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崛起，于公元1368年建大明帝国，元朝皇帝仓皇北奔，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就在这一年的9月，当高丽国王听到了“大明舟师万馀艘泊通州、入京城，元帝与皇后奔上都”的消息之后，立即“令百官议通使大明”的问题，为承认新生大明政权作了必要的准备。
1、如何与元朝断交？
恭愍王是高丽王朝第31代王，原名祺，蒙古名伯颜帖木儿，乃忠肃王之子、忠惠王母弟。生于高丽忠肃王17年庚午年（公元1330年、元天历三年)5月。
忠肃王在位时被封为江陵大君。高丽忠惠王后二年（公元1341年、元至正元年）元顺帝遣使召王祺入朝宿卫。
公元1343年（至正三年）高丽在元官员李芳、曹益清、奇辙等上书元中书省，极言忠惠王王祯荒淫无道，请立行省以安百姓。元顺帝遣人缚忠惠王回京师大都（今北京），并将其流于揭阳县（今广东省揭阳县）。
至正四年正月，忠惠王行至岳阳县而卒，其长子昕（蒙古名八思麻朵儿只）年八岁袭位，是为忠穆王，而王祺被封为江陵府院大君，昕于至正八年卒、忠惠王庶子㫝于至正九年嗣位，是为忠定王，王祺仍留元朝宿卫。
是岁，王祺尚鲁国公主。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顺帝又以祺为国王，年仅14岁的王㫝在江华逊位，未几遇鸩而卒。
至正二十五年王祺更名颛。恭愍之号乃后来明太祖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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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于恭愍王五年镇压并清除了诸如奇氏之族这样的亲元势力，并罢掉征东行中书省理问所，加强了高丽的自主权，同时于这年6月停用至正年号，与元朝翻脸断交。
元朝虽声言发80万兵来讨，但旋即派遣与恭愍王有联姻关系的魏王太子（即恭愍王的内兄弟)前来交涉，企图调整双方关系，但恭愍王仅许其随从二人渡江谈判有关事宜，而将太子拒于鸭绿江外。
不久，高丽又夺占了元朝的双城总管府之辖地，虽然元朝两次派遣撒迪罕出使高丽，使元朝、高丽又恢复了交往，但恭愍王的所作所为终不能被元接受，于是在红巾军败于高丽之后，元朝、高丽矛盾又突出起来，高丽所派遣之献捷、贺正、谢恩、贺圣节等使皆被元朝扣留，高丽虽向元之御史台呈递了百官耆老之书，申述国王被谗之情，但元朝还是决定废掉恭愍王而立德兴君，为此双方竞动于戈。
然而，元朝政权在国内反元浪潮的冲击下已变得摇摇欲坠，最后还是同高丽进行了妥协，于恭愍王十三年九月命恭愍王复位，冬10月下达诏书，内中肯定了恭愍王“克承前业、世笃勤劳”的事大精神以及抗击红巾军的功助，并承认崔濡的“阴萌险谲”、搠思监的“为葭莩构”、朴不花的“为媒孽蒙聋”，表示收还塔思帖木儿（即德兴君）的印绶。
此前恭愍王又处决了国内同德兴君交通的护军裴自富，要求元朝将崔濡（即崔帖木儿不花)槛送高丽，此后将崔濡处决。
至此，恭愍王已进一步消除了国内外高丽官员中的亲元势力，并与元朝恢复了正常关系。
2、明朝建立之初的东北亚形势
洪武初期，蒙古贵族虽然丧失了君临全国的统治地位，但其残存势力并不弱。元顺帝北走塞外之后，仍称元朝，史称北元。从当时北元的兵力来看，足以对大明形成相当大的威胁。
在西北有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王保保）驻军山西太原，拥10万之众，虽然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9月为明将徐达、常遇春等所败，逃奔和林（今外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但拥兵塞上，常常攻扰大明。
元顺帝逃至上都（即开平府）后，在明军的攻击下又逃至应昌（今内蒙古达里诺尔西南），不久死去，由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其母即高南女完者忽都皇后）继位，称毕里克图可汗。
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袭破应昌，爱猷识里达腊北走和林，次年改年号为宣光，国号仍为大元，官僚机构依旧，所拥有的军队亦不在少数。
当元顺帝北逃后，东北地区尚在元朝割据势力的控制之下：
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和王哈喇不花屯兵得利赢城（今辽宁省瓦房店市北67里得利寺山城)，高家奴据守于平顶山（今辽阳城东100里)，洪保保驻守辽阳，辽阳行省丞相也先不花盘据于开元，他们各自拥有部众，少则数千，多则万余。
更为强大的割据势力乃是纳哈出所部。
纳哈出拥众数十万，以金山（今吉林省怀德）为中心，占有大片领土。
另外，在南方云南一带还存在着故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之势力，梁王依然奉元正朔，与大明对抗。
据《明史记事本末》载，当时蒙古：
“引弓之土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杖，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
除了北元对明朝造成的巨大威胁外，从中原地区来讲，虽大势已定，但连年战争所带来的创伤急需医治，残破的经济有待恢复。
明太祖面对国内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经济尚未振兴的严峻局面，果断地作出了明朝同周边邻国实行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决定，首先向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派出了使者，希望“与遐尔相安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
这种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对稳定国内局势，巩固新生政权的统治，加强与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高明朝的国际威望，无疑产生了重要作用。
3、明太祖主动遣使访问高丽
明太祖在登上皇位的第一年（公元1368年、恭愍王十七年）11月向高丽派出了大明建立后的第一个使者契（xiè）斯。此人是契（xiè）逊（曾任元朝宣政院断事官）之弟，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克上都，契逊东奔高丽，契斯依然留在元朝，而后任职于大明，其官为符玺郎（亦称符宝郎），是管理皇帝印玺和符节的官员。
契氏兄弟各事其主，应是中、朝古代关系史中的一段佳话。
朱元璋派遣契斯出使高丽，亦有他的一片良苦用心。契斯肩负重要使命，于第二年夏4月壬辰到达高丽。
契斯带来了明太祖的玺书和40匹纱罗缎匹。忠愍王王颛率领百官出迎于崇仁门外。
玺书主要是向高丽通报“天命”元亡而明兴的中国局势，并表示建交友好的愿望，不见咄咄逼人的气势，却微露大明皇帝的诚恳谦虚的态度。
5月乙末，契斯向恭愍王献上两只羊以表示个人对高丽王的尊敬友好的态度。
史书未载契斯与契氏兄弟（此时契逊已去世多年)是否见过面，但以情理推之，契长寿等与其叔父契斯见面还是不言而喻的。
当契斯完成外交使命后，便告辞回国，恭愍王向契斯馈赠鞍马、衣服，但契斯并不接受这些礼物，而高丽的宰枢向契斯赠送人参、药物之类的东西，契斯也没有接受。
于是，恭愍王“命文臣赋诗以赠”，契斯满意而归。
高丽对明使的到来，自然是很高兴的。就在契斯离去不久，便停止了元顺帝的至正年号，这就表明高丽与北元断绝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由此说明，明太祖的对高丽外交初获成效，取得高丽的信赖和支持，无论是对外关系方面还是对完成国内统一大业，尤其是对明朝接管东北地区来说，都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的。
高丽为了同明朝建立友好关系，亦不失时机地于洪武二年5月甲辰向大明派出了使者礼部尚书洪尚载、监门卫上护军李夏生“如金陵贺登极”，并表示谢恩。
4、朱元璋册封高丽王
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在中国大陆的高丽人是不少的，又由于战乱频繁，留居中国的高丽人也随着形势的变化，其中原居大都（今北京）以及河北北部的某些高丽人，流往南方。
明太祖朱元璋得知这种情况之后，为专门送还高丽流民，在契斯尚未回国之时，便于洪武二年4月第2次向高丽派出使者，内臣金丽渊带着明太祖的玺书于6月丙寅到达高丽。
大概在金丽渊使高丽之后不久，高丽遣使如明“贡方物，且请封”，明太祖于洪武二年8月再遣符宝郎契斯带着诏书和金印、诰文前往高丽进行封赐。大概在当年就到达了高丽。
明太祖的诏书曰：
自有元之失驭，兵争夷夏者，列茗星陈，至于擅土宇，异声教，岂殊于瓜分；虐黔黎，专生杀，不异于五季，若此者将及二纪。治在人思，眷从天至。朕本布衣，君位中国，抚诸夷于八极，各相安于彼此，他无肆于边陲，未尝妄兴于九伐。
尔高丽天造东夷，地设险远，朕意不生衅隙，使各安生，何数请隶而辞意益坚。群臣皆言当纳所请。是以一视同仁，不分化外，允其虔恳，命承前寿，仪从本俗，法守旧章。鸣呼」尽夷夏之咸安，必上天之昭鉴，既从朕命，勿萌衅端，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诰文曰：
咨尔高丽国王王颛：世守朝鲜，绍前王之令绪，恪遵华夏，为东土之名藩。当四方之既平，尝专使而往报，即陈表贡，备悉忠诚。良由素习于文风，斯克谨修于臣职。允宜嘉尚，是用褒崇。今遣使赉印，仍封尔为高丽国王。凡仪制服用，许从本俗。于戏！保民社而袭封，式遵典礼；传子孙于永世，作镇边陲。其服训辞，益馁幅履。今赐《大统历》一本，锦鳞绒缎十匹，至可领也。
同时，还分别赐太妃与王妃金缎、色缎、线罗各四匹，赐相国辛盹、待中李春富、李仁任色缎各四匹、线罗各四匹、纱各四匹。
高丽王接受封赐之后，不久便始行“洪武”年号，并派遣三司左使姜师赞如京师，“谢册命及玺书，并纳前元所降金印”。
自此高丽已正式纳入中国传统的册封体制，在外交上，大明完全取代了元朝所居宗主国的地位，中国同高丽的宗藩关系由元朝、高丽而转移到大明、高丽。
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元、丽之间的宗藩关系是在蒙古人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明朝、高丽关系一开始就是在相互友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5、朱元璋的五条建议
洪武二年，安南（今越南）、占城（今越南南部）、高丽皆已纳入明朝的册封体制。
对此，朱元璋是颇为满意的。
洪武二年，高丽曾派成唯得、金雨甲、张子温等如金陵分别贺圣节（天寿节）、皇太子千秋节、贺正（元旦），并请祭服制度。
明太祖命工部“制赐之”，并详细向高丽使者询问了许多情况，针对高丽使节所反映的情况，明太祖在让成唯得等带回的玺书中诚恳地向高丽提出了一些建议，归纳之，有下列5个方面：
其一、建议高丽国王应“修仁义礼乐以化民俗”，主张以王道治国，劝告高丽国王勿要以佛道作治国之本。他认为，“佛之道，三皇五帝之时未闻有也，而是时天下大治；后世务释氏而能保其国者，未之见矣，梁武之事，可为明鉴”。
其二、建议高丽国王要加强武备，设险守国。他认为，如果抵御像倭寇或某些强暴势力，“非雄武之将，勇猛之兵，不可远战于封之外”；如果进行守卫国家，“非深沟高垒，内有储蓄，外有援兵，不能以挫锐而擒敌”。
其三、建议高丽国王要重视农业生产。对高丽因为倭寇所扰而“去海五十里或三十里，民始有宁居者”表示关切，指出“民以食为天，今滨海之地不耕，则民食艰”。
其四、建议高丽国王“当崇祀典”。明太祖指出，古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认为祭祀神灵也是治理好国家的一件大事，强调：“闻王之国，牺牲不育，何以供境内山川城隍之祀！”
其五、建议高丽国王设置“听政之所”。他认为“凡国则有出政令之所，今王有居室而无厅事，则无以示尊严于天下”。
这次高丽使节回国，带回了明太祖所赐恭愍王冠服、乐器及陪臣冠服、洪武三年大统历和赐国王之《六经》、《通鉴》、《汉书》等，还带回了皇后赐高丽王妃的冠服。
明太祖的建议皆为诚恳之说，全是治国之道，虽然恭愍王的重视程度并不是太大，但对高丽的政治、文化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
6、监管明朝政治犯
在元朝时，高丽收纳、监管过元朝流放于高丽的罪犯，大明建立之后，明太祖亦师法前朝，将某些政治犯交由高丽监管，首批送往高丽的政治犯是明升、陈理二人及其家人。
明升是明玉珍之子，公元1366年明玉珍死后，继父位为割据四川重庆的夏国皇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军取四川，灭掉夏国，明升降明。“升僭立六年，父子据蜀十一年而亡。明封升为归义侯，召彭氏（升母）入宫，后迁升于高丽”。
陈理是陈友谅之子，后亦降明，太祖封其为顺德侯。
陈理、明升起初皆赐居京师，但“居常郁郁不乐，颇出怨言”，明太祖闻之，曰：
“此意辈言语小过，不足问，但恐为小人蛊惑，不能保始终，宜处远方则衅隙无自生，可始终保全矣。”
于是决定将明、陈二家迁徙于高丽，洪武五年就派遣延大麻失里及孙内侍护送赴高丽，并赐高丽王彩缎纱罗48匹。
陈理、明升及其家属共27人。入高丽后，恭愍王在报平厅接见了二人。
当时陈理年仅22岁，明升仅18岁。次年2月辛卯，明升娶高丽总郎尹熙宗女，恭愍王赐米40石，布1000匹。
7、参加明朝科举考试
朝鲜人参加中国科举考试最早始于唐代，直到元代行之而不断。有人计算，元代高丽人列名中国科举者，有金禄等21名。
大明建立后，为承续中国正统，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重开科举，并派遣侍仪舍人卜谦赴高丽领布科举程试。
在所列条目中，有“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选取”的规定。
高丽为了加强对明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于这年9月辛丑派“举子朴实、金涛、柳伯濡”跟随贺正使工部尚书权钧如京师赴考，“涛中制科”。
金涛，字长源，高丽延安府（今黄海南道延安）人。少游于牧隐李穑之门，治春秋学。原在恭愍王朝已登科举任官，以文章节行名当世。
高丽为响应大明之重开科举，派李仁复和李穑为考试官，录取李崇仁、权近、金涛等五人，以充贡士，其中李、权二人以年未满25而不派赴中国。
藩国学子进入中国，先入国子监就读，然后参加考试。
洪武四年科考之后，金涛中三甲第五名，是当年唯一中进士的外国学子，朴实与柳伯濡则名落孙山。
大明皇帝朱元璋旋即下令“授东昌府安丘县（今山东省安丘西南）丞，涛辞以不解华语且亲老，愿还本国，诏许之”。
恭愍王对金涛中进士一事非常重视，当得知金涛要回国的消息时，他对左右大臣说：
“我国之人登制科者固罕，况此人既登科又蒙敕授，名扬一时，使天下知我国有人，恨不早知其来而礼迎之。”
于是就提升为右司谏艺文应教，累迁成均司艺，恭愍王手书“金涛长源萝葍山人”八字赐之。
在金涛参加科考之后，明太祖曾令高丽选送二三百儒生赴中国任官，但此事被高丽婉言拒绝；高丽旋请准许遣子弟入国子监就读，未得明太祖明确答复而被搁置。
洪武六年冬10月，高丽又派学子金潜、宋文中、曹信跟从贺正使周英赞等如京师赴考，不幸的是在灵光慈恩岛船败，周、金、曹皆溺死，禹文烈及宋文忠生还，宋再赴京师，但试期已过，明太祖下令，命宋文忠“可免再试，发回本国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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