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比洪秀全小九岁，两人早年的经历基本一样。读书直到30岁，屡考不中，只好在农村当塾师糊口。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经常与好友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密议，三人时常捧着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街头，由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梁发免费派发的《劝世良言》玩命钻研。
之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东、广西四处传教，洪仁玕因家人劝阻未能成行，转而前往清远一带教书谋生。
1847年，因拜上帝教四处捣毁佛堂孔庙，冯云山被紫荆山团练头目王作新抓捕后投入大牢，洪秀全逃回广东，准备向两广总督耆善上书求情，救出冯云山。
在此期间，洪秀全与洪仁玕相会，见这位族弟在清远教书混得还不错，说不动他一起去广西，便没再坚持。
金田起义前夕，洪秀全派人回老家花县接家眷，洪仁玕因身在清远，没有随同族人去往广西。金田起义爆发后，洪秀全被清政府列为“逆首”，广州府差人到花县抓捕族人，洪仁玕这才感到害怕，前往广西寻找洪秀全。
1851年，洪仁玕到达广西浔州（今广西桂平市），太平军却已经打到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清军沿途设卡，严加盘查，只好折返广东，一路上东躲西藏。
1852年，洪仁玕为避祸逃到香港，在教堂给洋教士做中文教师。1853年，听闻太平天国在南京定都，急忙前往上海，却因战事吃紧，道路不通，加上上海的“小刀会”兄弟不相信他是太平天国“洪天王”的弟弟，根本不予理会。
无奈之下只好在上海洋人学馆以学习天文历数为名，磨蹭了一段时间，最终又返回香港。四年之后的1859年，洪仁玕在洋教士的资助下，再次向南京进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天京。
洪秀全见之大喜，先封“干天福”，半个多月后又加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简称“干王”并总理朝政。
自石达开率部出走之后，洪秀全发誓“再不封王”，但却为洪仁玕破了例，为了平息众怒，不久后加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
洪仁玕在香港生活多年，精通英语，作风洋派，爱喝葡萄酒，用刀叉吃西餐，但对于政务一窍不通，更别提行军列阵了。为了向“天王”哥哥显示才学，也为了平息太平天国高层将领对他的不服气，自然要玩点真格的。
到天京没多久，洪仁玕就呈上《资政新篇》，当然，这其中不少内容都是他早在香港就拟好的。
《资政新篇》主要有三大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风风类，主要讲移风易俗，大力推广基督教的宗教善意。洪仁玕建议以西方“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表、千里镜、连环枪等物。
法法类，主要讲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洪仁玕建议仿效西方各国制度，发展生产，开拓经济，开拓交通，兴办银行，鼓励发明，设立严谨的基层乡官制度，增设监察机构，对洋人通商来往坚持“信义”二字。
刑刑类，主要是指西方司法制度，建议实行西方法制，矫正从前“有法无依”的弊政，提出“禁朋党之弊”。《资政新篇》很快经洪秀全诏准颁行全国。
洪仁玕提出的这些制度无疑是进步的，如果能得到有效实施的话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在洪仁玕实际执政时期内（1859-1862年）这些根本就是一纸空文。
因为，军务和战争是当时太平天国最迫在眉睫之事，在外大将如陈玉成、李秀成又从心理上瞧不起他这个“书呆子”，所以他的建议没有一条落实到实处。
1862年9月，由于援助安庆失利以致被湘军攻陷，洪秀全将洪仁玕、陈玉成革职，基本不再信任他。直到1864年洪秀全临死前，因托付无人，才想起这位族弟，临终托孤，让他力扶幼主。
天京陷落前夕，洪仁玕前往丹阳、常州、湖州等地催兵解天京之围，7月19日，天京失陷，洪仁玕率部在返回天京时遇到幼天王一行，一路护送到江西石城县，被清军席宝田部趁夜劫营被俘。
洪仁玕被俘后不失气节，供词中自称“本藩”，提到“天王、幼天王、主、上帝”等处均空格或提行，表示愧对我主托孤之恩，愿效法南宋文天祥，以尽人臣之本分。
总体来说：洪仁玕学贯中西，身怀理想与抱负，却用错了时间与场合；能力有限，是理想家而不是实干派，难以担当一国之重任；晚节可嘉，被俘后坚贞不屈，颇具气节。1864年11月23日，洪仁玕在南昌被英勇就义，年仅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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