当时很不满意，但也不便反对。这笔押款，就此没有做成。后来听说宋通过中行纽约经理外还是用存放同业方式，把这笔钱借去。

抗战发生，中行总处移设中国香港 ，我和吴震修也先后去港。中行常董会虽没有召开，我却又为了上海中行大楼事得罪了宋子文。就在抗战第二年，宋在美国忽然要把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23号中行大厦（即现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办公处）全部房地产过户给美国一家保险公司，一切条件，都已大致商妥，但须经过中行常务董事们同意签字，才能成议。宋汉章要我表示意见，我说：“现在抗战期问，我行总处不得已搬到中国香港 ，但在上海各地还发行有大量钞票，收存有很多存款。如果把上海分行营业用的房屋，转移给外国人，那就要失尽人心，自坏信用了。宋子文要这样办，尽可以用他自己董事长名义去做，这事我作常务董事的不能签字。”宋汉章见我的态度非常坚决，也不敢签字。这项中行大楼易主问题，就此搁起来了。孰知宋竟因此对我大为不满。因此抗战胜利后，中行董事名单中就没有我的名字了。张群认为我在中行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能保持一个商股董事席位，曾经问过孔祥熙。孙说：“子文不赞成。”孔拟改任我为官股董事，我未同意，遂改聘我为高等顾问。

宋汉章在解放前夕，误听人言，跑到中国香港 去。他在中国香港 发给中行高级职员退休金时，托人通知我，如我到中国香港 去，所有住港费用，可由总处预为筹措。我不愿意长期流亡到海外去，只好辜负他的“好意”了。

我在旧中国银行供职30几年，都是直接间接替统治集团办事。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给我以信任和照顾，我又重新担任了中行的私股董事。

（选自《文史资料精选》第五册，林汉甫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