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6年十月，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向起义军交出象征皇权的玺符节，宣告了秦朝的灭亡。
秦朝虽亡但天下未定。汉王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开始逐鹿中原。
从公元前206年八月至公元前202年十二月，项羽、刘邦为争夺政权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争。这场楚汉相争历时四年多，刘邦屡战屡败，由弱变强，终于一统天下，即位于氾水之阳，成为延续四百零五年西汉东汉王朝的开创者。而项羽屡战屡胜，却最终由强变弱，仅存二十八骑，自刎乌江。
对于出现这种历史结局的原因很多，史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评论。
早在秦亡之前，作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的刘邦项羽，在长期的战斗中已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战斗风格和政治品质。
刘邦接受了略地入关的任务后，扶义而西，军事打击辅之以政治攻势，特别是严令军队“诸所过毋得掠卤”，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一路进军顺利，出现了“秦人憙，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的势如破竹的局面，捷足先登咸阳宫。这时的项羽率兵救赵，途中将畏敌不前的主帅宋义斩首，掌握了全部军权，威震楚国，名闻诸候。接着，胜利地指挥了巨鹿之战，消灭了秦的有生力量，建立了万世称颂的奇功。
但在辉煌的战功面前，在一片赞扬声中，项羽凶残的本性恶性膨胀。令人发指的是，当他率军西进至新安时，仅仅因为在诸侯吏卒和秦降卒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秦将卒对即将开始的入关破秦战斗产生了一些正常的顾虑，他便让楚军在新安城南将二十余万秦降卒全部坑杀。显然，这些被坑杀者的家属对残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是深恶痛绝的，加上与他们有牵连的亲戚故旧有数百万人之多。项羽未入函谷关，已失去占天下人众十分之三(见《史记·货殖列传》)的关中人民之心，从此之后，这二十万冤魂将时刻萦绕在项羽周围，使其在关中之地寸步难行。
到达关中之后，刘邦立即约法三章，用以收拢人心。“约法三章”得到广大人民的普遍拥护。刘邦收拢人心的政策和措施在史书中俯拾皆是，如:“诸故秦苑囿园池，皆另人得田之”、“大赦罪人”、“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病愈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
而项羽这种所过残灭，斩尽杀绝的作法，必然导致“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只有一次例外，公元前203年，项羽为了打通粮道，攻彭越控制下的外黄，城陷之后，要将全城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坑杀，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向他分析了此举的弊端:“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难得项羽听从了一个孩子的劝告，但可惜为时已晚，项羽又不能彻底醒悟改弦易辙，已难将失去的人心收回。
众所周知，军队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主要力量。刘邦对待自己的军队，一方面约束以严明的纪律，一方面给他们以看得见的好处。在战败的时候，他非常注意安定军心。汉四年，广武一战中，刘邦被项羽射伤，他机智地演出了一场“伤胸扪足”的喜剧，接着，“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于汉”，这样，他的军队几经挫败而复振，越战越多，越战越强。在建立了西汉王朝之后，他下达的第一个重要诏令“罢兵赐复诏”，便强调要妥善安置从军吏卒:“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汉书·高帝纪》)。这一方面是为重建新的封建统治所必须，另一方面也是与天下同利、与将士同利的传统作法所使然。
而项羽，虽以军事家称著，但却并不懂得收拢军心、利用军力。在被人们称颂的巨鹿之战中，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项羽的骁勇，也可以看出这支农民起义军是多么英勇善战。以后，这支军队数量在增加，勇气却在消退。战役上仍然在取胜，战略上却在失败。巨鹿之战时的士气，在楚汉之间上百次的战斗中，始终没有再次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项羽在军士中逐渐失去人心。
项羽坑杀二十万秦降卒，不仅激怒了关中广大人民，也使自己丧失了一支相当可观的生力军。分封时，“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制造了嫡系和旁系之间的矛盾，使得本来可以联合对敌的军力分散开来;三则，项羽对将士，“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利而不予人利”，他虽然也是“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泣涕分食饮”，有着“仁爱”之称，但这种小恩小惠在将士当中已被看作是虚伪，韩信就称之为“此所谓妇人之仁”。使其丧失军士之心的是其“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刘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
刘邦能用人，会用人，使四方之才云集，“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在领导集团之中能得众将之心；而项羽不能容人、不会用人，使众叛亲离，最后成为一个光杆司令。这似乎已成为古今公论。
古今中外即使是天才的人物，仅靠一己的能力与智慧去夺取政权、治理国家，是不可能的。刘邦能博采众议，择其善者而从之，充分发挥领导集团一班人的作用。他将张良、肖何、韩信这汉初三杰委以重任，当作自己有力的臂膀。即使在盛怒的时候，也能听进他们的意见，即使在产生隔膜的时候，也能委曲而求全。刘邦用人不搞门户帮派，只要有才能，不管一直忠心耿耿跟随自己打天下的人也好，不管从敌对营垒中反正过来的人也好，不管反对过自己的人也好，他都能一视同仁、委以重任。《史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项羽则全然不同，他视自己为神物，视别人为草芥，他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拥有人才而不用，韩信、彭越、黥布、陈平等人本来都是他的部下，却轻易地将这些人驱赶到对方去，成为置自己于死地的重要力量。亚父范增足智多谋、忠心耿耿，项羽对他非但言不听计不用，而且因为陈平施展了一个拙劣的计策竟然上钩，怀疑范增与汉有私而“稍夺之权”，致使范增最终对这位不可一世的霸王完全丧失了信心，至此项羽完全成了孤家寡人。
对别人许多有益的意见，有的拒之于千里之外，有的报之以残酷的杀戮。例如，项羽欲从关中衣锦还乡时，“韩信说项羽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不听，韩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事实证明，韩生的意见是正确的，在意见未被采纳的情况下，偷偷骂了一句，也是好心，并非恶意攻击之词，而项王闻之，竟然将他烹杀。
楚汉战争之际，不仅战争双方的战场犬牙交错，而且敌我友的力量、斗争的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出扑朔迷离的状态，因而瓦解敌军、在敌对营垒中收拢人心，就显得更加重要。
对于对方营垒中出现的叛徒，刘邦竭尽拉拢利用之能事，如对楚左尹项伯，“吾得兄事之”，“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使他死心塌地地利用其项羽季父的特殊身份为自己效力。鸿门宴上，他“常以身翼蔽沛公”，挡住了项庄刺向沛公的利剑;烹太公的高俎前面，又是他以“虽杀之无益，祗益祸耳”的托辞救了刘邦父亲的命。楚败以后，项伯被刘邦封为射阳侯。这样一来，背楚归汉者不绝。
与此形成显明的对照，项羽对刘邦营垒中出现的叛徒，非但不保护、不利用，而且将之置于死地。曹无伤曾向项羽暗中传送了重要情报，但在鸿门宴上，刘邦刚刚说了几句好话，愚蠢的项羽竟然将底细和盘托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致使刘邦回到军中第一件事就是“立诛杀曹无伤”。试想有曹无伤为鉴，即使有想叛汉者，又怎么敢投奔项羽呢?
因此，人心的向背乃是楚汉战争中刘胜项败之最主要的原因。
正因为人心所向，使刘邦得到了广阔富庶的巴蜀汉中和关中的根据地，兵力、粮饷和军用物资源源不绝地输送到前方。而项羽所占的九郡之地动荡不安，兵源和军食都得不到及时地补给，逐渐出现了“兵罢食绝”的局面。
正因为人心所向，刘邦在战役上虽然屡战屡败，但总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在战略上一直处于主动地位。而项羽虽取得无数胜利，却经不起失败的挫折。
正因为人心所向，刘邦多次遇到危难总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例如鸿门宴上项伯的解救、彭城之役中丁公的放脱、溃退之中周吕侯的接应、荥阳被楚军四面围困中纪信的替死等等。而项羽在垓下战败被重重围困的危难之中，只有他和他的老婆相对而泣，率麾下壮士八百余人连夜南逃至阴陵的路上迷失方向，连一个普通的农夫都有意地为他指错方向，使他迅速败亡。
最后还是那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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