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一天，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在女儿的陪伴下，来到香港某家电影院，观看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题材影片《开天辟地》。
整部影片历时三个多小时，老人家全程没有说一句话，而且没有靠椅背，完全沉醉在了影片的情节中。
电影结束后，老人家依然沉醉其中，半响儿都没有离开的意思。直到影院工作人员才催着离场，老者才回过神，随后对女儿说了一句：
“孩子，这是我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关于你爷爷比较公正的形象。其他都还好，就是扮演你爷爷的演员有点不太像，要是在秀气点就好了，你看我的脸是很像你爷爷的。”
说话的这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陈独秀和第二任妻子高君曼所生的儿子陈鹤年。和同父异母的两位哥哥不同的是，熟悉陈鹤年的人并不多，但其实他的一生也曾有过热血沸腾的时候，他也曾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他的一生也写满了不容易。
陈独秀
陈鹤年出生于1913年，就在他呱呱落地不久，父亲陈独秀因为反袁“二次革命”失败而成为通缉的对象。
为了避难，陈独秀夫妇就带着陈鹤年和女儿陈子美连夜乘船逃离安庆，自此后陈鹤年除了在1930年随母亲来安庆为姨妈高大众奔丧外，再也没有回过故土。
陈鹤年的童年几乎没有过几天安稳日子，当时父亲陈独秀为了革命四处奔走，他便跟随父母先后到了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更为不幸的是，在他十来岁的时候，父母感情破裂，他们姐弟二人就跟随母亲来到南京生活。
在南京母子三人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生活在一间破草房里，靠微薄的收入过日子。童年的艰辛在陈鹤年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陈独秀
因为生活贫苦， 到了读书的年纪陈鹤年只能半工半读。1931年，对于陈鹤年而言无疑是最痛苦的一年，相依为命的母亲因病去世，只留下他和姐姐在人间。
不过，母亲去世后陈鹤年和姐姐并没有共同生活，而是选择各走各的路，姐姐结婚嫁人，陈鹤年则继续求学，他学完电讯后又考入了扬州高中。
就在扬州读书期间，陈鹤年听闻父亲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监狱，尽管父子之间有些隔阂但他还是来到南京探望父亲。
当时陈鹤年年轻气盛，对父亲说：“你这次是落入虎口了，我打算组织人来劫狱救你出去。”
陈独秀一听就严厉地批评说：“胡闹，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千万别胡来。”
看着父亲严肃的脸庞，陈鹤年觉得自己的好心被辜负了，气得他转身就走了，这也是他们父子此生最后一次见面。
高君曼
在扬州读书期间，陈鹤年的日子并不好过，经济上很贫困，但艰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让陈鹤年丧失斗志，相反他更加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喜欢。
高三毕业时，陈鹤年考入了父亲曾任教的北京大学，就读政法系。因早年受父亲的影响，再加上两个哥哥先后牺牲对他触动很大，所以在学校读书期间，陈鹤年以一颗火热的心继承两个哥哥的遗志。
因表现积极陈鹤年成功加入了中共地下共产党，并成为一名预备党员。那会的陈鹤年踌躇满志，一心要投身革命，他也是当时北平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
1935年，日军向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面对日本人的狼子野心，陈鹤年和万千爱国青年一样，对日军的行为无比愤怒，并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加了由中共组织的“一二九”救国运动。
走在人群里的陈鹤年，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大声地喊着口号，哪怕前方是危险他也没有退缩，他就像两个哥哥一样，愿意为革命而奔走呼啸，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陈乔年
就在陈鹤年为革命奔波时，他还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许桂馨，没过多久他们就“闪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与此同时陈鹤年的女儿也来到了人世。
女儿的降生为这对小夫妻带来了很多欢乐，但也给他们从事抗日活动带来许多不便。当时许多爱国青年都纷纷奔赴延安，但因为女儿的拖累陈鹤年夫妇却只能留在北京。
后来，组织将陈鹤年夫妇分配到了北京山西抗日游击队。在这里，夫妻二人积极地投身到抗战工作中，虽然他们没有去前线作战，但在大后方依然做了许多努力和贡献。
学过电讯的陈鹤年，主要负责收发电报，同时培养收报人员。当时的电讯设备很差，但因陈鹤年技术娴熟，他一次又一次地排除了敌人电波的干扰。
妻子许桂馨主要负责群众工作，她到处宣传抗日活动，并发动父母做军鞋、军用手套，以此来支援前线。
抗战年代，生活条件非常差，不但没有收入，更没有固定的住所，夫妻二人经常带着年幼的孩子随游击队转移，风餐露宿也是常有的事。
陈独秀
但国破山河碎的年代，这些苦难都不算什么，他们非但没有被苦难打倒，反而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因表现出色，组织又派陈鹤年到广西桂林地下党创办的报业去工作。当时办报的条件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前有国民党破坏，后有日本人追杀。有一次，敌人包围了报社地址，所有同志撤离时，陈鹤年依然坚持发送完了最后一个电报，才从地下室成功脱逃，如果那次落到敌人手中，后果可想而知。
为了更好地写出抗日文章，地下党安排陈鹤年一家来到香港。陈鹤年先后在《光明日报》、《立报》担任编辑，并以“哲民”为名，发表了多篇抗日文章，其笔锋犀利和父亲陈独秀有许多相似之处。
就在抗战进入到最艰难的阶段时，陈鹤年在香港再也待不住了，他又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了广西桂林，继续在地下党创办的报社从事编辑和收发电报的工作。陈鹤年工作起来非常卖力，而且他为人严谨，从未出过任何差错，所写文章对宣传抗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陈独秀
八年抗战，陈鹤年都是幕后工作者，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抗战胜利后，陈鹤年对未来无限期待，但当时的他的生活并不如意，又因为发表了抨击国民党的文章而遭到通缉，于是他又带着家人来到了香港，而这一走他再也没有回过内地。
到香港后的陈鹤年，因为理想抱负并没有实现，所以思想很消沉，只是正常在报社工作，很少社交，也没有什么朋友，仿佛自我封闭了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陈鹤年那颗消沉的心突然又复活了，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于是，在五十年代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由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回内地定居，他希望自己的子女在新中国接受教育，长大后可以成为栋梁之才，为祖国建设服务。
陈鹤年和女儿
只是陈鹤年和家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决定竟然让一家人在之后四十多年中都没有见过面。后来内地发生了种种变动，尤其是那场大运动，陈家人因为历史问题，也遭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在那样的环境下，妻子许桂馨只能公开声明和陈鹤年结束夫妻关系，但这也没有让他们的日子好过，好在纵然生活环境在艰苦，他们也没有被打倒，最终挺过了那场浩劫，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大团圆。
独自留在香港的陈鹤年，再也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了，他在香港《星岛日报》一干就是几十年，因为工作严谨，兢兢业业，还升为译电室主任，包揽了一层楼的电讯工作。
当时身边的同事并不知道，他就是新文化倡导者陈独秀的幼子，只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作者。
陈独秀
可以说陈鹤年的后半生，过得风平浪静。退休后的他虽然拿着高工资但并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创办了少年出版，出版社的宗旨和对象定为面向青少年，先自办、出版月刊《学生文丛》，后改为《青少年》，就像父亲当年创办《新青年》一样。
其实，办这样的刊物无疑是赔钱的，女儿也曾劝他说：“爸，您年事已高，又明知这是赔钱的事，要不然就别办了吧？”
陈鹤年则说：“孩子，当年你爷爷创办《新青年》，提倡‘科学和民主’，如今国家要发展也需要这两样东西，就让我为祖国出一点微薄之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陈鹤年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走父亲曾经走过和未走过的路，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安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终年87岁。
和哥哥的命运不同，他的一生似乎没有那么波澜壮阔，更没有那么血雨腥风，但在抗战岁月的日子里，他依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带着哥哥们的遗愿为国家而效力。
哪怕到了晚年，陈鹤年依然心系祖国，不惜“赔钱”为青年人办报，这种家国情怀是如此的崇高，他也替父亲和哥哥们看到了盛世中华，可以告慰他们在天之灵了。
唯一的难过就是，从17岁开始，陈鹤年再也没有回过安庆，犹如他父亲陈独秀一样，带着那些许遗憾和人间诀别了。
陈家历史就是一部悲壮的历史，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付出太多的代价，包括生命，向陈家父子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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