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上的康乾盛世_老百姓是真的丰衣足食了吗_盛世_乾隆_康熙

最近不少的人也都在问这个康乾盛世的问题,先不说这个盛世是不是属实吧,但是话说这个盛世到底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呢?这个问题也非常的有意思,也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所以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简单的分析揭秘看看,感兴趣的别错过了。

在中国,大多数人对“康乾盛世”这个词都不陌生。因为从教科书到影视剧,对于“康乾盛世”的阐释随处可见。

所谓“康乾盛世”,通常指清朝玄烨、胤禛、弘历的统治时期,从康熙元年(1662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共134年。

也有某些后世学者,试图“更精确”一点,遂把“康乾盛世”的起点定为鳌拜倒台的康熙八年(1669年),终点为王伦起事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共105年。

“康乾盛世”指代这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是始于何时呢?

清朝皇帝喜欢称当朝为“盛世”

“盛世”一词,最早是拿来赞颂传说中的上古时代。

如西汉末年的崔篆,在《慰志赋》中,写有一句“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这个“盛世”,指的是商朝的成汤、武丁时期。

史书中常见的“尧舜之盛世”(《后汉书》)、“古盛世”(《晋书》)等说法,也是相似的用法。

在两汉之人看来,“盛世”乃是一种对理想的向往,而非对现实的赞颂。

比如,东汉末年,张纮死前,在给孙权的建议书中,第一句就说:

“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

那意思是说,创建“盛世”是历代统治者的理想,但他们统治无方,很少有人能实现这一目标。①

魏晋时期,开始有人拿“盛世”来赞颂当朝。

比如,西晋的潘安在《西征赋》中说:

“当休明之盛世,托菲薄之陋质。”(我这样粗陋的人,竟然如此幸运,能生活在这样美好的时代)

唐宋以后,这种用法更为常见了。

比如,唐人羊士谔在诗中说“盛世当弘济”;宋人邵雍在诗中说“为士幸而居盛世,住家况复在中都”;元人许有壬在曲中说“生盛世,遇今年”;明人唐时升直陈“幸逢明盛世,悠悠以徜徉”;……都是在念叨“我真幸运,躬逢盛世”。

除文人外,此一时期的皇帝,也开始喜欢在诗文中称颂当朝为“盛世”。

比如,宋太宗赵光义在填词中,就有“承平此事比应难,盛世欢娱情好尚”、“务本含灵皆自化,和平盛世纵遨游”等自夸的句子,大意无非是“朕的盛世让人愉悦逍遥,实在了不得”。

图:明朝有一部戏曲集,名为《盛世新声》

到了清朝,皇帝将“以盛世指称当朝”这种用法推向极致,其使用次数,远超此前历代之和。

比如,有学者统计,“盛世”一词在康熙五十六年的《万寿盛典初集》出现73次,在乾隆三年的《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出现52次,在乾隆五十年的《钦定千叟宴诗》出现39次,在乾隆五十七年的《八旬万寿盛典》出现62次。

其中,常见的多是“恭逢盛世”、“盛世丰年”之类的陈词滥调。如《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所收,胤禛在雍正六年的谕旨中,即有“当此太平盛世”之句。②

甚至到了晚清,已是内忧外患,清朝皇室也依旧处处以“盛世”自居。

比如,同治十三年,“皇太后四旬万寿”时,清宫所制乐章是:

“皇帝仁孝兼隆,圣母万福攸同。盛世人民乐恺,清时景物照融。”(皇帝棒棒的,圣母皇太后也棒棒的。盛世下的百姓都乐开了花。)

再如,光绪十五年,载湉“大婚”,乐章中又说:

“平治修齐逢盛世,中宫位定采蘩时”。③

既有皇帝称当朝为“盛世”在先,臣子们当然争相效仿。尤其嘉庆年间后,清人追念王朝的过往“荣光”,更是大赞盛世。

比如,嘉靖十三年进士姚莹曾言:

“本朝康熙、乾隆之间,天下富庶,教化洽隆,岂异域殊方所能仿佛者?”

编写《海国图志》的魏源也说:

“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余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④

这些人对“康乾盛世”的推崇,可谓溢于言表。

图:晚清郑观应编的一套书,名为《盛世危言》

“康乾盛世”最早具有讽刺意味

清朝灭亡后,民国学者对清朝皇帝自称的“盛世”多有批判。即使肯定清朝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也仅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称为“清朝的盛世”或“清室盛世”,视之为清朝最昌盛的时期,而未曾将其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予以褒赞。⑤

现在惯用的“康乾盛世”一词,要迟至1949年后才出现。

据历史学者李华川的考据,邓拓是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人。邓拓将孟森所言“嘉道守文”前,加上对仗的“康乾盛世”,并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中如此阐释:

“历史已经证明,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期。”⑥

显而易见,在邓拓的语境里,“康乾盛世”这个词带有讽刺、否定的意味。此后,“康乾盛世”一词,遂长期作为史学界惯用的讽刺性概念存在。

比如,1963年所出《中国财政史讲义(初稿)》中说:

“清统治的衰落,具体到财政的紊乱和枯竭,早在所谓’康乾盛世’前期阶段,已开其端,而且逐步滋长……”

又如,钱宗范1975年在《康熙》一书中批判说:

“他们把康熙统治时期的中国,讴歌为‘太平盛世’,或者和后来的乾隆统治时期并提,说成是‘康乾盛世’。这种观点,是明显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本性。”

伴随着这种讽刺性的否定,“康乾盛世”一词,也逐渐为人熟知。

到了80年代,很多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被重新评价,“康乾盛世”也不例外。

一些学者开始用“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称赞清朝中期的经济发展、广阔疆域和文化建设等。

比如,1994年兰丕炜所著《中国封建盛世的兴衰》一书,明确将“康乾盛世”列为中国古代三大盛世之一。1998年,清史学者李冶亭又出版《清康乾盛世》一书,详叙此“盛世”的历史。

图:部分有关“康乾盛世”的书

2002年,著名清史研究者戴逸(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更是直接宣称:

“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

在戴逸发表上述言论后,史学界开启了一场有关“康乾盛世”的讨论。

学者周思源发表《正确看待康雍乾之世》,提出异议:

“我并不否定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功绩,但是,不赞成现在依旧把康雍乾时期说成是‘盛世’,尤其不赞成对康雍乾之世做过高的评价。”

在他看来,“彻底扼杀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历史性错误”,致使中国完全落后于西方。

此后,相继有人发表文章,无论是肯定“康乾盛世”之说,还是反对将玄烨、胤禛、弘历的统治时期称为“盛世”,都无一例外地让“康乾盛世”几个字频繁见诸报端。

加之《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影视剧的影响,使得“康乾盛世”几乎成为一种历史常识。⑦

“康乾盛世”名不副实

古人没有对什么是“盛世”下过具体定义,但在很多地方指出过,什么不是“盛世”。

宋史学者王曾瑜梳理相关史料,发现古人心中的盛世,至少要满足四个标准:

“一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乐业;三是社会犯罪率低;四是容纳和欢迎直言。”

古人有关这个四个标准的论述很多,如南宋人高斯得曾奏称:

“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桓、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

——君臣间靠利益关系维持,这不是在盛世中应该出现的。

明人高攀龙奏疏中道:

“赤子寒无一缕,赤身立骨,辗转于涂泥之中,叫号于风雪之夜,岂盛世光景。”

——老百姓没有衣服穿,在风雪中哀号,岂是盛世该有的样子?

明人焦竤有言:

“今饥馑频仍,羣不逞之徒钩连盘结,此非盛世所宜有也。”

——现在常有饥荒,遍地都是匪徒,这不是盛世该有的情形。

南宋人虞俦上奏称,

“朝士大夫多不敢窃议时政,于心有所不然者,不过相视太息而已,此岂盛世气象耶?”

——朝中大臣们不敢议论时政,心中有所不满,也只能相对叹气,这难道是盛世中应有的现象吗?⑧

对照这四点标准,康雍乾三朝,均难以满足。

首先,有和珅为首的巨贪集团,吏治难称清明。

其次,清朝人地矛盾突出,流民众多,乾隆三十九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王伦起义”,治安情况并不乐观。

第三,深信“康乾盛世”之说的戴逸,亦在书中写道:

“如果每人有土地四亩,得粮食四石,可以维持生活的话(指可以保证每天一升,大约一市斤),那么,1790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三亩,粮食只有三石,已经不足。”⑨

意即,所谓“康乾盛世”中,老百姓是普遍吃不饱饭的。

第四,皇帝大兴文字狱,言路自然不畅。

更何况,康雍乾三朝的锁国政策,导致中国错过商业革新及工业革命,从此完全落后于西方。

如此这般的一个多世纪,又有什么资格被称为“盛世”呢?

正如社科院学者王春瑜在《尊重历史》一文中说的那样:

“清代的御用文人,及当代品清代御用文人余唾津津有味的流俗史家,居然艳说康、雍、乾三朝是盛世,是患了政治色盲症的结果……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人造的幻景而已。”⑩

也如学者李华川所言:

“康、雍、乾时期的君臣们喜欢用这个概念自我粉饰,时隔两百余年,这种粉饰可以休矣……作为史学名词,把‘康乾盛世’放在人类历史的坐标系上,就会发现它既经不起推敲,又易造成误解,也许用少些价值判断味道的清朝‘鼎盛时期’或‘全盛时期’来定义三朝,更为合适吧。”

因此,拒用“康乾盛世”,不妨“从我做起”。

图:《乾隆南巡图》(局部)

注释:

①(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张竤传》,中华书局2011年。

②⑤⑥李华川:《“康乾盛世”说渊源考》,《清史论丛》2011年号,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③赵尔巽:《清史稿.音乐志》,中华书局1976年。

④⑦刘文鹏:《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以来的“康乾盛世”研究》,《学术界》2010年第7期。

⑧王曾瑜:《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中华古政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⑨徐康宁等:《“康乾盛世”:一个跨越世纪的误读》,《经济学家茶座》第6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⑩王春瑜:《尊重历史》,《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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