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邓拓，都是因为“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当年引发过一场巨大的运动，也让“邓拓”这个名字充满了争议。
其实，在《燕山夜话》之前，邓拓就是我党宣传阵地上一员冲锋陷阵的猛将，主持过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还是建国后《人民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
那么，邓拓其人又有着什么样的传奇人生呢？
1912年，邓拓出生于福建福州闽侯县乌石山麓，父亲邓欧予是前清举人，曾在广西做过知县，民国成立后，回到福州以教书为生。
邓家虽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但论起积蓄与产业，却没有多少，因此邓拓幼时的生活非常清苦。但是，邓拓的精神世界却非常富足，在父亲和诸位兄长的影响下，邓拓阅读了大量书籍，上至古代典籍，下到近世名著，奠定了他日后雄厚的文学素养。
1929年，邓拓考入了上海光华大学，主修法律，不过，他的目光并没有局限在学校内，而是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和劳苦大众。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若想实现真正彻底的改造，单靠资本主义和国民党是不足以实现的，于是，1930年冬天，18岁的邓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革命征程。
1932年，邓拓接到上级指令，决定在纪念“广州起义”5周年之际，发动工人游行，以此向国民党反动派施压。在这场游行中，邓拓虽是一介文弱书生，却走在最前列，举着旗帜，高喊口号，结果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入狱。
狱中的生活非常艰苦，邓拓只要松一下口，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早日出狱，但是，邓拓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反而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径。
直到第二年，在父亲和三哥邓叔君的多方求情下，邓拓才得以出狱，从上海返回福州，在家里休养了几个月。
1934年秋天，邓拓又考入了河南大学历史系，继续读书，尤其是对隐藏在中国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于1936年完成了一部《中国救荒史》，让当时的很多教授都佩服不已，认为此书填补了国内史学界对“救荒”领域研究的空白。
此时的邓拓，才刚刚24岁。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邓拓刚好从河南大学毕业，见到山河破碎，百姓蒙难，便北上晋察冀敌后根据地，与广大军民一起投入到了抗日的行列中。
1938年4月，邓拓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社长，开启了他在敌后战场上的宣传生涯。
因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印刷报纸的机器都是原始落后的油印机和石印机，纸张也都是粗劣不堪的粉带纸，但是，邓拓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而是集思广益，迎难而上，将这些困难逐一克服。
1941年秋，日军对《晋察冀日报》驻地南滚皮沟进行了大扫荡，日军扫荡之前，邓拓率领工作人员将印刷机器埋在地下，等到日军撤走后，他又带领大家将机器挖出来，继续进行印刷工作。就这样，来来回回七次，日军每次都是空手而归，而《晋察冀日报》的发行工作，却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从1938年4月到1948年6月，在这10年的岁月中，邓拓带领着工作人员，一共发行了2800多期《晋察冀日报》，像我们熟知的《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的母亲马老太太》等文章，都是通过《晋察冀日报》传遍全国的。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的聂荣臻元帅，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对邓拓给予了高度赞扬，说：“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大量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同志，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在邓拓的宣传工作生涯中，主持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笔。
早在1944年，为了系统性地向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刊印一部《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具体工作由邓拓负责。
接到这个任务后，邓拓不敢有半点马虎，将毛主席往日的著作细细审读，逐一排版，然后在河北阜平县境内的一座小山村里，印刷出版。
这一部《毛泽东选集》，共收录了毛主席的29篇文章，约50万字，邓拓在“编者的话”中写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要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
邓拓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就是《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早在1946年4月，晋冀鲁豫根据地要办一份报纸，起初的名字叫《晋冀鲁豫日报》，负责人去请毛主席题写报头，但是，毛主席觉得叫《人民日报》更好，并亲笔写下了“人民日报”四个大字，见下图——
到了1948年6月，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邓拓主编的《晋察冀日报》也跟《人民日报》合并，继续用《人民日报》的名字。
不过，这个时候的《人民日报》还不是全国性的报纸，一直到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成立时，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定为中央的机关报，毛主席也重新为它题写了报头，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见下图——
《人民日报》定为中央的机关报后，邓拓也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编辑，社长是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
邓拓上任后，为了办好《人民日报》，采取了多项意义深远的举措，要求报纸要联系实际和群众，要接地气，不能束之高阁，提出不论是编辑也好，记者也罢，都要去田间地头和工厂一线，深入了解进行采访，坚决不能出现“只当新闻官”的情况出现。
此外，邓拓还特地抽出时间，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署名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此来推动工作的改善。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人民日报》的总体质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在广大群众中间广受好评，也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次表扬。
1961年3月，邓拓开始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杂文，对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1962年9月，邓拓又与吴晗、廖沫沙一起，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专栏《三家村札记》，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杂文，结果遭到了很多人的围攻，邓拓也被污蔑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被停职检查。
在铺天盖地的围攻之下，邓拓忍无可忍，在1966年5月18日留下一封遗书，吃下大量安眠药自尽，年仅54岁。
在那封遗书的最后，邓拓写道：“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当然，正义终究不会缺席，邓拓去世13年后，于1979年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
（参考资料：《同舟共进》《炎黄春秋》《档案春秋》《文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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