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常的故事
现如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太多人流于表面，太多人注重形式，也太多人在众所周知的层面上下功夫，做文章，以至于忘记和忽略许多事务的内在的底蕴、规律和原本的驱动力，这是个问题，值得思索。
时间已经到了2023年，说长不长，上个世纪，说短不短，刚好过去了四十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幸进入上海一个叫美丽园的地方学习，熟悉的人都知道，那里就是国内著名的艺术院校，上海戏剧学院的所在地。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起点，开始学习人生的起点。
在进入上戏之前，自己在家乡跩些诗句，学着写过小戏和影视剧，见诸过报刊，也有过退稿，但更多的是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只是因为喜爱，并没有产生什么挫败感。再加上二十岁的年纪，地处偏远的自然环境，还有不知道深浅性格，忘乎所以浅薄，藐视一切的荒诞，找不到自己该选择的方向，确定不了自己的定位。那是一段迷惘的年代。这也是自己走进了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那一天，我才慢慢知道的，
人生，这样的大命题，姑且不谈。进的是戏剧学院，首先知道的就是自己对于戏剧认识的浮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菜鸟一只。我刚刚知道样板戏，你就要我懂得汤显祖和李渔；我刚刚知道拉场戏，你就要我懂得《录鬼簿》和《曲律》，我有压力，老师又何尝没有压力。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如果说藏龙卧虎，大腕云集，都太过简单。给我们带班的陈多，给我们代课余秋雨，等等等等，都是最知名的大学者，大学问家，也可都是在上戏戏文系平普通一员。窥斑见豹，可以知道其厚重。正是这些导师们的循序善诱，才真正把我领进了戏剧之门。总之最低的起点是，这里教会了我如何读书，读怎样的书。
关于当时的上戏戏文系，在此就不说了，否则这一篇文章只说这一点，怕是也说不完。还是说说我们班，那是个现在已经不多见了的“进修班”，时间不长，人数不多，分布极广，差别极大。南边到海南岛，北边到大兴安岭，西边到云南东川，西边到浙江舟山。年纪大的四十挂零，年纪小的二十出头（是我）；成就最大的写过《徐九经升官记》，成就最小的还是一个白丁（也是我）。再这样的班里，我能做的只有两样，一个是仰视，一个是学习。
入学之后，很快就和三个人走得较近，感情也很融洽，重要的是可以一直让我在最近的距离来仰视和学习。一个是来自哈尔滨的洪钰，地域的原因；一个是来自云南的王胜华，性格原因；一个就是吴建伟，座位原因。只可惜，洪钰英年早逝。王胜华和我本想着合作一次，搞一个《云南怒族与敖鲁古雅鄂温克比较研究》，正在立项阶段，已经是云南艺术学院教授的他也撒手人寰，留下了我们永久的遗憾。
我和吴建伟先生，并无太多勾连，平时打打电话，问个冷暖，报个平安，表面上看，没有任何波澜。实际上，他始终保持着对我的关心，我始终保持着对他的尊重。源于此，我曾去过湖南湘西，他曾到过呼伦贝尔。说是看景，实为看人。说是旅游，实为感受对方的生长、生活环境。而这样的愿望也都在各自的心中埋藏了四十年。也可以说，他因为我开始关注了呼伦贝尔，我因为他始终都在仰视着湘西。
前些年，我在分管文化工作期间，他在接触我们家乡招商引资代表团的时候，打电话来了解情况；我也曾和他探讨过让我们的乌兰牧骑去深圳参演。因为各种原因，招商引资没有达成，赴深圳演出也没有实现。深圳依然在高速发展，我们那里依然稳步向前。
如今他住深圳，我住大连。前年，我们还在大连的希尔顿酒店彻夜长谈。可以说，我们是那种平时不见面，见了面就会是无话不谈，又亲如兄弟那种最普通、最无间的情感。他保持着对我的关心，我对他的仰视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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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就是得益于在上戏读书期间，我们良好的感情铺垫和积攒。他来自湖南湘西的大山，那里是苗族土家族居住的地方。我来自内蒙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也是多种民族居住的地方。我们各自深爱着自己的家乡，也对彼此的家乡充满无限向往。也感谢故乡的土地上让我们的情感有一些细腻，外表有一些粗放。这是一种幸运，一种性格，一种成长，也是一种底蕴和力量。吴建伟先生把这一切作为很重要的一部分写入了他的新书《深圳湾日记》，并把这本书作为新春最重要的礼物寄给了我，这让我整个内心始终是热血奔涌。想起了年轻时候读过的大诗人艾青的一首诗：看见一切事物的底蕴，一切事物的内在规律，一切在运动中变化，一切在变化中运动，就连喜马拉雅山，也在缓慢地上升。
这首诗的标题是《光的赞歌》，吴建伟先生的这本书对于当下的我来说，就是一道光，他不仅照亮了我内心的每一个角落，也让我追寻着这道光，去仰视他内心的深度，思想的高度，情怀的宽度，感受他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他不懈的努力和时代给他、他给时代留下的平实的印记。
二、平实的印记
岁月弄人，也让人回味。
说来也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的美丽园相识、相知之后，每到分别十年这样的重要关口，我们总会有机会相见，谈天说地，互相交流，而每一次让我看到的都是他迈着平实的脚步，走上了新的台阶，在他的人生中留下平时的印记。
初相识的时候，吴建伟先生还是湘西文工团一名普通的创作员，他很健谈，但谈话的语速较慢，给人一种天然的信任感。那时候即便是聊天，也少不了涉及湘西多姿多彩的文化，什么阳戏，什么苗戏，什么辰河高腔。从和他的聊天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赶尸”。
当然，我们也聊土家族的摆手舞，苗族的接龙舞，湘西的腊肉，还有当时在他们团里有一个唱歌好听，人也好看的宋祖英。
正如他在《深圳湾日记》中所说，“湘西有个专业的民族歌舞团，创造和演出了许多优秀的歌舞节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这些优秀的艺术人才中，当然包括作者本人。
当时的湘西歌舞团不仅演出歌舞节目，“还演出歌剧、话剧和歌舞剧，还有芭蕾舞。”也正如他在书中所说“从原始舞蹈毛古司到芭蕾舞，那是怎样的一种跨越。”说实话，在初识他的那个阶段，我对于他的学识的仰视，冲淡了我对他所描述的文化环境的质疑。可是当我真正走进了湘西，了解了些许的湘西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之后，我的仰视程度是加深了的。也就是生长和成熟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才造就了他脚步扎实，视野开放的性格。也正是这样的文化环境，成为他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卓越的审美能力，为他日后迈好每一步，留下每一个印记，打下来坚实的基础。这一切的本身就是一个印记，平实也清晰。
湖南与广东相毗邻，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深圳特区的建设，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生活上，最先影响到的，自然也会是湖南。就像那首著名的歌曲《春天的故事》所唱的：“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确定建立特区是1979年，深圳特区正式成立则是在1980年。吴建伟先生独自来到深圳闯荡，为自己的事业开辟一片新的天地是在1992年，这中间刚好间隔了十年多一点点。
就是这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作者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跨越，从成家到育娃，从湘西到上海，自内由外地完成了自身的升级改造。可以说是由一个湘西的文学青年，实现了经过上海高等艺术学院培养的成熟艺术工作者的蜕变。
这样的蜕变过程，就像一个印记，一个平实的印记，不仅留在了吴建伟先生的思维框架中，也同样留在了这本《深圳湾日记》中。从个人的角度上说，南下深圳在他的身上最为明晰的印记就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和一个男人，这也再平实不过了。
《深圳湾日记》，顾名思义，是记录作者在深圳闯荡多年的感受、经历和所思所想的一本书，可是从这本书的开始，到这本书的结尾，我吴建伟先生采取了淡出淡入，化出化入，带出带入，插叙倒叙，评论回顾等多种方式，对湘西这个神秘的地方从历史到现实，从文化传统民族风俗，到饮食起居生活点滴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最为有趣的就是，从和乡村爱情角色同名的刘能，到五官尺寸混乱的发工装女人；从那个鸡年“买鸡”，又一闪而过的经理，到经营银饰起家，后来经营连锁服装店，并拥有了自己服装加工厂的素者；还有在深圳生下第一个湘西第二代的向老大，用着假名牌打火机的疤子二佬。湘西的林林总总，深圳的芸芸众生，涉及人物众多，各个性格鲜活，让人过目不忘，实在难得。无一不是带有明显的湘西印记，同时也在深圳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时代的印记，这样的印记没有丝毫的张扬与夸张，而且每一个印记都是十分的平实。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也是他们赋予时代的。
特别是贯穿始终的老彭和二狗，一个可谓阳春白雪，一个可谓下里巴人，有很强的的戏剧性。两种阶层，两种命运，也有两种功效，一正一谐“日记”中的两个名角。一个牵头引路为你改变命运，一个相伴相随丰富了你的人生，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缺一不可。极大地增加了《深圳湾日记》，可读性。特别是二狗从抱着祖辈的铜盆，要赚取更多铜盆回报祖辈，到后来成了助总，不买豪车买夏利，为的就是回家看老爸的经历，让人看到的何止是二狗一人。有哪一位不能在他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不是深谙戏剧之道的高人，又如何能够创造出如此奇妙的阅读体验呢！？
在我看来，如果一定要给这本书一个归属的话，那他首先属于湘西。
比如在《深圳湾日记》的开篇处，就写到，我做事的地方，人不多，钱很少。闲暇之时我们会上街，穿过街头巷尾，见过三教九流，听过苗话土语。在我们那个地方，卖老鼠药的汉子，多是社会名流，每个人都格外能够讲话。他们大多袒胸露腹，或蹲或坐的地方，都是垃圾和尘土。寥寥数语，就描绘出了湘西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文背景。
而在结尾处，作者又提及了好友老彭创作的《梯玛歌》。梯玛是土家语，巫师的意思。梯玛歌又叫做梯玛神歌。神歌中的世界有三层。一地上二天上。三，地下。地上是人生活的地方；天上和地下，不是世界上唯一有思想、有创造力的人生活的地方，只是人想象的空间。这个想象空间被人肆意琢磨，捉弄了自有人类以来的100万年。如果说开头讲的是湘西的外壳，那结尾道的就是湘西的内核，是精神气质，内在品质。
在行文的结构上，这是一种首尾相接；而在人物的行动设计上，这就是一种交代，是对湘西那片土地和乡亲的一种交代，更是对于那里的文化传承的一种交代，是在中华文化的漫漫长河中留下属于湘西的印记。这种交代很高级，平面，又立体，更重要的是平实。
诗人方文山在一首名为《脑前叶的某些记忆层》的诗里写到，“家乡被刨起树根、庄稼，被焚之后，就再也记不起什么是敦煌的驼铃，遥远的羌笛声。”如果说湘西人，也包括深圳人也有这种忧郁，焦虑和思虑的话，那么这本《深圳湾日记》虽然不能够使其完全消失，起码可以减轻，淡化，或者模糊许多，因为在这方面，本书留下的印记，平实，清晰，可觅。
三、平民的史诗
整部《深圳湾日记》读下来，会游离，忽而是深圳，忽而是湘西；忽而是现实，忽而是历史；忽而是故事，忽而是传奇；忽而是好友日记，忽而是文学典籍。合上书本，你就会幡然醒悟，原来这里记录的就是时代的一段历史，泱泱华夏兴旺发达的一遇，我们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伟大乐章中的一个拍节，或者说是一个元素。前两年读过的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所作的长篇小说《平民史诗》，一本充满神话色彩的现代史。吴建伟先生的这部《深圳湾日记》，可以说是一本充满着地域风情的奋斗史。
平民这个概念好理解，就是平民百姓。史诗一词，倒是要费些周章。首先，这是诗，也是史；其次，这不是诗，也不是史。就好像是我内蒙的河套地区特产的一种名字叫苹果梨的水果，即使苹果也是梨；反之，既不是苹果也不是梨，就是单纯的苹果梨。仅此尔尔。
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吴建伟先生南下深圳的那一年，我们国家发生的大历史事件。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从他进入深圳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融入了这个国家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就在那一年初，深圳市委的机关报《深圳特区报》，在全国媒体率先发表了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重要消息。那一年我因为工作的关系从原来工作的电视台，调入市委宣传部，因此对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印象深刻。
南巡讲话涉及当时的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要讨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和是从都是经济手段。其中的三个“是否有利于”，至今耳熟能详。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何尝不是湘西人骨子里的性格与品德呢。
这些理论不经打破了多年禁锢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些框架，同时也推动了新的一轮“下海”潮。就是那一年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公职人员，打破铁饭碗，下海经商。也就是再这样的大背景下，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老彭来了。他也是湘西人。土家族，人很好。有牛脾气，人家胆子大，早就跳到了海里。人家是从海里爬上来的，一身都是水，钱多。他来只有一件事儿，叫我也往海里跳。这人也怪，人家一讲，我就想跳。当然老彭下的海在深圳，据说那海里面的到处是人民币和港币。所以到深圳下海的人格外多。”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作者经历了那个时代所有下海经商的人，也包括所有国人后来都经历的问题与阵痛，当然他们更加艰难一些。成果也更加明显一些。
很快，他由一个湘西的知名作家，变成了深圳的微缩景区的普通一员，假期要到园区看护景点，半年多的时间不能与妻儿相见。一个人在外独守孤单，即便有三五好友，难免残羹冷饭。
很快，他就面临着户口迁移，劳资关系变更，住房等一系列问题，书中写到，那十年中，他先后搬了四次家，最终获得了三房两厅的满意住宅。
很快，他由一纸文宣，到大型活动的策划案，再到一部和几部电视纪录片的撰稿，内容涉及公司景点，民族服饰，到传统文化的整理、挖掘与宣传，就是靠着湘西的文化根深蒂固的文化铺垫，上海戏剧学院丰厚的文化积攒，使他终于成为一条可与在海中畅游的鱼。是幸运的，也是必然。
很快，他的命运也和公司的命运很快结合在了一起，从开门迎客，到出门推广；从引进项目，投资合作。十年中作者的足迹也从珠江三角洲，西至云南、四川，北到山东、山西、陕西、甘肃。考察参观的范围也从亚洲到了欧洲，从北美到了南美洲。提回来巴西足球的未来，也去波恩大学寻找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孕育和出生地。
所有这些，又何尝不是整个中国企业近些年来发展和完善主流价值体系。这样的经历的阅历，又何尝不是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每一个国人的共同经历，又有几人不能从这本书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跋涉的足迹。
《深圳湾日记》以年度为章节的结构，以自身和湘西人在深圳的发展为主线，记录了一系列的重要事件的个人感受，很有些编年史的味道，因此说这是一部平民史诗，也是恰如其分，得体合理的。
深圳与香港比邻，1997年，香港回归，作为一个深圳人的感受自然更加直接。书中这样写道：香港快要回归了，就想看看英国人要走了，到底是什么表情。二狗讲了，收回香港以后，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过去，他准备到香港好生拍一组照片寄转屋里，怄死他爹。这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平民在国家大的历史事件面前最屌丝的表现，而这样的表现和语言，怕是只属于湘西人，只属于二狗。
本人年轻的时候学习过写诗，去年想重操旧艺，也就又开始学着写写诗。诗写得不咋样，倒是认识了一位来自湘西，名字叫刘年的诗人的诗。他有两首诗，巧得很，一首是《湘西》，诗中说，早晨东山彩薇，黄昏南山采菊。胡家幺妹英英，可做压寨夫人。另一首是《深圳谣》。诗中写到：深圳，应该归还我的姐姐，那么多姐姐，离开村子一个也没有回来。
想对刘年说，湘西中的事儿，您的兄弟二狗在深圳做了，找的就是胡家的幺妹。深圳的事儿，你的哥们儿，吴建伟在做，他娶的就是湘西的姐姐，现在深圳扎了根，倒是回湘西，很少。姐姐在湘西生的娃现在也在深圳，会不会做你说的幺妹的事，难说。因为那小子走得更远，留过洋。
作者简介：刘兴安，男性。内蒙古作协会员。名字不少，笔名马路，网名凭翼何识。经历不少，年轻的时候学过写诗，然后学习写剧本，再然后学习写公文。现在从头开始，读书，学写诗。作品不多，有点杂，散见于各种报刊，也有些剧集在央视等媒体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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