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代灭亡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66历史网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为什么元代只存在98年，就灭亡了?
首先，元代是草原民族第一次一统中国。
其次，一统中国的元代存活了98年之久。
而就这两点来说，统统都算奇迹。换个说法，就是蒙古人的运气太好。
之前的匈奴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沙陀人以及契丹人，它们哪一个入主中国且一统中国了?
一个没有。
那蒙古人为什么可以?
五代以后的北宋王朝，无法与秦汉隋唐类比。中原处于一种半一统状态，甚至可以认为是宋、辽、西夏的三国演义。后来，则是宋、金、西夏的三国演义。而且，比之前的那个三国演义，还要乱。因为宋金之间就是另一个南北朝。所以，这时候的中原就是一个三国加南北朝的混乱叠加。
恰在这个时候，蒙古崛起了。可以说，自秦汉以来，草原民族都没赶上过这么好的崛起条件。
运气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蒙古人拿到了这张通行证，其他草原民族没能拿到。
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尊号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
公元1260年，忽必烈将大蒙古国的统治重心从草原转移到中原。
公元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
“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所以，这个国号没啥言外之意，简单说就是大。大蒙古国自称“大朝”，这与自称元代没啥差别。而且，蒙古人的官方文书常常将两者叠加，即“大元大蒙古国”，翻译一下就是“大大大蒙古国”
公元1279年，大元灭掉南宋残余朝廷，正式一统中国。
自1271年建号大元到1368年逃离大都，大元代总共绵延了98年。而这98年国祚，也算运气好。蒙古人折腾了98年才把自己折腾死，这要算老天眷顾。
至于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继承的死结、财政的混乱和统治的放任。进一步抽象概括，则是蒙元统治者从来没能搞清楚统治是怎么回事。
01.继承的死结
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谕中原檄》中，朱元璋为什么说“胡虏无百年之运”?
因为这是经验。汉人王朝可以有两百年、三百年的国祚，但胡人王朝死活也超不过一百年。
经验要变得更有说服力，就必须找到经验背后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草原特有的继承制度，即兄终弟及。
首任大可汗风光无两，但大可汗死了，怎么办?不是儿子接班，而是兄弟接班。老大死了、老二上，老二死了、老三上，老三死了、老四上，等这一代人都当完可汗了，才能轮到下一代。
一旦进入下一代，那就一定出问题。
下一辈的兄弟子侄，都有资格继承汗位。因为自己的老爹都曾当过可汗，大家都是可汗的儿子。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可汗的宝座，就是那只在街上乱窜的兔子。所以，谁能抢到就是谁的。
于是，草原的继承制度只能维系一代和平，确保一代人不打仗，到第二代就一定要打仗。换个更规范点儿的说法就是：草原民族的继承制度不足以约束内部暴力。
而一旦内部暴力放任恣睢，那就不是大厦将倾，而是大厦崩溃，多么强大的帝国都要倒塌，然后从头再来。
老大、老二、老三到老四，把第一代可汗们的执政时间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100年。这100年大概率不会出事儿。但过了这100年就一定会出事。所以，才会有“胡虏无百年之运”的经验认识。
首任大可汗有能力把汗位传给儿子，也就是和平交接到了第二代。但第二代还要搞兄终弟及，所以问题则会推迟到第三代出现。即便这种情况，胡人王朝还是超不过一百年。因为和平最多持续一代人。
成吉思汗为啥没把汗位传给兄弟?
一是这家伙命长、二是这家伙够狠。
儿子都长大了，而且也能领兵打仗，那兄弟自然靠边站。因为成吉思汗命长。如果兄弟威胁儿子呢?那就杀掉兄弟，而且他真敢杀掉兄弟。因为成吉思汗够狠。
成吉思汗把小弟弟哈撒儿下狱。母亲闻讯赶来，给哈撒儿松绑，然后脱掉上衣、痛骂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被骂得躲在帐篷外面。但是，之后呢?哈撒儿还是被杀。
改变草原继承制度，必须流血。
成吉思汗临终之前，给几个儿子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两条蛇，一条蛇有一个千个头一条尾巴、另一条蛇有一千条尾巴一个头。这时候，一辆马车驶来。千头一尾的蛇被碾死，因为一千个头要奔向一千个方向，所以逃不掉。但千尾一头的蛇，却从容躲过马车，因为这条蛇只有一个方向。
所以，你必须佩服成吉思汗的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虽然生长在蒙古草原，但这家伙的见识却超过了他所处的环境。于是，大蒙古国顺利传到第二代。
第二代还算勉强和平，但拖雷是怎么死的?成吉思汗杀哈撒儿，窝阔台杀拖雷。虽然都不至于国家战争，却免不了宫廷流血。而再往后传，那就只能是国家战争了。所以，蒙古人一边征服世界、一边征服自己。内部战争和外部战争交相辉映。蒙古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
到了忽必烈正式建元， 蒙古人将统治重心从草原转移到中原。这时候，关系国之根本的继承制度，就一定要改。跟鲜卑人的北魏一样，要改成父死子继的汉人制度。
但蒙古人很犹豫，到底是改还是不改，焦虑得不得了。
忽必烈的见识，不比成吉思汗差。所以，一定要改成父死子继，什么兄终弟及、什么忽里台大会，全都给我靠边站。但是，忽必烈活得太长，活了80多岁，直接熬死了太子真金。在他十二个儿子中，忽必烈只爱真金，不仅早早地立真金为太子，而且让真金接受汉人教育，势要把他培养成中原和草原的皇帝。但是，真金死了，忽必烈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打击实在太大。
于是，这个继承制度的改革也就没能完成。忽必烈索性不立太子，让忽里台大会说了算。之后是个什么局面?
从忽必烈去世的1294年到元顺帝继位的1333年，总共也就40多年，大元代竟换了13个皇帝，最长的13年、最短的一个月。这期间充斥了各种宫廷流血和朝堂斗争，既激烈又持久。宫中、朝中都这副德行了，你还指望大元代能好到什么程度?没法好。所以，改朝换代也就只看天下大势了。大势不到，蒙元统治者各种折腾;大势一到，蒙元统治者必须下课。
02.财政的混乱
北宋开始玩纸币，南宋更玩纸币，金朝更是当仁不让，而元代自然有样学样，必须玩纸币。元代，成了中国古代纸币的鼎盛时期。
玩纸币，就等于在农业税和工商税之外，又加收了一波铸币税。皇帝和朝廷相当于躺在印钞机上过日子。这种日子，谁都想过，却不是谁都能过。因为玩纸币是个技术活。老朱就搞不懂这个技术活，所以大明代索性直接收粮食。
但是，传统王朝玩纸币，一定怎么不要脸怎么玩。这个不要脸，就是疯狂制造货币贬值，然后往死里征收铸币税。最不要脸的应该金朝，但元代也不怎么样。
忽必烈登基后，立即发行了以丝为本的交钞，后来又发行以银为本的“中统元宝交钞”。再后，就是全面禁止银钱市货。简单说就是大家必须都用我家的“中统钞”。
而接下来，“中统钞”一定会不断贬值。贬值到没法用，那就换钞。公元1287年，又发行了“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钞”，跟“中统钞”一起用。
但是，货币贬值肯定还要继续。财政没钱，那就印钞票;印了钞票，钞票更贬值;钞票贬值，财政没钱;财政没钱，那就继续印。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但统治者抑制不住继续印钞票的冲动。因为纸币比直接加税的攫取效率高太多。到1309年的时候，中统钞相对白银的法定贬值已经到了12.5倍。
但是，大元代廷的印钞机还在不断银钞。纸币就是鸦片，一旦尝到甜头，那就必须上瘾，谁也无法拒绝躺着就能有钱花的日子。
所以，比之秦汉隋唐，元代政府的财政日子应该相当好过。除工商税的占比很大外，关键是能够举国征收铸币税。但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钱，的确不少收，却也从来不少花，关键是从来不能花到正经地方。
大元打遍天下，所以军事开销并不高。然而，有两项开销不可避免。
一是对蒙古宗室王爷的恩赐。大元代不是孛儿只斤氏的大元代，而是整个蒙元贵族的大元代。所以，对宗室的恩赐，以及对蒙古人的恩赐，就不能少。这相当于中原对草原的财政转移支付。因为刀把子捏在草原手里，所以这个财政转移支付就一定怎么疯狂怎来。同时，大元皇帝花起钱来，从来都是怎么任性怎么来。饱学鸿儒给自己讲课，那肯定要恩赐，什么宝贝都敢给。但是，旁边摇扇子的侍从，也辛苦啊，那也得恩赐，同样是什么宝贝都敢给。你这么任性花钱，那多少钱也不够花。
二是对宗教事业无限投入。什么事业最费钱?就是宗教事业，这地方，你砸多少钱都不嫌多。公元1341年，元顺帝和脱脱扳倒权相伯颜，然后力行改革、与民更化。其中，“命永明寺写金字经一藏，免天下税粮五分”。免税粮五分，相当于减掉一半的农业税，这个力度绝对不小。但是，“写金字经一藏”呢?按一藏5048卷的话，全用黄金写就，这就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开销。所以，清代学者赵翼直接指出：朝廷之政为其所挠，天下之财为其所耗，说者谓元之天下，半亡于僧。
元明时期的一个特殊国情，就是水旱灾害特别多。没办法，谁让这两朝都赶上了小冰河期。所以，即便不打仗，财政也吃紧。因为朝廷必须赈灾。不赈灾，老百姓真会造反。元代统治者确实也赈过灾，但相比对蒙古贵族的恩赐、对宗教事业的关心，赈灾的钱也就无足轻重了。
疯狂而不要脸地疯狂敛财，却愚蠢而不知止地胡乱花钱，这就是大元帝国。但凡能有端正的治国态度，蒙元统治者也不会这么玩。但是，他们就这么玩了，而且玩得不亦乐乎。那原因是什么呢?
03.统治的放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元代就是明代的前事之师。所以， 元代灭亡的教训，一定会成为明代的镜鉴。那么，从元代的灭亡中，明代得到了什么教训?
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元代的“宽”，不是只有朱元璋这么认为，而是明初的一种广泛认识，而且也有事实的史料支撑。比如，在1263年到1269年的忽必烈时期，元代的死刑仅有91名。这一点，连明代人都称赞元代，“轻刑薄赋，兵革罕用”。
这些证据不够辣眼睛，我们还可以从侧面印证一下。
很多抨击政治黑暗的元杂剧不仅当时流行而且后世流传。这些戏剧都是直接抨击官吏腐败和社会黑暗。所以 ，老百姓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感同身受。但蒙元贵族老爷们也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无所谓。
这就足以说明蒙元统治者对社会的管理要多粗放有多粗放。你交钱、我收钱，然后你们爱干啥就干啥。
于是，元代的工商业很发达。政府管得越少、商人赚得越多。所以，元代的农业税，远不及工商税和盐税的比重大。
最近批评秦制的书很多，其中谌旭彬《秦制两千年》写得非常有意思。从秦到清，这本书挨个点评了个遍。但唯独没有元代。可能在作者看来，元代就不是秦制。
既然是这样，那元代岂不是一个反秦制的好榜样。但是，我们却很少见到汲取元代统治经验的文章。为什么没有?即便元代最后败落，却也可以把它拿出来作为反秦制的例证啊?不搞秦制，也是可以成功的，你看人家元代。
原因就是元代的统治非常不成功。就其本质来说，元代的统治不是故意为宽、无为而治，而是放任自流、放飞自我。统治天下，这多累?只要能收到钱，我关门睡觉，不香吗?这才是蒙元统治者的统治心态。
古代欧洲盛行过包税制。包税制，简单说就是国王或封建领主把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的征税权承包给私人，然后自己就拿承包所得。古代欧洲这么干，古代中国也这么干过。比如宋代的“买扑”。但主要针对工商业。因为工商业太繁荣，小商小贩根本没法收税。于是，“课(税)额少者，募豪民主之”，那就找个大户替政府把税收了。
这个手段，被元代拿去用了，然后也被元代玩到了新高度。蒙元统治者，不仅什么税都敢搞承包，而且能一个行省一个行省的搞承包。甚至，还有人要把盐税给承包出去。在窝阔台时期，稍有见识的耶律楚材就激烈反对，建议罢免包税制。但是，根本没用，蒙元统治者为了省事，一定要把包税制贯彻到底。
秦制掠夺民间财富，而包税制比秦制的掠夺，有过之无不及，而且还要更黑暗。
1239年的时候，大蒙古国确定的商税金额是110万两。但是，大商人奥都剌合蛮却以220万两买走了征税权。花220万两买走征税权，就肯定不止征收220万两，肯定是怎么竭泽而渔怎么征收。这时候，商人与国家勾结，然后鱼肉百姓，比国家派出官员去聚敛财富，更为残暴。
国家不管百姓，那百姓也不管国家。大元代逐渐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这部国家机器根本没有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逐渐成为了多余。即便有人要力挽狂澜，也不会取信于民，反而招致更大的麻烦。
脱脱被放逐五年之后，元顺帝在国家危难之际又把他请了回来，让他脱脱力挽狂澜。脱脱主政之后，力主两件大事，一件是变更钞法，以恢复金融秩序;一件是治理黄河，以恢复农业生产。
但是，大元代的老百姓根本不相信大元政府还能干出人事来。于是，也就有了这样的童谣，“丞相造假钞，舍人作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这之后，就是天下大乱，大元代真正迎来了它的末日。而蒙元统治者的末日，却没有到来。
对于蒙元统治者来说，中原从来不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在草原。这里顶多就是一块殖民地。所以，中原百姓一暴动、自家大军一残疾，这帮家伙立即跑回草原老家。
综上，元代为什么存在98年就灭亡的问题，也就有了清晰的答案：
一是草原旧制度适应不了中原的统治环境，没有彻底汉化的继承制度导致大元中枢一直粗糙残疾;
二是大元帝国的财政逻辑从来就没能理顺，蒙元统治者即便收到了好多钱，也从来不会把钱用到正地方;
三是蒙元统治者从来没有端正的统治态度，对他们来说，中原就是殖民地，而自己就是来收钱的，却不是来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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