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人类通过对知识与情感的渴求,创造出了许多辉煌的文明与文化。
如今的考古工作者们,也凭借着系统的工作方法、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严谨耐心的工作态度,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古代文化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
陕西省华县地区,某建筑工地的工人们在进行挖掘作业时,意外发现了一座满是铜钱币的“地下银行”,专家闻讯赶来后,便立刻对“地下银行”进行了发掘清理和保护,并对在场人员表示,这座“地下银行”内的所有文物,皆归属于国家。
2010年12月20日,是陕西省华县一处农贸市场开建动工的日子,工人们都在工地上各司其职,紧张且快速地忙碌着。
指挥挖掘作业的魏某,也对挖掘机的驾驶人员作出了向北向下挖掘的手势,但就当铲斗下落抬起,土石逐渐从铲斗中倾泻而出时,魏某却突然对其大喊了起来,并立刻叫停了挖掘作业。
现场的工人们随即都疑惑地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来到挖掘机旁查看。
工人们在铲斗倾倒处的土石堆里,看到了一些圆形、体积不大,但已然锈迹斑斑之物,且当中的一些已经连结成块状,中间似乎还有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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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铜钱的年代已然十分久远,在魏某还是铜钱上,看出了崇宁重宝的字样,且在被挖掘过的土坑处下方,似乎还有一大块中空之地,想来应是个钱窖。
工人们随即都兴奋了起来,魏某也意识到了情况的重大,便马上将情况上报给了相关的文物保护部门,希望其能尽快派人前来查看。
华县文物局稽查大队的李队长在接到消息后,立刻从局里派遣了6名工作人员前往工地现场进行调查,并安排组织挖掘工作。
“挖出来时还没有发现,往地上一倒全是钱币,大概一簸箕。”
魏某对到来的专家们如实说道:
“一开始不确定是不是文物,因为挖出铜币的地方并不深,离地面只有1米5到2米深。”
起初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窖藏”,即古代达官贵人们储存钱币方式之一,其埋藏之物多以钱币、金银为首,以及包括一些玉石、银饼、器物等。
虽然还不能确定其价值,但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是在现场组织起了保护工作。
因“地下银行”所处位置特殊,不仅靠近咸林中学,且其钱窖上方还是马路,时常会有车辆或者行人经过,因此,为了避免在未来的挖掘工作中,造成震动、土层掉落,以及塌方等安全问题,工作人员便立刻安排在钱窖中撑起了木头支架。
就这样,在经过了4天3夜连续的清理和发掘之后,文管会与文物稽查大队的工作人员,从“地下银行”中运送出了至少3吨的古代铜钱币。
考古专家们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如一些相对存世较少的景元通宝、淳化通宝、大观通宝等铜钱币也都散落在这座钱窖当中。
虽然都是开元通宝钱币,却有着几种不同的写法,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刘主任表示:“这对我们下一步中国汉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比较重要的宝贵信息资料。”
据《华县县志》记载,华县因曾受益于北宋之初,生产改革,水利开发等积极的民生影响,使得其县中人口在崇宁元年间涨至5万余人,但因后来金兵入侵,连年战争不断,所以其人口又再次经历大减。
再加上金和南宋的影响,使得华州一带多发战事,华州几次易主,因此专家推断,这个钱窖很有可能是在战乱时期,钱庄为了其安全才将铜钱币全部都封入地下,但因后来北宋灭亡,所以这个钱窖也就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了。
另外,在考古专家们,在对发掘古钱币的工地进行地形对比时,发现这个工地在古代时,很有可能是位于古代府衙附近。
据历史记载,周宣王曾封庶弟姬友,于如今的华县城关镇附近,华县在北宋时期,作为东出关中的要道,其经济相对繁华,在距离工地七八十米左右的树林地带,也是曾经华州府衙所在地,但具体认证事宜可能还需要更深一步的调查。
虽然考古工作人员对这些铜钱币,进行了近4天的清理和发掘,从原来的南北方拐向西边持续挖掘,但据现场的一位考古人员描述,这个钱窖的深度怕是仍然难以估计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这个宋朝钱庄中的铜币数量如此之多,而这些铜币的归属问题,又将如何解决呢?
待考古专家们返回研究所,开始以“崇宁通宝”为首,对铜钱币进行了相应的整理、分类,以及与文献史书的比对后,才最终确定了这些铜钱币对于当世来讲,难以预估的价值。
而铜钱,作为中国古代人们普遍采用的一种货币,自秦始皇统一以后,便被广泛且持续地使用着,受益于宋朝思想上古朴多彩的文化特点,使得其方孔钱币在中国古代钱币历史上独领风骚近千年。
宋朝的方孔铜钱币主要有2个特点,其一是精美的设计,其二则是精湛的铸造工艺。
而在铸造钱币的工艺上,宋朝工艺合金的比列也被称之为“最精准”,就版别来讲,“崇宁通宝”大概有300多种,不同的版别,也对应着钱币投资中不同的市场价值。
且因为每种纪元都对应着不同样式的钱币,所以在中国的钱币历史上,宋朝的钱币不管是数量、质量,还是种类都达到了中国古钱之最,在如今的考古工作中,宋朝钱币的出土量,可占到中国整个古钱币的80%。
宋朝时期,其进行铸币的机构也被称作为钱监,由国家统辖,钱监中负责的官员由朝官,以及三班使臣充任。
钱监中的工匠们既是钱币的铸造者,也是彼时社会当中最底层的人物。
欺诈、压迫、剥削,钱监中的工匠不仅要受到统一的军事化管理,还必须要将监字或者军号刺刻在脸上的。
钱币的铸造,对手艺上的要求极高,且需要长时间集中精力,却又不可避免的会长期吸入铅毒和烟尘,所以钱监中的工人们普遍身体都极差,而就算是失去了工作能力,也会依旧面临着关押与折磨。
宋代所铸铜币,名目繁多,且大小皆不同,即小平钱、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除小平钱以外,其余铜币的大小皆以小平钱为倍数,如若追究其原因,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二,币制混乱,不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在其铸造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比例不统一的情况,加之大钱过于沉重,携带不便,且兑换时做不到绝对的公平,所以便造成了许多的民怨。
其三,“钱荒”现象,造成宋朝钱荒的原因主要则包括,铜钱币的大量外流,以及民间毁铜钱为器的私利行为,又因朝廷无法禁绝私铸,所以便出现了大小钱币并行使用的状况。
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其经济上的腐朽,也是宋朝走向灭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宋代的铜币体系之中,也曾流通过质量低劣的夹锡铜钱,这种劣质铜币的出现,不仅扰乱了彼时的经济秩序,还使得市场上相继出现了金银贸易、以及物换物等不良的经济状况。
对于“地下银行”中的古代铜币,不管是从其价值还是数量上看,都是超乎人们想象的,那么,这些铜钱币的归属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据华县县委中的一位负责人表示,随着媒体们对这次挖掘行动的争相报道,在陕西以及山西等地的一些文物贩卖人员已然相继闻声而来,并活跃在华县内,四处打探着铜币的消息。
其实,这也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在考古界,由考古专家们发现并发掘的,古代珍贵文物的数量其实并不多,而这当中的主要原因,便是因为中国对于文物发掘方式的界定。
在中国,对于珍贵文物的保护是极为严格的,其法律上是不允许考古人员主动去挖掘陵墓,或是相关的疑似土地的。
只有当古代陵墓或是文物遗迹,即将或已经遭受到破坏时,考古人员才能开始对其进行探索与抢救性的发掘,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发现文物遗迹最多的,便是民间的农务人员与建筑工人。
然而,对于这些珍贵文物的归属,却不是遵循“谁发现的就归谁”的民间道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也就是说,不论文物的发现者是谁,都是没有权力去私占文物的,不管文物珍贵与否,都需主动上交博物馆或是文物保护机构保存。
文物通常是具有历史性、价值性的不可再生资源,且中国的文物保护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主要分为3个大类,即真实性、整体性,以及公众性。
旨在尽量保持文物的本来样貌,不破坏不重建,对文物的周边环境也同样要进行保护,保证其整体性,并鼓励公众,让其参与进文物的保护工作之中。
但其实就中国当前的文物保护法来讲,其当中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完善,如,在准文物的保护、公众参与度、资金的筹措、以及文物执法专职化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应的问题。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是中国文物管理的执法模式,但因执法队伍的建设相对滞后,且执法手段的装备严重不足,从而使得文物保护案件难以被监管,对相应的违法行为不能起到足够的震慑力。
而陕西省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其在《陕西省文物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也曾积极地参与并表示,将加强并落实文物安全管护措施,提高专业人才队伍的质量,并进一步加强文物的预防性保护与抢救性修复工作。
通过对宋代铜币历史特点的分析,便可了解其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国的考古人员,通过常年的不懈努力和持续的学习,不断填补着中国历史学术上的空白,如今加入考古队伍的年轻人也逐渐增多,其队伍也正向着多元化与高素质的方向前进着。
考古工作建设的日益增强,其带来的好处不仅只有,更专业的仪器设备,以及更高的工作效率,同时也是希望能在保护好考古遗迹的同时,为后续旅游产业的开发提供一个更好的先决条件。
[1] CCTV新闻直播间.《陕西华县工地一动土惊现三吨唐宋古钱币》[EB/OL]. 2010.12.25,11:47. 引用2022.01.24
[2]张燕. 试论宋代货币与钱币文化[D].中央民族大学,2006.
[3]王金莹. 我国文物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20.DOI:10.27459/d.cnki.gynfc.2020.000473.
[4]王丽,张振华.陕西:多部门发力文物保护[J].方圆,2021(11):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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