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简介(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米芾生平纪事)_米芾_襄阳

米芾,本名黻,后改为芾,字元章。自称是楚国芈氏之后裔,尝自署名“芈黻”或“楚国米黻”,因鬻熊受封于楚,故又自号“鬻熊后人”。又因楚为祝融之后,祝融乃火正之官,为火神,故又自号“火正后人”。又因家住襄阳,自号“襄阳漫士”。襄阳有鹿门山,是庞德公、孟浩然、皮日休隐居地,因又自号“鹿门居士”。又因曾监中岳庙,故号“中岳外史”。因爱润州江山之胜,筑海岳庵于城东以居,又号“海岳外史”。晚年官淮阳军使,又号“淮阳外史”。因为喜爱奇石、崇拜奇石,衣冠唐制,被服怪异,人称“米颠”、“楚狂人”。又因曾官礼部员外郎,世称“米南宫”。世居太原,其父徙家襄阳,因谓襄阳人,人称“米襄阳”。

米芾为襄阳人,除自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外,尚有自署“襄阳米芾”、“襄阳野老”等名号。襄阳有自然村米庄,有纪念米芾的米公祠。米芾没有专为襄阳留下墨迹,也没有留下在襄阳居住的履历,这的确为研究其生平带来了诸多麻烦。我们只能据现有的有限资料,来推断他在襄阳的生活片段。他的父亲米佐,早在他未出生时已经将家安置到了襄阳。米佐的前妻死后被封为襄阳县君,则说明了这一点。米芾的母亲阎氏当为米佐的继室。阎氏生米芾,当在家居襄阳时期。他的诗集中有一首《小集南山》的诗,诗中提及山简、葛强,由此知道他曾经游览过襄阳习家池;《枣阳县志》中录有他写的一首《义井》诗,由此知道他曾经到过枣阳;他与魏泰为同乡好友,唱和诗中有“洄湖还忆扣舷歌”之句,由此知道他们曾经泛舟洄湖,而洄湖就在襄阳南的汉水旁。他少年时代曾经临摹过唐代书法家罗让的《襄阳学记》碑,他还临摹过唐代另一位书法家钟绍京的《遍学寺》碑,而这两幢碑则正立于襄阳。以上这些零星片段,足以说明米芾与襄阳的关系。米芾为襄阳人是确定的,并非附会。

米芾的父祖辈皆为武职,五世祖米信,是赵宋王朝的开国元戎,保驾功臣,地位显赫。历任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指挥使、郴州刺史、高州团练使、宝顺军节度使、彰化军节度使、右武卫上将军等职。四世祖米继丰,官内殿崇班阁门祗侯。米赟可能是米芾的祖父,“以众西出,讨击羌虏”有功,受到转官的奖励。米芾父亲官左武卫将军,赠中散大夫、会稽公。出生在这世代武官家庭的米芾,却弃武从文而成为著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有社会的原因、家庭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防止武人效法自己以军事政变的方法夺取政权,采取了一条“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文人倍受尊崇,武人地位日降。他在建国之初就“密鎸”一座“誓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规定每逢“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就要“恭读誓词”,“誓词三行”,其中一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直至“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这个秘密才公开出来。可见,北宋历代皇帝都是严格尊奉这誓词的。太宗时期,“武臣们在政坛上黯然失色,不仅地位低于文臣,而且其精神更趋于萎靡”。到真宗朝及其以后,“崇文抑武”方略则被奉为圭臬。形成了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武人转换文职,文官拒受武职,遂为普遍现象。如果说米信当年还是武臣飞扬跋扈“多为暴横”、“专恣不法”的时代,那么到了米芾祖父、父亲时,则是武臣低眉折腰的时代。如曹彬虽居枢密使之职,但在与文人交往中却表现出谦卑的姿态。每次在途中碰到文官的车马,都要“引车避之”。又如狄青,在赴京任枢密副使时,被文人嘲为“赤枢”(时军人有“赤佬”的蔑称)。再如马知节,一日与王钦若同在枢密院议事,真宗皇帝亦在场。二人发生争执,王钦若喧哗不已,而马知节却委屈涕泣。由于朝廷“崇文抑武”,引发社会的“重文轻武”蔚成风气。也许米芾的父祖辈,就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开始了向文的转化,且把希望寄寓到了米芾的身上。

米芾自幼聪慧好学,“六岁,日读律诗百首,过目即成诵”。“十岁,写碑刻……自成一家”。从所作《书戒》中,知他特别注重个人修养。他说:“士不可无特操,三两面鲜有济者。”又说:“晚节末路,身名并丧,无以见祖先于地下。”“日暮途远,倒行逆施,乃是劫盗”。他认为人生在世,当“无为三身忧”,即上不辱没祖宗,下要对得起子孙。从他写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也曾有雄心壮志。“青松劲挺姿,凌霄耻屈盘”。“鹤有冲霄心,龟厌曳尾居”。“有志隆宋业,无心崇党偏”。他的这种抱负,在北宋那种激烈的党争中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所以他“仕数困踬”,职微权轻。十八岁恩荫入仕为秘书省校书郎,历任临桂县尉、浛洸县尉、长沙从事、杭州推官、扬州淮南幕僚、润州州学教授。直到四十二岁,才获得雍丘县令之职。仅年余,罢为中岳庙监。后起为涟水军使,历发运司管勾文子、蔡河拨发。徽宗崇宁二年,五十三岁的米芾,始为朝官太常博士。寻为书学博士。未几,因事“罢官去国”,“出知常州,不赴。改勾管洞霄宫”。崇宁三年知无为军。五年,复召为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言者又以“倾邪险怪,诡诈不情……人目之以颠,……无以训示四方”为词劾之,罢知淮阳军,因病而卒。纵观米芾一生官况,“三加勋,服五品”,短暂的礼部员外郎是他最高的官职。远大抱负不能实现,他也试图在自己治下做一点利于社会、利于子民的好事。他在《到任榜》中宣示了他的理想政治:“尚和厚、敬长老、勤农桑、救贫困、养疏亲”,“感召和气,五谷丰熟,字养蕃息”。他在《六顺晓示》中表示了要构建的理想的人际关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姑仁、妇义,“是人间六顺之事,能感召时和、岁丰、人长寿、家道富、子孙多”。然而,这在当时也是无法实现的,他没有能力保护他的子民。他为上官不顾农民死活的催组行为不满,他心情沉痛地写下了一首《催租》诗,并且愤然辞去了县令之职。他在官场上失意了,“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身。”“三十年间成底事,坐叨闲禄是身荣。”“一官聊具三径资,取舍殊途莫回首。”这些诗句正是他失意心情的留露,他要学孟浩然:“此意苟不遂,江湖终浩然。”“我不愧作孟浩然,缓策空山与摩诘。”他要在大自然中、在山水中寻求精神的慰藉。

仕途的困踬,想必也是他佯作癫狂、倾心书画的原因之一。他在倾心书画中找到了精神寄托,或者说是另辟蹊径,找到了更加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他在所著《画史》开篇写道:“杜甫诗谓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见书画传’。甫老儒,汲汲于功名,岂不知固有时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之笔精墨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然则才子鉴士,宝钿瑞锦,缫袭数十,以为珍玩。回视五王之炜炜,皆糠秕埃磕,奚足道哉!”米芾要把在官场的失意,从书画领域中找了回来。

米芾在交友方面奉行“君子群而不党”的原则,他凭借与皇家的特殊关系以及精湛的书法艺术,结交了许多显贵的朋友。他身历五朝,在诸朝宰辅中,除司马光、吕公著等少数人外,他均能与之交往。诸如苏颂、吕大防、林希、王安石、苏轼、沈括、蒋之奇、蔡京、章惇等均与之有诗词唱和或书简往来。他与王安石、苏轼更有着深交,王长米芾三十岁,苏长米芾十五岁,皆可以师长称,然米芾却“皆不执弟子礼”。他在给蒋之奇的信中也说:“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自负其才,不入党。”这也许又是他“仕途困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激烈的党争中,态度不明朗,或左右摇摆,谁会重用?谁会擢升你并委以重任?最多只能做个要好的文友。他在书画方面的朋友就更多了,除苏门学士外,有著名的画家李公麟,著名的词人贺铸,著名的诗话作者魏泰,古书画收藏家薛绍彭、刘泾,还有蔡肇、蒋长源、王诜、王涣之、王汉之兄弟等。他们经常交流所收藏的珍贵字画,鉴定真伪,欣赏评析作跋,探讨书法理论的真谛。

米芾又被时人称为“米颠”,“楚狂人”。而米芾并不自认其颠其狂。当有人以颠弹劾

他时,他上诉到蔡京那里,“自谓久任中外,并被大臣知遇,一无有以颠荐者”。他还“质

之子瞻(苏轼)”,子瞻笑答“吾从众。”其实,这些人也并不都认为米芾真颠、真狂。黄

庭坚就曾经说:“米黻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籍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这“不用世法”、“不偶于俗”和蔡肇所说的“风神潇散”、“不能与世俯仰”相一致,二人乃真知米芾者也!

明代陈继儒在《米襄阳志林序》中说:“惟米氏以颠著……得大要浩然之气全耳!”他

还从六个方米论述了米芾的颠是颠而不俗,颠而不孤,颠而不寒,颠而不秽,颠不屈挫,颠而不诈。他惊叹:“呜呼,米颠旷代一人而已!”今人董有知先生对米芾的所谓颠狂,也有比较精到的分析。他说:“其实,他根本不颠。”“张颠、素狂、杨疯子,也并非真的‘颠、狂、疯’,就是阮籍与李白醉酒,醉意也不全在于酒。这些著名的大书家,封建社会的显赫人物,一者,心目深处憧憬着非常强烈的名禄诱惑力,可又不情愿周旋于腐败官僚圈子里的背俗环境;他们心中的正义抱负实现不了,却又控制不住内心世界的愤懑发泄,时时还在斥责讥讽权贵。二者,在帝王统治下,本人身份已大白天下,面临险恶形势,出于万般无奈,才以酒浇愁借故颠狂,无非是权作保护自己,与世抗争的一种手段。鉴此,若不能认知米芾的机敏智慧是不公平的,如不能明察其佯狂作颠也是不实际的。他的独特性格就在于既能压抑自己的天才和睿智,又能曲从别人嘲弄与自我摧残,以便在新旧党的激烈倾轧中应付优游,这恰恰是他真正聪明的自然流露和意念体现。”

米芾以书法名世,在北宋四大家中首屈一指。《宋史·本传》说他“妙于翰墨,沉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同时代的书法大家对他的评价就相当地高了,苏轼说他:“超逸入神。”“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黄庭坚评之曰:“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李之仪说他:“回旋曲折,气古而韵高。”蔡絛则说他:“投笔能尽管城子(毛笔的别称),五指撮之,势翩翩若飞,结字殊飘逸而少法度。”宋高宗特爱米书,在《翰墨志》中说:“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谓支遁道人爱马不韵,支曰:‘贫道特爱其神骏耳。’余于芾字亦然。”孙觌在《鸿庆集》中说:“米南宫跅弛不羁之士,喜为崖异卓鸷、惊世骇俗之行,故其书亦类其人,超轶绝尘,不践陈迹,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蹊径之外,真一代之奇迹也!”朱熹在《朱子文集》中也说:“米老书如天马脱衔,追风逐电,虽不可范以驰驱之节,要自不妨痛快。”范成大也说:“米礼部行草正用大令笔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后生习米者,但得其踰绳越契之风,则善学柳下惠也。”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本朝书,米元章、蔡君谟为冠,余子莫及。”可见,米芾在当时书法界的地位和影响该是多么的高和大了。

米芾的书法特点,孙祖白有一个概括:“下笔倜傥纵横,有骨有肉;提处细如丝发,而圆润遒劲,按处中锋直下,而沉着不滞;毫风雄骏,无往不利,使转自如,八面生姿;结字分布,气势飞动,出乎自然,确能不受古人羁勒,发抒情性天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运笔墨于蹊径之外,而自成一派。”其体势俊迈,为苏、黄、蔡三家所不及。米芾尝自云其书为“刷”字,意思就是运笔迅劲。而蔡襄“勒”字、苏轼“画”字、黄庭坚“描”字,其共同点就是“纡徐”。苏轼写字“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黄庭坚写字来源于对蜗牛的启示,所谓“看蜗书屋梁,韵与境俱佳”,所以人们以“纡徐”二字概括黄庭坚的书法特点。而米芾的“刷”字,却体现出一个快字。所谓“风樯阵马”、“快剑斫阵”、“强弩千里”、“天马脱衔”就是这个快字的最形象的表述。

米芾的书法甚得楚文化的精髓。米芾本非楚民,其五世祖米信,族属奚族。奚,本东胡族。原居辽水上游,柳城西北。汉时为匈奴所破,保乌丸山,因称乌桓。宋初,其族属尚多在塞外。但米芾却自称是楚国芈氏之后裔,尝自署名“芈黻”或“楚国米黻”,自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这是为什么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对楚国书法艺术的崇拜。他在所著《书史》开篇即云:“如楚钟刻字,则端逸,远高秦篆,咸可冠方今法书之首。”是楚人发明了毛笔(原以为蒙恬),楚人的书法别具特色。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流传下来的铜器铭文,令书法家景仰。如楚公嫁钟、楚夜雨雷钟上的铭文,书法专家评为“字体奇肆,于此见荆楚雄风”,“奇古雄深”,“文字雄奇,不类齐鲁,可觇荆南霸气矣”。再如,春秋中期的王子午鼎和王孙诰钟铭文。其书法特点被专家评为“圆劲激越,诡异飞动”。这种雄奇、飞动、诡异的特点,正体现了楚人性格特征。刘玉堂先生说:“楚人的形象思维,有自由、浪漫、狂放以至怪诞的传统。凡所表露,必有特殊的魅力,书体也是如此。”楚国的书法,在先秦堪称南方书法的表率。其风格、特点与北方书法判然有别。郭沫若曾说:“南方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方重事实,字多浑厚。”胡小石也认为:“(古文字)书体分为二派,北方以齐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齐书整齐而楚书流丽,整齐者流为精严,而流丽者则至于奇诡不可复识。”楚书有不拘陈规的创新精神。米芾的狂放、怪异,不正是有意效法楚人吗?他的书法风格和特点,显而易见与楚国书法风格、特点是一脉相承的。

米芾是画家,除留下《画史》之外,画品未传于世。现在只能从当时见过米芾画品的人的描述中得之。他与儿子米友仁的绘画,被人们称为“米氏云山”。《画史》和前人的评论是研究米芾绘画思想、绘画理论的宝贵文献。

米芾又是文学家。苏轼赞其文“清雄绝俗”。《宋史·本传》说他“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宋人葛立方说:“米元章赋诗绝妙,而人罕称之者,以书名掩之也。”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说:“米元章以书名,而词章亦豪放不群。”岳珂在《宝晋英光集序》中说:“芾之诗文,语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同有凌云之气。”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米元章之书法,人皆知之。其诗律之妙,人或不尽知也。”程俱《题米元章墓》也说:“其为文辞与立言命物,皆自我作,不蹈袭前人一言,元次山、樊绍述之流也。”程节也说:“米元章诗,词翰俱美,三、四读不能休。”可见,米芾的文学成就在当时也是相当高的。他的著述甚丰,曾经在苏轼面前夸耀说,自己的《山林集》多于《眉阳集》,而且不蹈袭古人一句。蔡肇在《米元章墓志》中也说:“刻意文词,不剽袭前人语。径奇蹈险,要必己出,以崖绝魁垒为工。”“所著诗文凡百卷,号《山林集》。《宣己子》、《圣度录》、《正韵杂说》又数十卷。”十分可惜的是,米芾的这些著作在靖康乱中佚失殆尽。南宋时,岳珂多方搜集,辑为《宝晋英光集》八卷。中有赋文六篇(其中《蚕赋》为宋庠所作,《动静交相养赋》为白居易所作),楚辞一篇。古诗五十一首,律诗一百零五首。长短句十六首。其余为序、记、赞、偈、铭、墓表、题跋、杂著等。黄正雨等人辑校的《米芾集》,所收更为丰富,仅诗歌就多至二百六十余首。称文学家、诗人,当不为过矣。陈延杰在《宋诗之流派》一文中指出:“宋诗至嘉佑间,人才辈出,风骨奇迈,譬之众垤环立,则苏、王称岱、华矣。其余三孔、二晁、王、米、张、秦之流,并皆天才横逸,笙竽同音,极天下之大观也。”许多文学史,未提及米芾,这对米芾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米芾的文学创作思想,从上述宋人对他的评论中可得而知。那就是“立言命物,皆自我作不蹈袭前人一言”。他自己也曾说:“芾自会道言语,不袭古人。年三十为长沙掾,尽焚毁以前所作,平生不录一篇投王公贵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则以往。”这一点与他的同乡好友魏泰相类,魏泰也主张“诗恶蹈袭”,人谓其“诗律峻峭,今人不可到也”。难怪米芾要称他和王平甫并为诗豪了。苏轼不仅喜爱米芾之诗,相与唱和外,尝赞其“词韵高雅”、“超然奇逸”。从他写给米芾的书简中得知,米芾曾多次把自己的新作“佳篇辱贶”。苏轼更爱米芾之文,在《与米元章》书中写道:“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如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之者。”以“清雄绝俗”四字,褒奖米芾的文章,可见米芾为文之精到。在另一书简中,苏轼更为具体地描写了自己卧听米芾《宝月观赋》的惊喜之情和感叹:“两日来,疾有增无减。虽迁闸外,风气稍清,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儿子于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夫卧听之未半,跃然而起。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天下岂常如我辈愦愦耶!公不久当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一篇《宝月观赋》,令病中的文坛领袖苏轼“跃然而起”,其文一定非常不俗。可惜的是,这篇“当过古人,不论今世”的奇文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从米芾的其他赋文,领略他的文学风采了。

王安石也喜爱米芾的诗。李之仪在《跋元章所收荆公诗》中说:“荆公得元章诗笔,爱之,而未见其人。”意为王安石在未见米芾之时,既爱上了他的诗作。后来米芾“从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复就职。”米芾去见荆公,“荆公奇之,总不可留。后亲作行笔,录近诗凡二十余篇寄之。”一次赠诗二十余首,可见倾心之爱。王安石尝书米芾诗于扇面,经常把玩。王安石去世之后,“元章怀旧恋知,故过其坟,为之形容,读其诗可见其意也。”

除苏轼、王安石对米芾的诗文大加赞赏外,当时许多一流的文学家都与之唱和。黄庭坚现存诗中至少有六首是专为米芾写的;秦观有两首次韵之作;贺铸有七首诗与之酬答;李之仪有三首七律寄怀米元章;薛绍彭、刘泾与之唱和就更多了。可见,米芾在当时诗坛上的活跃情状。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为了说明米芾“赋诗绝妙”,特举米芾《不及陪东坡往金山作水陆》和《栖云阁》二诗为例,并且评之曰:“如此二诗,殆出翰墨蹊径之表,盖自迈往凌云之气流出,非寻规索矩者所可到也。”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标举米芾“诗律之妙”,并特别提出《望海楼》、《吟潮》和《垂虹亭》三首。上述诸篇,可以看做是米芾律诗的代表作。《吟潮》一首,在古今观潮诗中堪称上乘,其阔大、其气势,罕有与比。明代顾元庆在《夷白诗话》中赞之曰:“米元章咏潮诗也。书既遒劲,诗亦雄壮,迈往凌云之气,盖可见也。”《望海楼》、《栖云阁》是两首以写景为主的七言律诗。在米芾那里,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他曾经与李大观诸人游颖昌西湖,各分韵赋诗,而米芾则以画松和之。并在画上题云:“与大观学士步月湖上,各分韵赋诗,芾独赋无声之诗。”顾之京先生在赏析《望海楼》诗时说:“诗人写景选择了不同的立足点——远近、内外、上下,不同的视线——仰视、俯瞰、远望,因而构成写景的不同角度,绘成多种特色的画面……米芾在此确是充分发挥了他画家之所长。”在赏析《垂虹亭》一诗时又说,米芾“是以画家的心思、眼光、笔法来咏此亭。”“通过绘制画面的手法,把景物展示于人。”陈延杰在评论此诗时也说:“米芾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极江南烟云变灭之态。诗亦清新绝俗,善写景,飘飘然有凌云想矣。”用“诗中有画”,画中有情,来评价米芾的写景诗,我想应当是十分恰当的。

米芾的山水诗具有清的特点,这可以看着是对孟浩然诗风的继承。但他又有创新,孟浩然的清为“清淡”,淡而有味;米芾的清则是“清俊”、“清雄”,清而有气势。如果说孟诗是雪原千里的话,米芾的诗则是危崖悬冰。试读二人所作的观潮诗,便可立见分晓。

米芾的哲理诗理趣盎然,如《天鸡》、《庖丁解牛刀》、《拟古》二首等,对世态刻画尽致,讥刺入微。题跋诗、赠答唱和、怀古、挽诗等,也都各具特色。

米芾的词虽然不多,但在词史上也应有一定的地位。许宗元在《中国词史》中说,米芾“词作如其浅墨山中烟雨图,清俊、潇洒”。

米芾爱砚,有砚诗、有砚铭,且著有《砚史》一卷。米芾更爱奇石,米芾拜石的故事,天下闻名。他是奇石鉴赏家,是他提出了“秀、瘦、雅、透”的相石之法。2007年11月8日,海内外赏石界的专家学者相聚襄阳,参加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在“米芾在中国赏石文化上的地位”的学术讨论会上,大家对米芾“四字相石法”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石文化的理论基础,对中国赏石艺术有深远的影响。一致推尊米芾为当之无愧的石圣,并于米公祠举行了盛大的拜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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