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岁寒三友”和“四君子”一直是士大夫的精神图腾，在诗词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岁寒三友”是指松、竹、梅三种植物，“四君子”则是梅、兰、竹、菊四种植物。“岁寒三友”的说法缘起苏东坡，“四君子”据《辞海》介绍，最早的出处是在明万历间黄凤池辑的《梅竹兰菊四谱》，陈继儒称为“四君”，后又称“四君子”。所以，“岁寒三友”的历史更久，影响更深远。南宋林景熙在《霁山集》中提到：“即其居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宋末元初画家杨公远有首《自述》诗提到“松竹梅花三益友，诗书画卷一闲人”，可见，“岁寒三友”早在南宋时期就已被文人们广泛接受。
一般认为“岁寒三友”的说法，来自苏东坡的《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中的两句诗：“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当时，因为“乌台诗案”的影响，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安置黄州（今黄冈），为补贴家用，他在黄州城外的东坡上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同时还建了一个小屋，取名“雪堂”，周边遍植松、柏、竹、梅等花木。有一次，黄州知州徐君猷来雪堂看望他，感慨“天寒飘雪时，人迹难至，不觉得冷清吗？”苏轼以这两句诗回赠。这首诗大概写于元丰三年四月，也就是苏轼到达黄州后的两个月。黄州与武昌（今鄂州）仅一江之隔，爱好游山玩水的苏轼便在春暖花开时，与好友杜沂等人前往武昌寒溪西山寺游览，作《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诗纪游。苏轼大概没有想到，这首诗催生的“岁寒三友”，后来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符号和人格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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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三友”中，松排在第一位。中国人自古有一种松树情结，追溯源头，大概与孔子的赞美有关。孔子很少赞美人，动植物更少，但是对松情有独钟。《论语》不吝赞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种“后凋”的精神也代表着“岁寒三友”的群体精神寓意：傲骨迎风、挺霜而立。松树不仅不畏严寒、顽强不屈，而且高大挺拔，给人以坚韧勇武之感，所以更符合这种精神气质，加之松树顽强的生命力，历来“长林大谷青松多”，在名山大川看松一直是文人们的偏爱。所谓“山以松壮势，松以山出名”，像黄山“迎客松”、泰山“五大夫松”、恒山十八景的“虎口悬松”、庐山的“劲松”、华山的“华山松”等，都是有名的景观。诗人喜欢写松，画家喜欢画松，在他们笔下，松或是顶风冒雨、霜雪环绕，或是身处险恶、厄运笼罩，但无论命运如何不公，无论苦难如何深重，松始终以抗争而崛起、因顽强而挺拔，最终不仅战胜了命运，也赢得了同情和尊重。“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这种气质本来就融入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所以必然引起广泛共鸣。陈毅元帅《雪松》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赞美的就是松树坚忍不拔的气节，这是颂其节。清代陆慧心有一首比较有名的《咏松》诗：“瘦石寒梅共结邻，亭亭不改四时春。须知傲雪凌霜质，不是繁华队里身。”则是称颂松树的经冬不凋、清高孤傲的品格，是为赞其品。岑参有一首《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的诗，提到“雪中何以赠君别，惟有青青松树枝”，可以看出古代不仅有折柳送别的传统，戍守边疆的将士有时还会以松赠别。柳、松都是随手之物，但“礼轻情意重”，且“柳”谐音“留”、“松”谐音“送”，都有不舍之意。其实，“折枝送别”并不在于折的什么，只是为了寄托难舍的情思和美好的祝愿。
“岁寒三友”中，竹排在第二位。竹子在中华文化乃至在东方文明中都占据重要地位，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甚至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文明就是“竹子文明”。竹子清雅淡泊，虚心有节，所以古人多把竹子比喻成“君子”，象征“君子之道”，其虚心谦恭的精神，与儒家精神十分契合，国画大师李苦禅赞美竹子“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这种精神非常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气韵品格和道德情操。方岳诗句“竹居可使食无肉，草具宁须菜与鲑”，苏轼的诗“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等，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竹子的偏爱。魏晋时期，“竹林七贤”把庄子的人生哲学纳入玄学体系，发展的“竹林玄学”，以“竹林”命名，不仅仅因为其常聚山阳县竹林之下，实际上也有借竹子飘逸洒脱的风神气韵，表达其率性自然的生命气质和思想。佛教史上第一个供佛教徒用的建筑叫“竹林精舍”，这是寺院的前身。所以，无论儒道释，都对竹子无比推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首诗《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反映的是原始社会用竹子作为工具狩猎的生活场景，这是竹子的实用价值。由于竹子生长快、适应性强，具有广泛的用途，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比如，用以记录文字的“竹简”，吃饭用的“竹筷”以及用作乐器的“丝竹”等，可以说对中国人的文字、文艺和生活等多方面均产生了非常深远影响。
在众多咏竹诗中，郑板桥的《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丞括/墨竹图题诗》可谓独树一帜：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突破了竹子的传统意象，赋予其更广延的民生意义，一直被人们所称颂。据记载，此诗大约作于乾隆十一、十二年，当时山东大涝，潍县尤甚，饿殍遍野，时任潍县县令的郑板桥即令：“大兴修筑，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有人提出这样做应先上报朝廷，被他断然拒绝道：“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后来回到衙斋，写了这首诗。所以，诗人的精神境界决定着诗的思想高度，不一样的情怀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也会写出不一样的诗词。
梅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首，在“岁寒三友”中排在最后一位。现在，不少学者呼吁把梅花定为“国花”，一方面，中国是梅花的原产地，另一方面，梅花坚忍不拔、迎雪吐艳、自强不息的精神，非常契合中华民族的文化风骨。范成大在《梅谱》前序中说：“梅，天下之尤物，无论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对梅花深爱有加，历来热爱梅花的诗人、咏梅的诗词，数量之多足以令任何一种花卉望尘莫及。咏梅的名句中，如《警世贤文》中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黄檗禅师的“不经一番寒侧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王冕的“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在这些诗中，梅花是“高洁守道的凛然君子、不畏严寒的刚毅豪杰、惊顽起儒的勇猛斗士”，坚冰不能损其骨，飞雪不能掩其俏，险境不能催其志，是铮铮气节的象征。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高启的“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则写出了梅花与众不同的气韵风姿。李白的“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韩愈的“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冕的“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是把梅花作为春天的使者。“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红梅报春一直是吉祥喜庆的象征。所以，梅花也被称为“五福花”，其花开五瓣，寓意“快乐、幸福、长寿、顺利、和平”，旧社会结婚，大门多贴“缘竹生笋，梅结红实”八字，有的还喜欢用松竹梅做成圆形的“洞门”，以喻婚后生活要不畏艰难、积极乐观。
在爱梅的诗人中，最有名的应该是林逋，其植梅放鹤、“梅妻鹤子”，成为千古佳话。孟浩然的“踏雪寻梅”也是文人们一直称颂的雅事。毛泽东同志对梅也情有独钟，据说他因为觉得陆游的《卜算子·咏梅》，缺少“花之豪杰的气质”，于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写下了著名的《卜算子·咏梅》。在他的这首诗中，不仅表现了梅花的铮铮铁骨和挑战精神，还赋予了其威武不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以，国人爱梅，诗人咏梅，一百个人的眼中也有一百朵梅花，以一种花寄托多种情思，这在中外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朱思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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