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送快递 _ 一个底层打工人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_快件_快递_南京

大不了去送外卖/快递。”这是多少打工人给「不愿再受气了」的自己留的最后一丝余地。实际上，许多等待考公考研上岸的年轻人也确实这么干了。

是不是开始一份工作前，我们都会无比自信地以为，自己已经做足了准备，不管是体力上的还是思想上的。然而实际上，一份工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辛酸苦辣得多。作为曾经的“快递小哥”、本文的作者胡安焉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北京送快递的经历。跟我们所能做的心理建设一样，他以为，对于这份工作可能承受的东西，已经想象得足够充分，也说服自己，决心为它吃点苦头。然而，当一切真实摆在面前，却发现，要么满脑子都是痛苦与憋闷，企图逃走；要么，连去想生命困难的时间都没有，更遑论保住生活中的最后一点体面了。

直到他和同行们被遣散——这份工作即将迎来终结。当不必争分夺秒，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未曾想，送快递的日子却迎来前所未有的轻松与收获。他也因此更加领悟到直面和肯定生活的意义：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有决定意义。

下文摘编自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行业的种种难处，与人打交道的众生百态，他在这份工作上的所遇、心酸与收获，也许能给你我带来一些对生活的重新思考。

我在北京送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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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胡安焉

来源 | 凤凰网读书微信公号

我在北京送快递

高楼金总共有16栋楼，其中1号楼到7号楼住的是回迁村民，8号楼到16号楼是外来的租客。回迁楼的快件都很好送，他们是本地人，白天有老人在家，即便碰到外出买菜，快件也可以放在门边或水电井里。因为村民们彼此熟识，邻里间会互相关照，连贴小广告的都不敢上去，怕被楼里的老人逮住。相对地，租客住的几栋楼就鱼龙混杂，他们大多是北漂的年轻人，有的还是合租户，白天都去上班后，屋里就没有人了。住户之间彼此不认识，楼里进出的陌生人也多，快件很容易丢失。我刚到高楼金的时候，同组的一个同事就让我送8号楼到16号楼，他自己送1号楼到7号楼。于是我每天送半个高楼金、一个新城乐居，加影视城工地，三个分开的地方来回跑，经常疲于奔命、气急败坏。

电影《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2011）剧照

渐渐地，我在工作中陷入一种负面情绪里。我发现小区有的好送有的不好送，谁送了好送的别人就得送不好送的，同事之间就像零和博弈——要不就你好，要不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刚来的时候，谁都是从最烂的小区送起，有的人因此走了，有的人没走。没走的人可能会换到好一点儿的小区，最后得到好送的小区的人会长久留下来，剩下不好送的小区就让新人去送。新人刚来时一般都不会太计较，但逐渐地就会察觉到其中的不公平。这种心态的转变一般只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短。假如迟迟没有改变的机会，新人就会离开。于是小组里总有一半的人雷打不动，另一半的人却换个不停。

我不想和搭档闹翻，不想难看地和他争执、讨价还价。但我也不喜欢和占我便宜的人共事。假如我每天下班比别人晚、挣钱比别人少，我就会烦躁和不满，然后变得不太在乎这份工作了。就像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其实在当时我就已经察觉到，工作中的处境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令我变得更急躁、易怒，更没有责任心，总之做不到原本我对自己的要求，而且也不想做到了。这些改变有时会让我觉得痛快，我痛快的时候就不太能感觉到烦躁和不满。比如有次我骂了一个不认识的妇女——我很少骂人，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平常我们在小区里送货，一般离开三轮时都不会拔下钥匙，因为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钥匙很浪费时间，也没有实际意义，小区里没人会偷快递车。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楼，才刚走到二楼，无意中朝楼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正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把她三岁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驾驶座上玩耍。

娃娃的双手扶在了车把上，模仿在开车的样子。可我知道他只要轻轻一拧，车就真的会往前冲出去——我吓得赶紧撂下快件往楼下跑。当时我组里的一个同事，因为上楼时忘拉手刹，三轮车被大风刮跑了，蹭到了旁边的一辆小轿车，最后赔了1600块。我不敢想象一个小娃娃启动了我的三轮会造成什么破坏和伤害——他可能会撞到停在前面的轿车，那是我赔不起的，也可能会剐到行人，或更糟糕，他自己从车座上摔下来，被车轮碾过……想到这里我几乎要眼前一黑了。我很生气地骂了那个妇女，她只讪讪地看着我，我还记得我说她：“小孩子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吗？！”——这其实是我在葛优主演的一部电影里听来的台词。

《滚烫的爱》（2016）剧照

说到赔钱，对快递员来说，赔钱是家常便饭。大多数时候是由于丢件，但也有别的情况。当时高楼金有个韵达小哥，在小区里三轮开得太快，避让一个孕妇时，车子侧翻摔倒，前挡风罩脱落碎裂。孕妇虽然没被撞到，但受了惊吓。他修车加赔偿人家花了近2000块，当即就决定辞职不干了。

我还记得事后他瞪大眼和我说“我已经不干了”时心有余悸的表情，他受到的惊吓可能不比那个孕妇小。我听说过的金额最大也最离奇的赔偿，发生在临河里路的方恒东景小区。一个快递员在把快件塞进消防栓时，水管或接头被他弄坏了，水喷出来灌进电梯井里，导致电机损坏，最后赔了三万块钱。

我在S公司的半年里运气还算好，既没有丢过件，也没有赔过钱。只有一次，我在高楼金送一箱常温水果快件，敲门的时候，屋里有一个女声，让我把快件放在门外。

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有些人屋里养了宠物，开门前要把宠物抱开。还有一些是单身的女住户，出于安全的考虑，不敢给陌生人开门，她们会等我走了之后再开门取快件。这我当然能理解，虽然我不太相信在高楼金，会有坏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以这种方式作案。

我放下快件就走了，不料过了一会儿，这个女人打来电话，说要拒收这个快件。我告诉她，当她让我把快件放在门口时，就意味着她已经签收了，我在系统里做了反馈，这个操作是不可逆的——已经签收过的快件不可以再拒收。她说怎么可能这么不人性化，才过了两分钟，怎么就不能改呢。我说：“别说过了两分钟，就是一秒钟也不能改，你要拒收就得当即验货，你让我把快件留下，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拆开调包？”而且，后面这句我没说出来：那根本就不是两分钟，都已经过去二十分钟了。

听到我这么说，她开始耍赖了，说她还没有亲自检查过快件，我怎么能代替她签收，等等。当时我很生气，觉得这个女人素质太低，蛮不讲理，出尔反尔。因为这个缘故，我心里突然极其鄙视她，不屑跟这种水平的人争辩。于是我自己掏了几十块钱——具体数目我已忘了，但那箱水果有五斤以上——帮她把快件寄回给发件人。我回去取水果的时候，她还是把箱子放在门外，不过看得出来，箱子是打开过再封上的。从头到尾我都没见到她，却被她讹了几十块钱，而她还觉得门外都是坏人，要想方设法保护自己。对于这种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燃烧》（2018）剧照

还有一次，我让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在路边等了将近三个小时。事后我震惊地发现，自己心里甚至没有丝毫内疚。

很多人出于各种原因，不喜欢在快递单上留下完整的地址，这给我的工作增添了麻烦。有次我送一个高楼金的快件，地址里没写楼号和门号。我在路上提前五分钟打去电话，收件人说他并不住在高楼金，只是每天要到高楼金菜场买菜。他又说自己马上出门，半小时内能赶到，让我在路边等他。但我满满一车的快件，这会儿一个都还没送出去，所以别说半小时，五分钟我都不能等。我让他到了再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进小区了，转头就忘了这茬。

那个收件人一直没给我打电话，直到我把早上的快件都送完，出来准备接次班货的时候，一个老人在高楼金菜市场外的路边叫住我。

我看见他满头白发，戴一副眼镜，起码有七十岁了。他问我：“小伙子，你是S公司的吗？”我连忙说是。

这时我已经猜到他是谁了。我赶紧从车里把快件找出来交给他。他接过之后有点儿生气地说：“我在这儿等你一上午了，你早上怎么不等我呢？”

我吃了一惊，他竟然等了我近三个小时。我问他：“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的电话打不通啊。”确实，我的电话不容易打通，因为在高楼金的所有电梯里，以及在大部分楼道里，我的联通卡都没有信号。早上我给他打电话时，因为正在马路上开着三轮，繁乱的交通和焦急的心情可能导致我的语气不大友好。加上我向来反感地址不写全的人——我觉得他们既然那么重视隐私，就不该使用快递服务。不过，我并不知道这个收件人年纪这么大。

我跟他解释，我每天要送很多快件，必须马不停蹄地奔走，确实不能停下来等。也不知道他听清楚我的话没有，他接着批评我：“你这样干活儿真不像话，顾客就是上帝，难道你不懂吗？”我愣了一下，本能地为自己辩解道：“可是上帝应该只有一个，我每天却要伺候很多个啊。”他听到后笑了，原来他并没有生气，只是假装生气逗我玩而已。老人家也挺幽默的，只见他摇摇手里的快递盒，压低声音对我说：“我爱人不让我买，所以才不让你送到家里去。”

《肥皂泡》（2017）剧照

在S公司还会经常碰到电视购物的快件：有些客户订购了衣服，收货时要先试穿，试完又拒收，这种情况我们一分钱提成都没有，白白在门外等半天，完后还要把产品叠好、打包好。我还送过一只电热茶壶，客户拆开来看后拒收了，十几个小配件我要一一嵌回到结构精巧的缓震材料里，我研究了半个小时才把它装好。因为这些缘故，我们都对电视购物深恶痛绝。

有次我在高楼金送一个电视购物的快件，收件人是个老阿姨，对我很亲切。她买的是一个学英语的机器人，是送给孙子的礼物。她想打开来试一下，但不懂操作，于是我边看说明书边教她用，虽然这不是我的分内事。我发现那个机器人从包装、说明书到产品本身都很粗糙，感觉像华强北的山寨产品，顶多能卖三四百块钱，但这票订单的应付金额却是两千多。老阿姨对机器人也不太满意，但她主要是觉得机器人太小，和电视里看到的不一样。

虽然我认为这产品不值它的价格，但我只是个送货的，所以我告诉她：“这些科技产品并不是体积越大就越好，有时候小巧的反而更贵。”老阿姨显然还在犹豫，她让我先等等，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销售客服的电话。对方没有接听，不过在她挂断之后，有人立刻拨了回来。我站在老阿姨的身边，看见她的手机屏幕上，拨入的电话号码被自动标注了“推销诈骗”。然后，我听见一个客服的声音，在电话里一味地哄她付钱，说使用后假如有问题，可以再打来电话咨询，不满意的话还可以退货。

挂了电话之后，她显然没有感到释然，但看到我满头大汗的样子，或许觉得过意不去，就对我说：“那我先给你拿钱吧，有问题我再找客服。”突然间我觉得很难过，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她的经济条件显然比我好，但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虽说钱的问题我一般也很在乎。我鼓起勇气对她说：“你付了钱之后，客服就不会对你那么耐心了。”

老阿姨吃惊地看着我，大概在琢磨我的用意。我接着解释：“我觉得这机器人不值两千多。”老阿姨说：“我也觉得不值，但我不想让你白跑一趟。”我说：“没关系的，我只负责送货，你买了这钱也不是我挣的。”假如她买下的话，我会有千分之二的提成，但我不想很多年后还为这件事耿耿于怀。

《肥皂泡》（2017）剧照

不得不接受的

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

有天我和同事在站点里闲聊，一个同事说到他认识的一个快递员，有天在路上把一辆奥迪给砸了。因为奥迪的司机在他后面拼命摁喇叭，把他给惹毛了，于是他摸出一根铁棍，把人家车前盖和挡风玻璃完全砸烂了。我也有过近似的冲动，而且不止一次，或许不如他的强烈，但已足够伤害人。那冲动就像一根钢缆绷断后疯狂地反弹，不顾一切地反噬身后的压力，发泄对世界的不满。那个快递员据说后来蹲牢房去了，因为他赔不起，可能也不想赔。也许，这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尽管小心翼翼地避免，但是有一次，我还是被一个留错地址的客户投诉了。那个收件人实际上搬到了通景园小区，但收件地址写了瑞都国际北区。这两个小区实际上相隔不到两公里，我在派她的快件时，并没有察觉到异常。

我记得是一个男青年开的门，我报出收件人的名字，他接过快件时什么也没说，既没说他不是那个人，也没说谢谢。不过这其实也正常，有的人就是不爱说话，这样的人我每天都遇到不少。再说我又不是侦探，我不会动不动就对人起疑心。而且我很忙，为了节省等电梯的时间，我有时会用杂物卡住电梯门，所以出于良知，我派件时得速战速决，不能和收件人磨叽，否则就会耽误其他楼层等电梯的人。

然而过了两天，投诉来了。

助理在微信里通知我，说这个订单的收件人反馈快件没收到，但是显示已签收。这就是所谓的“虚假签收”，一次要扣罚50块钱（但我可以申诉）。我马上给收件人打去电话，当时我刚从金成府小区出来，天上正飘着毛毛小雨，我坐在三轮的驾驶座上。平常我会边开车边打电话以节省时间，但生气的时候不会。我在电话里问收件人：“这是你犯的错，你竟然还投诉我？”她委屈地说：“我没有收到快件啊，你怎么能说我签收了呢？”我说：“你写的地址有人收件啊，难道我能检查他的身份证吗？”她说：“对不起啊，我在App里找不到你的电话号码，没法联系上你，我只能打客服电话，但我没说过要投诉你，都是客服帮我处理的。”

我并不完全相信她的话。客服确实会引导客户，在淡季的时候引向投诉，用这种方法督促我们提高服务质量；而在旺季则尽量帮我们开脱，以免影响促销期间的配送稳定性和效率。这些，站长和助理都提醒过我们。可是我怀疑她并没有如实地告诉客服，她在下单时留错了地址，所以客服才帮她进行了投诉处理。因为她担心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客服就不帮她追讨快件了。此外，订单的物流信息里可以看到我的手机号码，她说找不到，可能只是怕直接联系我，我会拒绝帮她的忙。而通过客服来协调，我就无法拒绝了。

《地球最后的夜晚》（2018）剧照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我当然不会质问她。毕竟她在电话里向我道了歉，在我看来，她并不傲慢无礼，只是有点儿过度紧张而已。于是，我又去到瑞都国际北区，帮她把快件取了回来。那个快件还搁在客厅里，另一个房客把它还给了我。然后我把它带到了通景园小区。通景园小区并不是我的地盘，但和我负责的旗舰凯旋小区只隔一条马路，我每天都会路过。见了面之后，我发现她好像难过得快哭出来了，说要赔偿我50块。因为我在电话里告诉过她，她的投诉会害我被罚50块。但这个投诉我可以申诉掉，只要客服回访的时候，她说明情况就行了，所以我没要她的钱。

我的实际损失：我把快件送到她错写的地址，又上门取了回来，再送到正确的地址，这相当于为她这个快件跑了三趟。我生气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被冤枉，以及平白增添的麻烦。或许还有对所有我不认同但不得不接受的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的规则和条件的不满。但我不能把气撒到她身上，否则我对她也是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的。

我像是变得既在乎钱

同时又不在乎钱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喜欢送快递。就算有，大概也是罕见的。反正我和我认识的快递员都不是那种人。一般来说，只有在发工资的时候，我才会感觉自己付出的劳动值得，而不是在比如说客户露出感激的表情或口头表达谢意的时候——虽说那种时候我也很欣慰。

我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在我们周围一带，快递员和送餐员在不包吃住的情况下，平均工资是7000块左右。这是由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强度决定的，是长年累月自然形成的市场行情。低于这个报酬，劳动力就会流动到其他地区或其他工种。那么按照我每个月工作26天算，日薪就是270块。这就是我的劳动价值——我避免用“身价”这个词。

然后我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其中早上到站点后卸货、分拣和装车花去一个小时，去往各小区的路上合共花去一个小时，这些是我的固定成本。那么剩下用来派件的九个小时里，我每个小时就得产出30元，平均每分钟产出0.5元。反过来看，这就是我的时间成本。我派一个件平均得到2元，那么我必须每四分钟派出一个快件才不至于亏本。假如达不到，我就该考虑换一份工作了。

渐渐地，我习惯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待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比如说，因为我的每分钟值0.5元，所以我小个便的成本是1元，哪怕公厕是免费的，但我花费了两分钟时间。我吃一顿午饭要花二十分钟——其中十分钟用于等餐——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盖浇饭卖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所以我经常不吃午饭。为了减少上厕所，我早上也几乎不喝水。

在派件的时候，假如收件人不在家——工作日的白天约有一半的住宅没人——我花一分钟打个电话，除支出0.1元的话费外，还付出了0.5元的时间成本。假如收件人要求把快件放去快递柜，我将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而且往快递柜里放一个快件，平均还要付0.4元，那么这笔买卖我就亏本了。如果收件人要求改天再送到家里，我将亏损更多——不仅打了电话，还将付出双倍的劳动时间。这些还只是顺利的情况；假如电话没人接听，我将在等待中白白浪费一分钟，也就是0.5元。还有的电话打通后就很难挂掉，客户百折不挠地提出各种我满足不了的要求。有时打完一个电话后，花去的时间成本已经超过了派件费，可这快件还在手上没送出去。

比如有一次，还是在玉兰湾，我在客户预约的时间上门取一件唯品会的退货，但客户并不在家。电话接通后，是一个亲切的中年女声，她说要晚上七点后才到家，让我到时再过来。不过七点后我已经下班了，所以我让她把预约时间改到第二天。可是她又说，明天也是七点后到家，她每天都是这个时间。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您把退货带到工作的地方退。”可是她告诉我，她在医院上班，工作的时候不方便处理私事。像这种情况，她只能自己把退货寄回了，唯品会的上门揽退不支持夜间预约。不过那样她会有点儿麻烦，因为玉兰湾的快递员除S公司的以外，其余的都不上门收件。但S公司的运费远高于平台补偿的10元，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发S公司。而发其他快递，她要自己带去快递站寄，她不一定能找到，或者不愿意费这个劲儿。相比而言，在电话里动员我是更省心的解决办法。何况她显然是个乐于沟通的人，相信凡事只要争取就有可能。

在我拒绝了她的几个提议后，她问我能不能下了班吃过晚饭之后，到玉兰湾来散散步，顺便把她的退货取了。她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态度，措辞很得体，语调温婉，富有感染力，简直无可挑剔。不过，晚上到她的小区去并不像她说的那么诗情画意，我来回得花上一个小时，还得忍受一路的交通拥堵、喇叭、废气、红绿灯……谁会选择散这么个步，而不留在家里休息和陪伴家人？再说从经济角度考虑，专门为她的一个订单跑一趟也很不明智。我们收一个退货的提成是3.5元，我当然不想花一个小时挣3.5元，而且还是在加班的情况下。

《火花》（2016）剧照

或许她自己是个工作狂，义无反顾地愿意为工作付出和牺牲，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她认为我理应和她一样。可是我的觉悟没有达到她的水平，而且我还想反过来建议她：不如你晚上吃了饭出来散个步，顺便找个快递站把退货寄掉。当然我没有真的这么说，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拒绝了她。后来我还给她送过几次货，面对面的时候她仍然很礼貌，丝毫没有因为我曾拒绝过她而心存芥蒂，或者起码没让我感觉出来。

有一个事实是，我并没有因为切身地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而赚到更多的金钱。

实际上我的基本工作方式并没因此有所改变，我没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所有快件扔进快递柜里，也没有不接电话或索性屏蔽掉陌生来电——我像是变得既在乎钱同时又不在乎钱了。

遣散：我不总是个糟糕的快递员

2019年唯品会的业务倒是蒸蒸日上（这之前作者经历了从S公司跳槽到品骏快递），公司投入了很大的宣传力度，包括在一些热门网剧里安排植入广告。这使得起码在上半年，虽然失去了一些第三方商家，但我们的派件量并没比前一年下降，相反还提高了一点儿。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都没有料到，品骏快递会在年底解散。我们当时还以为，唯品会既然在快速发展，就不会抛弃嫡系的品骏快递。

到了10月，S公司开始接手自营订单的配送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我们的工作量迅速地减少。不过S公司也不是一下子把业务全接过去，唯品会安排了一个多月的缓冲期，按比例逐步地把订单从品骏转移到S公司。这时候情况已经昭然若揭，不过公司还不承认，还给我们发安抚短信，劝我们不要听信社会上的传言，等等。总的来说，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和同事们都情绪稳定、心中踏实。毕竟在北京，快递和送餐工作很好找，东家倒了我们就换西家，只要肯干，不可能饿死，而我也不像2018年初刚来时那么战战兢兢了。

我们自嘲成了“没妈的孩子”，唯品会的订单在一点点地被S公司蚕食，像当当网那种大客户也终止合作了。随着公司一步步地关停业务，我们的工作量也一天比一天减少，经常下午两三点就能下班，甚至连“双11”也只忙了四五天。年底的工作不好找，但大家好像并不着急，都说等过了年再说。似乎有一种“终于解脱了”的氛围笼罩着我们所有人，尽管我们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当时还没有人会料到，因为即将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来年的日子将会更加艰难。但相比于去找新工作，我们更关心的话题是公司会补偿多少钱，为此每天都要兴致勃勃地讨论一番，大家都对未来怀着殷切的好奇与憧憬。

《火花》（2016）剧照

公司最后公布的补偿方案是“N+1”。我的工龄是14个月，因此将得到两个半月的工资补偿。

日子开始过得轻松和惬意后，我试着和客户们相处得更好——尽管开始得有点儿晚，因为我即将要和他们告别了。对一些客户我是怀有感情的，虽然还算不上是朋友，因为我们对彼此所知不多。但也不仅仅是业务关系，我觉得我参与和见证了他们的部分生活：他们居住的环境、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宠物、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和待人接物方式以及在唯品会上的消费内容，等等。

我尝试带着玩耍的心情，当然是善意地，用谦卑得过分的口吻和他们说话。当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问他们几点回来，假如我等不了，我就说：“没有关系，我下班后给您顺路带过来吧。”实际上我并不顺路，我下班回家不经过所有我工作的小区。我专程多跑一趟，仅仅因为我心情好、时间充裕，还有些好奇：假如我不计成本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会受宠若惊吗？

事实证明只要我不在乎自己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不计较付出回报比的话，那么几乎所有客户都很好相处，都懂得对我绽放真心的笑容。这证明了假如没有利害得失，这个世界确实可以变得和谐融洽。然而即使如此，我也没有用完我的所有时间。于是在下了班之后，我又重新拿起了书来读。我读了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这花了我近一个月时间。我读得很慢，有时读着读着分神了，我又回过头重读。然后我又读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两部书都是我从前读过但没读下来的。我已经有几年没读书了——不是完全没读，是读不了费力的——因为工作的缘故，我读不进去，而且也不想读。

在工作的最后几周，我经常在送完所有快件后，坐到京通罗斯福广场里，打量逛街的人流和店铺里的售货员，看不同的送餐员跑过来跑过去。我打量他们的举止，揣摩他们的心情，我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被我观察时都是麻木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感受到，只是机械地动着，就和我之前一样。我还发现当我获知我很快就要脱离这份工作后，我的大多数感受都是正面的、美好的，我变成了一个比原来的我更好的人——最起码比在之前工作中的那个我更好——更温和，更平实，对人也更有耐心。这说明我其实讨厌这份工作，甚至讨厌所有我做过的工作。当我被迫去工作的时候，我很容易烦躁、怨恨、满腹牢骚，而且总是不公正地把我每天伺候的客户看得比真实的他们更自私自利、蛮不讲理和贪得无厌。

《肥皂泡》（2017）剧照

当然我不总是个糟糕的快递员。相反，我除了不喜欢也不善于和客户沟通以外，其他方面我可能都是站点里做得最好、最认真负责的。我并非能力出众，主要是我从不多揽活儿——有的人为了多挣钱会吞下自己照管不过来的地盘，然后频繁地被投诉——也就是说，我的收入并非最高，甚至都不属于站点里收入高的那几个人之一。但是我觉得客户在评价一个快递员好不好的时候，很少会考虑到他收入高不高这个方面。

在结束工作之前，我发了一条朋友圈，仅客户可见，告知了品骏快递的解散，还有我将不会再负责唯品会订单的配送。很多顾客在微信上给我留言，称赞了我的服务态度，并且感谢我此前长久的付出。这令我对自己的工作评价也随之提高了一点儿——此前我一直感觉自己做得实在糟糕。

其中一个顾客说道：“你是我见过的快递员里最认真负责的。”——我对她的印象其实不是十分深，所以从没想过她对我的评价会如此之高。不过我相信她是真心诚意的，因为她和我已经没有业务往来，很可能以后都不会再打交道，她没有必要违心地奉承我。所以我想可以用这句话来总结我这段快递工作经历，它并没有夸大其词：我曾经做得比一些客户见过的所有快递员都好。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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