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副教授夏柱智课题组的调研显示,农村青少年群体是手机成瘾问题的重灾区,尤其对留守儿童而言,已经到了濒临失控的地步。
《南方人物周刊》与广东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调研数据显示,城市家长对学生使用手机的管控更严格,学生手机成瘾程度更轻。
在“知识改变命运”的狭窄通道上,短视频、手游为留守儿童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同时也让现实里的道路变得更黯淡。一位从业43年的乡村教师感叹,“手机毁了一代农村的孩子。”与此同时,他也困惑,手机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智能产品之一,对封闭的缺乏引导的乡村孩子而言,究竟该如何与之相处?
手机背后,命运的参差
每天放学,爷爷骑着电动三轮车来到镇上的小学,接上她和弟弟,穿过街道、远山和长满莲叶的田野,十几分钟的回家路程是黄盼最开心的时光。
奔赴网络世界的心情是急切的,很快她就能和自己的手机相见了——学校不允许带,只能放学后玩。自有记忆开始,黄盼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2015年,3岁的她就拥有了人生的第一部手机,想妈妈的时候,妈妈才会出现在手机屏幕里。久而久之,黄盼已经习惯了,偶尔才会问“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啊”。
放学回到家,她和弟弟扔下书包玩一阵子,吃罢晚饭,快速写完作业就赶快扑到手机世界里。奶奶李翠年形容:“不管对错,只用十几分钟就(把作业)胡乱划掉了。”由于睡前玩到很晚,第二天早晨上学起不来,李翠年每天都要“拼命”叫起床,实在起不来“也要把他们打起来”。准备好的早饭有时候顾不上吃,就塞两个鸡蛋在兜里,每天早晨如打仗一般。李翠年无奈地说:“现在两个孩子玩手机都着了迷。”
在这个赣南小村庄,有两个本镇才有的节日,“五月节”和“七月节”,加上春节,黄盼的父母一年只回来三四次。“打工的人肯定是端人家的碗,要听老板的话。”李翠年说。老两口每天接送,洗衣做饭,还要忙农活,时常顾不上监督孩子学习。
爷爷骑着三轮车到了村口,拐弯下坡,再经过一片莲叶田就到家了。村庄的主要农作物是莲子和烟叶,每年5-10月是收莲子的季节。几年前,经过统一规划,村里的旧房拆除后换成了一排排新房,规整的村落,映照的却是参差不齐的人生。
黄盼的父亲,在还没有成为父亲的时候,被村里人称作“二流子”,好吃懒做,因为打人还坐过牢,后来家里砸锅卖铁才娶上了媳妇。
村里还有户人家的儿子不懂事,结了三次婚,离了三次,欠债赌博,把几个孩子丢在家里给爷爷奶奶。二老农忙时种地,平时还要打零工帮养孩子和还债。“有的孩子可能连妈妈叫什么都不知道,有的甚至都没有见过。”一位乡村教师说。
很多老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他们在这里生老病死,下一代大部分都重复着上一代的人生轨迹。对比购买学区房拼命“鸡娃”的城市,农村如同一部被遗忘的残酷物语。
在命运的循环当中,读书是最后的希望,但如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没有分辨力、缺乏家庭教育的乡村留守儿童而言,这条路变得越来越艰难。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夏柱智副教授长期关注农村教育、乡村治理问题,最近五年,农村互联网普及,他在走访中关注到农村青少年沉迷手机的现象。2021年,夏柱智组织课题组展开调研,分赴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每年至少走访上千个家庭。调查显示,农村青少年沉迷手机游戏具有低龄化、普遍化和主流化特征:40.4%的留守儿童有专属手机,主要用途为刷短视频(占比69%)和玩游戏(占比33.1%);67.3%的家长认为自家孩子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21.3%的家长认为孩子“严重沉迷手机,事态已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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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带来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大变局,对留守儿童、乡村儿童而言,他们在技术编织的短视频和游戏网络中一再沉沦,比例很大,速度很快。”夏柱智告诉《南方人物周刊》。
“手机在与老师家长争夺孩子的时间”
夏林是湖北黄石阳新县某乡镇小学老师,教书43年,曾做过二十多年校长。
在他做校长的时候,有一项任务是每年给学习成绩好的学生颁奖,印象中有位女生每年都得奖,但到了六年级却没有她。夏林去问班主任,得知这个女孩的父母打工去了,她沉迷于玩手机,因而成绩逐步下滑。
班里还有一个学生,本来成绩总是第一二名,但到了五六年级因为玩手机上了瘾,上课不听讲,不写作业,下课都在和同学讨论《王者荣耀》,成绩下滑很快。他感叹有天分的孩子其实很多,但缺乏家庭引导,也会迷失方向,“好几个孩子都是这样,年纪小的时候家长待在家里照顾,五六年级觉得孩子长大了,就交给爷爷奶奶管。没有了约束,有的孩子能在家玩手机到半夜,甚至通宵。”
在中部地区的一所重点高中,有班主任告诉夏柱智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班里有个很优秀的“学习尖子”,沉迷手机之后觉得上课时间“受不了,坐不住”,离开手机似乎没办法生活,反反复复回家很多次之后,最终退学,出去打工了。
课题组在贵州某镇中学调研时,有老师提到,最夸张的学生可以玩游戏5天5夜不睡觉。在湖北恩施市某村调研时,一个贫困户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长年生病没有劳动能力,他沉迷手机游戏,经常把自己锁在房间两三天不见人,通宵打游戏,甚至偷母亲一千多元给游戏充值。湖南汨罗市某村小老师说:“现在小学生对手机的依赖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有个四年级的女生威胁其奶奶不买手机就去自杀,还有个男生威胁家长不给玩游戏就绝食。”
▲浙江绍兴,几个孩子在一起玩“吃鸡”游戏 图/视觉中国
当然,也有好的案例。夏林班里有一个成绩并不算好的女生,在家里自律勤奋上网课,作业都认真完成,后来考了班级第一名。家长突然发现孩子是块读书的料,下学期就让她转学去更好的学校了。
遗憾的是,这样好的故事并不多。
学校五六年级是寄宿,早晨6点多要起床,洗漱完毕上操跑步后再上早自习,但经常出现学生缺课老师去寝室喊都叫不起来的情况。在外面打工的父母,为了联系方便有时候也允许孩子带手机到学校。经常有学生报告晚上有同学在被窝玩手机影响睡眠,上课犯困的学生也比以前增多了。
夏林感到,他们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情况,“手机猛如虎,在与老师家长争夺孩子的时间。”
2023年春节前,夏林上小学的外甥来了,他的妈妈任教的初中还没放假,所以就把孩子暂时交给夏林带。这也是一个手机成瘾的孩子,为了避免孩子半夜起来玩手机,夏林一般不让他单独睡。有一次隔壁来了一个小朋友,就允许他们一起睡觉,但三令五申不能半夜起来玩手机。夏林10点钟去查看,两个人好像已经进入梦乡,但在半夜三四点的时候,他感觉到动静,就把网给关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发现原本挂路由器的钉子,都被他们弄掉了——昨晚还是偷偷玩了手机。
“他玩手机的瘾不是从读书的时候开始,是从两三岁就开始的,用手机看动画片,后来慢慢学会玩游戏,开始刷短视频。”夏林说,他还给定了计划,比如写一篇作文奖励看十分钟手机。但真看起来便不止十分钟,他形容外甥“成瘾了,就没办法一下戒掉,就像抽烟一样,一下不抽就会很难受”。
“和谐”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夏林因为有事外出,没办法盯紧孩子,就把闲置手机设置了密码。外甥打不开手机就把门关上,自己捶自己,不停地喊叫,把外婆急得不得了,他的父母来了也叫不开门,无奈之下,把门踢坏了才进去。经过此事,夏林更加担忧,“老师的家里都这么难管理手机,其他普通的爷爷奶奶,你想象一下,是不是很难?”
▲课题组成员易卓正在走访调研 图/受访者提供
网课后遗症:手机失控
为了上网课,每个孩子都几乎人手一台手机,疫情加速了手机的普及。
刘奇教书二十多年,是河南省西华县某乡镇小学的班主任。她回忆,上网课期间,班里五十多个学生都有手机,但是直播上课时“从来没有到齐过”。
有一次,上课时她还发现自己被拉进一个游戏小群——有同学拉得太着急,不小心把老师也拉进去了。上课点名,这些学生通常都不在。
刘奇观察到,即使父母在家,要种地谋生,也不会一直盯着孩子学习。跟着爷爷奶奶,情况就更差了,不少人为了省心直接把手机给孩子,自己去打牌。有次她正在上网课,有位小朋友的麦克风忘记关,屏幕那头传来几个老太太吆喝打麻将的声音,“他们还吵了十来分钟,吵得特激烈。”刘奇多次提醒,但没有人听她讲话,无奈只好暂停上课。
疫情这几年,也给老师带来了压力。上网课需要一直不停地讲话来拉住学生的注意力,有时信号不好,一句话要说得很慢,重复很多次,但还是有学生根本不听,老师干着急。
作业虽然手写,但需要学生拍照上传。刘奇发现,自己批改后的错题,让学生重新做,打回去三五遍都不改正的还是不少,“感觉老师在做无用功。我们班五十多个学生,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的就那十来个。”
另一所乡镇小学的班主任亦有同感,班里学生有的挂着网课玩手机,有的挂都不挂,每次有二十多个学生不上课,“真正上网课的学生,四分之一都没有。一节课老师不停地讲,学生不停地玩。缺少家长监督,其实都是空的。网课之后,手机泛滥了。”
▲湖北宜昌秭归县,一位小学生在家用手机上网课 图/视觉中国
有的家长管理严格,上完网课没收手机,但是学生做作业也要用到手机,实际拿着手机玩游戏,家长过来又切换回作业窗。但这种要求严格的家长并不多见。
无奈之下,刘奇多次进行家访,很多家长的回复是:“他们一直在听课啊。”碰到从来不交作业的学生,去家里找,有的课本都找不到了。
张广南和李少优就是两个从来不交作业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张广南有时跟着爷爷奶奶,有时还要到亲戚家去住。有次去家访,刘奇刚好碰到这两个孩子在一起玩,六目相对了几秒,两个孩子撒腿往回跑,藏到堂屋,啪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都看见你们了,把门打开吧!”刘奇说,“看你们又没交作业,今天我来了,不用拍照上传了,我直接改到你们的课本上,把练习册和课本拿过来。”
张广南把练习册和课本拿了过来,一尘不染,没有翻过的痕迹。接下来去了李少优家,爷爷奶奶不在家,大门紧锁。过了几天,她又来了一趟,等了半个小时,李少优的课本、练习册一本都没找到。后来又去了两次,爷爷奶奶的脸色不太好看了。
另一位不写作业的同学也是留守儿童,刘奇给他奶奶打电话:“你孙子怎么不交作业呀?”奶奶说:“我也不知道啊,他是不是不知道怎么交?”然后她就去到了家里,打开这位同学的手机一看,用来上课的软件已经卸载了,整个屏幕全部是游戏软件。
夏柱智认为,沉迷手机成了网课的后遗症,2021年是最严重的一年。有人提出手机问题是个老问题,但他认为,目前的形势已经不同于以往,沉迷手机导致学生沾染上不良生活习惯,学习成绩普遍下滑,问题少年在增多。
开学之后,刘奇花了一两周时间把上学期的课程大概重新讲了一遍——上学期只在开学初上了不到两个月的线下课,加上春节前最后上了一个星期,一大半的时间都在上网课。她感到孩子在一二年级好不容易培养的准时上课、按时做作业、认真听讲思考的好习惯,在网课期间“通通给破坏了”,她感叹“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不同,但无论强弱,最起码要努力,小学的知识没有那么高深,但很多人从来就没有努力过。”
一年半之前,刘奇的学校检查过一次视力,班里只有三五个同学有问题,但2023年春季开学做视力检查,发现将近一半的同学视力不太好,三分之一已经确定近视,而近视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是不爱学习也不交作业的。
▲正在用手机做作业的孩子 图/受访者提供
“留守儿童最难管”
网课之后,大部分学校都意识到了手机沉迷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并开启了一场老师与手机之间的拉锯战。
严杰是湖北中部一所乡镇中学的校长,学生中40%-50%为留守儿童。他表示学校一直在抓,从来没放弃过对手机的管控,“虽然不能百分百地解决,但我们能做一步看一步。时代在变化,没有办法。我们焦虑,也要面对新的挑战。”
从2020年开始,这所有一千多学生的寄宿学校,就开始了进校门安检,专门查手机,如被查到就通知家长来领,晚上也会查寝,并通过举办关于手机的征文比赛、黑板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关于“游戏”的征文比赛 图/受访者提供
2021年,教育部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加强中小学生“五项管理”工作,其中就包括手机管理,要求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有特殊情况需要带入校园的,须经学生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应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经过一轮拉锯战,在学校明目张胆玩手机的学生数量大幅减少。但老师们也发现,更难控制的地方在于家庭。
夏林经常在家访时碰到这样的家长,自己打麻将,让孩子玩手机,手机成了安抚孩子的工具。等大部分家长意识到问题严重时,已经控制不住了。手机更新迭代较快,大多数家庭有替换下来的旧手机,虽然没卡,但家家都有WIFI,上网的门槛极低。有的孩子还没去幼儿园,就已经会边走路边玩手机。
由爷爷奶奶带的留守儿童则更难管理,完全依靠孩子的自制力。“爷爷奶奶有时候还顾不上自己,精力跟不上,还要照顾孩子的衣食住行,打零工挣点生活费。管孩子学习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孩子一哭二闹,就把手机扔给他,最起码老人能够得到暂时的自由,能歇一会儿。”教师刘奇说。
“我们现在想方设法,开家长会,写告家长书,每一周都在强调,结果发现效果非常地弱。家长都意识到危害性,但他们有时候也无能为力。”严杰说。有的学生一放假就没日没夜地玩手机。周末回家熬夜玩,在学校浑浑噩噩打瞌睡,无心上课。
即使爷爷奶奶想管孩子,也会体验到隔代教育的难处。李翠年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管孙女黄盼,打她,她马上就告诉她妈妈,儿媳马上电话就打过来。为了控制孙女玩手机,李翠年好几次谎称手机坏掉了,但“我拿掉一个手机,她妈妈又给买一个新手机。怕我们老年人带不好小孩,会担心”。就这样,黄盼已经换了五六部手机。
如果说过重的话,孙女也会不理她,远远地躲起来。有一次她就躲得找不到了,爷爷从田里回来,到别的村子里都找了个遍,爸妈急得请假回来,后来才发现她跑到别人家里睡着了。
“你们为什么不多管管?”以前夏林还会要求孩子的爷爷奶奶多管管孩子,现在他们的回答是:“我管不了,他比我还厉害。话说重一点就受不了。”
孤独和单调
刘奇站在讲台上,跟台下的学生们说:“我们接受了一个采访,记者姐姐想问一下,上网课的时候,咱们班肯定有好多人偷偷玩游戏,你们当时玩的游戏都有哪些啊?”
孩子们一下子炸开了锅,兴奋地抢答。“安静,一个个来回答。”
《王者荣耀》《和平精英》《逃跑吧,少年》《地铁跑酷》《穿越火线》……学生们七嘴八舌你争我抢,很快乱了顺序,“安静!”刘奇提高了嗓门,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玩手机?”
孩子们的声音又乱成一团,刘奇再次维持秩序,班里终于安静了下来。孩子们挨个站起来,回答了这个问题:
“能认识很多朋友。”“建一些美丽的东西,搞一个建筑。”“可以上段位,想段位高。”“因为晚上我总是害怕,妈妈只有天黑了才回来。”“好朋友突然不跟我玩,要去游戏里面找朋友。”“没有人玩的时候,可以玩游戏找点乐趣。”“晚上有时会失眠,玩困了就睡着了。”……
在课题组成员孙敏看来,教育城镇化和家庭少子化导致了当前农村社区同龄人稀缺。孤独感造成了孩子通过手机来排解心中的苦闷和亲情的缺失。
村庄越来越安静了。人变少了,出生的孩子少,留在农村的更少。孩子也变安静了,捧着手机一坐就是一晌。有学生坦言,“在学校可以有同学一起玩耍,回家了就只能自己一个人玩,真的很无聊,只能玩游戏。”
课题组在调研湖南汨罗长乐镇某小学时发现,某班级里留守儿童家庭与离异家庭的重合度高达50%,很多小孩既是留守儿童,又是离异家庭儿童,性格也比较内向。
在刘奇的班里,有一位很聪明、成绩也特别好的男生,基本每次考试都第一名。他父亲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动手打人,母亲受不了,离婚走了。父亲在比较远的地方打工,这个男生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平时就跟着姑姑住。他说他经常失眠,有时候失眠了,会玩一会儿手机。
上课时,他总是有事没事跟老师说话,有时候大家在安静上自习时,他也会突然问老师跟学习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问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其实他心里知道该怎么做,但就老想找个人聊天,找一个接近爸爸妈妈那个年龄的人聊聊天,对母亲的依赖会表现出来。因为他姑姑、姑父做生意,肯定比较忙,也没人陪他。想明白了,心里就挺心疼这孩子。”刘奇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未成年人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数字生活与网络保护研究报告(2021~2022)》显示,父母对子女了解程度高的时候,孩子经常或总是玩游戏的比例降低5.61%,经常或总是看短视频比例降低8.80%。父母和孩子关系亲近的时候,孩子经常或总是玩游戏的比例降低10.79%,看短视频比例降低13%。家庭氛围直接影响未成年人的上网动机和强度。关系越亲近,未成年人会越少依赖网络使用来满足心理需要。
从手机里获得的补偿性满足替代不了线下真实的与人相处所带来的满足,但父母真正能够陪伴孩子的并不多。在夏林所带的一个班,三分之二都是父母均出去打工的留守儿童,部分父母生了二胎三胎或者需要照顾老人,母亲会回来,父亲仍然出去打工。
“没有办法,父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最多把孩子带走,回来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出去一般只能进私立学校,学费比较贵,打工也赚不了多少钱,能带出去的都是发了一点小财的人。有的工厂提供住宿,孩子带过去还要另外租房。”夏林解释留守儿童的成因。
内心的孤独之外,农村的娱乐生活也更加封闭和单调。
孙敏调研时发现,农村社区少有适合青少年娱乐的场地和设施。一位初二的男生坦言:“我其实最喜欢打篮球,篮球第一、游戏第二、生活第三,但回到村里没地方打篮球,只能玩手机,玩累了就睡觉!”在课题组成员易卓看来,手机游戏几乎是乡村青少年唯一的娱乐休闲手段,只要有零碎的时间,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拿起手机玩游戏。而其他诸如打球、看书等体育文娱活动则基本没有,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匮乏。
夏柱智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还没找到一种怎么样去安排青少年时间的办法,给他自由时间,他必定会选择手机,“那是一个强大的有吸引力的世界,现在养一个小孩,从五六岁开始就战战兢兢,很害怕他被互联网世界给掳走了。因为他可以接触到所有复杂的、负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恰恰是最有吸引力的。”
不同于高中生的全天候管理,特别在农村,中小学的九年,有很多闲暇时间。“留守儿童没有人管,肯定会选择手机,以前农村的跳绳、打球、钓鱼这些都绝迹了。现在手机成为了一切,它太便捷,太不需要成本了。”
▲安徽六安,两个孩子在玩手机
时代在变,摆脱不掉的手机
在夏柱智的学生时代,走路上学要十几公里,在那个没有手机和电脑的年代,他们上山摘野果、爬树掏鸟窝、下河捞鱼、玩跳皮筋,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到处是传统的娱乐方式。
对他们而言,最新的娱乐就是买一个随身听、几盒磁带,反复听。现在的孩子很少听歌看电影,而是喜欢刷短视频。夏柱智笑着说,原来被批评的电视现在都觉得是相对健康的,因为经过严格筛查,价值导向经过把关,时长都要考验人的耐心和专注力,但十几秒钟的短视频,容易让人处在快节奏及时行乐的习惯中,“拥有了手机,(感觉)就拥有了生活的全部。”
夏柱智记得,小学和初中下课的时候,最喜欢的运动就是去打十分钟的乒乓球,抢占球台其乐无穷,“学习大神”是值得骄傲的事儿,现在“游戏大神”成为大家尊崇的对象。
在黄石教书43年的夏林,见证了时代科技与经济的进步,从最早的木黑板,到水泥黑板,到现在是触屏点读笔,能用课件上课,讲PPT,播放网上名师视频。他见证了科技带来的好处,同时也保持警惕,比如老师能不能将之运用好。
手机已经深度嵌入了学生的学习生活。课题组发现,学校和老师会借助手机软件来布置作业,学生也会利用各种软件来辅助作业。在汨罗调研的时候,有位家长很无奈地问:“这个手机到底是玩游戏比较多?还是帮助学习比较多?我们家小孩总是说老师要求用手机布置作业,还要用手机来完成。”
▲孩子在家长的棉花糖摊位旁玩手机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刘璐明
严杰认为,不完全是疫情的原因,而是时代的变化,“一部手机走天下的时代已经到了。”老师没有手机很多工作都不能进行,学生的学习很多也必须通过手机来完成。
但他也对其必要性表示怀疑,觉得没有必要全部用手机来做。比如上级要求学生参加的某个知识竞赛,在该地区实现了全覆盖,学生就需要在网络上学习,老师也要拿手机学习、考试。“上级有关部门考虑到操作,用手机肯定便捷,但后面的手机管控就没办法监管了。”还有一些专家讲座找到学校,学生也需要通过手机去看,他调侃,“需要手机去学习怎么禁止用手机?”
显然,生活各方面已经离不开手机,也导致管理难度在增加。校园门口虽然设置了安检,但时常还会有特殊情况。有次严杰碰到一个学生,在校门口把手机没收了,后来爷爷奶奶找过来,七八十岁的年纪,不会用手机,家里电费都交不了,后来只能把手机还给这个学生。
刘奇也感叹,教学条件确实改善了,电脑、桌椅板凳、安全设施都比较好,“网络空间大了,了解知识的途径变多了,但身体活动的空间却越来越小,实际上生活没有被真实地丰富起来。”
在她小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孩子们在一起跳高跳远,她调侃自己像个“野猴子”一样,身体素质很好。现在孩子乱跑,家长不放心,村里的车越来越多,以前小孩成群结队跑着玩,现在就在家里面玩手机,或者几个小朋友凑到一块玩手机。
“随着信息技术、电脑、手机的普及,孩子们接触的知识量是大了,但他们只能在网上走马观花,只是在看别人的丰富生活,自己亲自尝试的机会并不多。应试教育抓得也很紧,音乐、美术、体育都没有专业的老师。可能玩手机也是对现实的逃避。”刘奇觉得,时代的发展离不开手机,但要把它变成一种可以有也可以无的工具,而不是过于依赖它。
为了进行对比,《南方人物周刊》与广东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地区展开调研,希望了解城市里有父母在身边的中小学生,沉迷手机的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截至记者发稿前共收到有效问卷1931份,问卷数据显示:仅有2.85%的家长认为孩子“严重沉迷手机,事态十分严重”;79.29%的家长不允许孩子使用长辈手机;为了控制孩子玩手机,72.71%的家长严格管理孩子玩手机的时长。这份问卷数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城市家长对学生使用手机的管控更严格,学生手机成瘾程度更轻。城市休闲娱乐、教育资源丰富,也让学生拥有更多的选择,在家长的陪伴下,在放学和假期的空闲时间,城市学生有一半可以做到自主安排,且“不沉迷手机”。
▲图/卢俊杰
形同虚设的平台围栏
夏柱智2023年才下载抖音,他感到信息碎片化时代的洪流已席卷而来。下载之后,他不断去设置关键词,屏蔽一些很“俗”的甚至“擦边”的内容,但他也发现,这些内容总是无意间出现在下一个视频里。
“当无聊的时候刷刷手机,时间就变得很快。时间被手机这个黑洞吞没了。”夏柱智感叹。在课题组的调研报告中,学生使用手机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刷短视频,因为相比游戏,它没有任何门槛,只需要上下滑。
▲课题组正在乡镇学校走访调研 图/受访者提供
2023年3月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已经首次突破了10亿。用户花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时间越来越长,第三方机构极光的数据显示,2022年第三季度,抖音用户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已经达到了140分钟;快手财报数据显示,2021年第四季度,快手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119分钟。
短视频的算法机制是令人沉迷的关键,类似的情况是,一部分游戏在产品开发时就针对缺乏自控力的青少年进行设计,容易让青少年陷入游戏难以自拔。
据课题组成员孙敏观察,手游所采用的“组团对抗模式”,提高了个体中途退出游戏的社交成本。手游通过角色分工来强化“组团对抗”的重要性,即不同角色在战队中均承担特定的责任:“大家正打得火热,你突然退出,对队友来说太不讲信用了,如果输了,大家肯定会在平台留言骂你。”
她认为“组团对抗模式”具有高度同伴粘着性,这种“粘着性”的本质是,现实中的个体被虚拟游戏中的集体所裹挟,团战游戏的不可退出性延展了手游沉迷的覆盖面。她指出,游戏平台应尽可能消解“团战模式”的粘着性和不可退出性,在游戏时间、游戏规则和竞技模式等方面做精细化分类设计,如针对未成年人账户,倡导单人单机模式、限制“团战模式”参与人数、禁止“同城模式”竞技。
对此,课题组成员易卓有同感,手机游戏已经是农村青少年最主流的交友互动模式,他们通过游戏群、组队开黑等形式来形成同伴友谊,而其他同学想要参与其中就必须进入游戏世界,否则就会被排斥,这也是农村未成年人手机游戏成瘾普遍化的重要因素。
“如果经常拒绝小伙伴玩游戏的邀请,他们以后就不会再叫你一起玩,在学校里慢慢地就会被疏远、被抛弃。”孙敏指出,在未成年人价值观中,当手游及其衍生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时,手游世界的边缘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将面对巨大的社交压力。
▲江西吉安遂川县,一些孩子聚在一起玩手机 图/视觉中国
近几年,各平台陆续推出了青少年模式,但实际上“实名注册和防沉迷系统”存在漏洞。调研发现,很多学生都会借用家长或其他成年人的身份证,或是到外网下载国际版来绕过防沉迷系统,或使用父母、爷爷奶奶的手机玩,或到淘宝购买一个账户,需要人脸识别则假装让父母拍照或用照片就可以绕过。
课题组的报告发布后,留守儿童的手机成瘾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夏柱智也在关注舆论的评价,很多人说他把问题夸大了,互联网主要的作用还是正面的。但他认为,对目前中国农村青少年群体而言,“发挥的主要是负面作用,难以起到学习和扩大视野的作用。因为他们缺乏辨别能力,平台管理也远远没到理想的程度,每个人都在被互联网的系统控制。”
有人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新产品,电视、电子游戏机、互联网……当新事物出现时便会说“青少年又废了”,而现在“还不是好好的”。
但他觉得,以前令青少年沉迷的产品没有足够的普遍性和深入性,打游戏都是偷偷的,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讲,连电脑都没有,去电子游戏厅的更少。如今,手机沉迷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而农村的留守中小学生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更易沉迷,“近五年来的移动互联网一代面临的形势与之前完全不同。”夏柱智忧心忡忡地说道。
▲山西太原,一个小女孩趴在地上玩手机 图/视觉中国
消解意义、价值观与心理问题
在课题组调研的某地级市的一个县城,近两年城内及周边就有三起中小学生自杀事件。县城的一所高中,有个男生因为老师在课堂没收手机,争执之下跳楼自杀。
还有一位小学六年级的女生在家里上吊自杀,她平时成绩很好,性格安静,所有人都没想到她为什么会这么做。后来家长去清理物品时,发现了她的日记,写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以及看小说描述的恐怖内容。该事件正在当地引起震动。班主任是一个30岁的女教师,这个事情也对她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夏林班里有一个孩子,有天没有去上早操,老师就去找他,询问为何不去,批评了几句,这个孩子就跑到栏杆边要去跳楼,被拦了下来,“现在孩子情绪非常脆弱,这一点我也想不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在那堂“接受记者姐姐采访”的小学课堂上,对孩子失眠的情况,刘奇感到惊讶,她问:“你们是疫情的时候失眠,还是开学之后失眠?”
▲学生的手绘作品 图/受访者提供
孩子们分别举手,刘奇数了数,疫情时失眠的占一半,开学之后失眠的占五分之三。“天呐,这是出现什么症状。”她感到难以理解,“睡不着的时候,在半夜,你们想的是什么?”
“手机上看到了鬼。”“刷到了可怕的视频,半夜吓醒了。”“上完厕所就会睡不着。”“躺在那就是睡不着。”“想玩手机。”......孩子们回答。
使用抖音一段时间后,夏柱智卸载了。他发现自己看到的东西并没有经过筛选,而算法的规则仰赖人性的选择,会将最受欢迎的视频推送到人们的眼前。“短视频虽然也有很多文明的、知识型内容,但人们会对极端事件和画面记忆深刻,这是传播学的规律,也是人性的规律。”夏柱智感到担忧,小朋友从五六岁就开始接触成人世界的东西,看的内容和成人一样,在心理不成熟的情况下,很容易带来打击。
他感到新时代的青少年成长在一个去权威、去中心、被解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传统的电影、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形式,在乡村,青少年接触外界的主要媒介变成了短视频和游戏。严杰观察到,“相比只是接收网络信息的小学生,初中生模仿能力更强,不少学生模仿网上的内容拍抖音、快手。”
而在这个虚拟世界,传统的价值观通常会被消解。不久前,湖南桑植县某中学举行高考冲刺百日誓师大会,一名高三学生因激情澎湃的发言遭受网暴。
严杰指出,现在学生厌学情绪“比十年前要厉害”,过去成绩不好的学生可能是能力、家庭等原因,但现在很多孩子从根本上否定学习的价值,反问“我成绩好就能过上那样的生活吗?”而且不管你怎么鼓励,他都听不进去。
夏林的学校有一个四年级男生,班主任反馈,这个学生“不得了”,他有一帮小弟,每天跟着他,有次还带着一个女同学,指名道姓,当着小弟的面说:“这是你们大嫂。”在班里,学生普遍早熟,还有公开的“情侣”,同学们会直接说:“他们在谈。”
这位四年级的男生,还有一个哥哥,“初一读完就进了少管所。”夏林说,在2020年,他哥和几个男生在网上约一位同班的女生去KTV唱歌,强奸了这位女同学,“四个男生就这么看着。”夏林觉得痛心。
手机游戏和网络成为诱发农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或被侵害的重要媒介。课题组在某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21年上半年该市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中有60%-70%是通过网络交友或玩游戏的方式发生。办案人员提到,仅2021年上半年,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性侵案件就超过了2017—2019三年的总和。
其中有个案件是一位11岁女孩在游戏中认识某外地17岁男孩,确定恋爱关系后相约在宾馆发生关系。此外,还有人利用微信、QQ群引诱未成年人卖淫或诈骗。办案人员提到了几起未成年人在视频软件上发布短视频约架,造成二十多人持械聚众斗殴的严重治安事件。
一位检察官告诉课题组,“这五年,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极端,事情的严重性超乎我们的想象,你们还没有接触到最黑暗的一面。”
夏柱智指出,手机平台中暗流涌动的色情与暴力难以监控。审核之外,更幽微处在于,人与人的互动是一个独立的空间,而这种互动的模式是一个毫无规则的成人世界。“在孩子对现实世界的法律道德都没有学习的时候,已经完全领会到了虚拟世界的交往规则,就形成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碰撞。”
乡村教育空心化,“不能全怪手机”
黄盼所在的村庄,有一所小学,2022年整个学校一共有7个学生、8位老师,现在只剩下4个学生和4个老师。这是一个大村,一位村民回忆,十几年前学校里有几百号人,很热闹。
很多乡村小学在过去几年里陆续合并。夏林的学校由三所小学合并而成,也很难达到每个班60人,一个年级最多两个班。刘奇带的班级是全乡整个小学部最大的班,五十多个人。
孩子都往城里去了。
县城的小学造了一所又一所,“城里快挤不下了,还在招生,我们县城每一所小学都有几千人,每个班六七十人。很多学校盖了新校区,一校多址,没买房子的也租了房子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县某乡镇小学校长李思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近几年,县城很多楼盘拔地而起,村民涌入县城。
▲学生的剪纸作品《家》 图/受访者提供
李思觉得不能把所有农村青少年的问题全部归咎于手机,手机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是其中一个原因,背后是城乡结构的不均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我们农村的孩子想读点书,真的很难。”李思提到,城里每年都会把乡村的好教师抽调上去,即便有老师分配到学校里来,第二年又考走了,“像那个走马灯一样。”而县城的学校每年都在扩招。
虽然舍不得,但李思也留不住,久而久之已经淡然了。剩下的老师多半是本地的或者走不了的。如果一个外地老师在乡村学校一两年还没能考走,第三年还会有人看不起他。李思有时候觉得“没有激情,没有生气”,因为他很少看到有老师探讨教学搞得脸红脖子粗,“这是乡村教育的一个怪现象,一个人无法扭转乾坤。”
在他所在的学校,没有专业的体育老师、英语老师、音乐老师,因为没有这样的老师分下来。体育课由其他老师兼职,通常都会由任课老师改成语文或者数学课。“你让教音乐,老师哆来咪发唆都不认识,想教个篮球,老师自己都不会啊。”李思说。
近几年来,学校唯一的变化是盖了两栋新楼。但很多教室都是空的。
“我是真为农村的孩子担忧”
夏林有一辆蓝色的摩托车,去家访的时候总会骑上它,带着学生的期末试卷挨家挨户发成绩单,离得远的学生家有些十几公里路,时常问路才能找到。有的家长会很热情地倒上一杯水,有的家长只听到招呼声,不见人。
在学校里,有时努力工作也会被其他人泼冷水。但他觉得自己四十多年从来没变过,“课前有烦恼,只要走进课堂,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始终坚持这一点,责任从来没有松懈过。”2022年,他带的一个原来倒数第二名的班级,经过努力,排到了正数第二。
夏林从1980年开始教书,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他学习非常努力,五六十人参加教师考试,只录取一人,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并顺利当上了教师。
对“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他有深切的体会。他有个学生,兄弟三个,家里很穷,其中一个孩子用功读书考出去了,参加工作后当上了某工厂的领导,还把他几个哥哥姐姐都带到了厂里上班。夏林在自己当年工资很低的情况下,贷款也要让自己的孩子去读,所幸他们也都考上了大学。
他的观念是,只要能学到知识,掌握一门技能,就比出去打工强。但在农村,大部分人看不到未来,没钱读书或读得不好,很多就“算了”。有的没考上一所好高中,就不让孩子读了。
▲正在上课的孩子们 图/受访者提供
“家长的态度和决心,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夏林提到自己的侄女,在广州读书每个学期要花几万,“在农村谁舍得投资这个钱?”每个学期750元的校车费,很多家庭都省下来,选择让爷爷奶奶每天接送。
在夏林所在的镇上,20年前能考上十来个一本二本的大学生,甚至名牌大学,如今每年全镇只有1-2人考上二本及以上。有的学生从一年级一直获奖到六年级,虽然考到阳新县一中,去到当地最好的中学,但最终还是没能考到好大学,“我真是对整个农村的孩子都感到担忧。农二代、农三代、农四代都是农民。”
近几年,教育改革也在无形中给农村孩子带来更多不利的情况。
“原来是一纸考天下,现在要会跳绳、中长跑、篮球、排球,要会英语口语、实验操作。但关键是没有足够的师资。”严杰感叹,现在的孩子想考个高中、顺利毕业都很难,“我们这边的农村,想考县里面的高中,大概只能考上百分之五十,刷下来一半人。很多科目,学生从小学到初中都没学过,甚至到初三才接触。而在城市,很多小朋友从小耳濡目染。教育改革之后,很多农村的孩子感觉到升学无望、压力太大,因此沉迷手机自我放弃的也有。”
李翠年不想放弃,她还是会不时把孙子孙女的手机锁起来,限制他们使用手机的时间,“因为我知道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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