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资料图）
陈景元用30多年的时间，质疑和佐证秦始皇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而“国家队”同样用30多年时间“一铲子一铲子”地证明8000陶俑是秦始皇的。
陈景元：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
30多年时间质疑秦兵马俑归属的建筑师陈景元，被视为史学异类
“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在2200年前驾崩之前统一了中国，下令修建长城，对中国实行残酷统治。他当时唯一惧怕的是天帝的震怒。他为此下令修建一座庞大的陵墓，让8000名真人大小的彩绘武士守卫。”在介绍兵马俑时,美国的《焦点》杂志这样写道。兵马俑被认定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似乎从1979年叶剑英题写“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馆名时，就已作为一种“公论”尘埃落定。
“想改口太难”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说法，传播得太久了、太广了，想要改口喊其他的，恐怕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72岁的陈景元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而是另有其人。
陈景元的身份与考古或历史无直接联系，他的本专业是建筑学。孩提时代，陈景元喜欢跟着隔壁的棺材店老板用泥巴捏小棺材。在中学里，陈景元几何、制图课成绩出色，制图老师王孟碌认为他是个学建筑、搞工程的好苗子。王孟碌对陈景元说，在秦始皇陵底下，就有众多的山川模型、宫殿建筑模型，那就一定要考到西安去。
1957年，陈景元考上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六年制,现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报到第二天，他独自一人跑到秦始皇陵“考察”。大学期间，陈景元跑遍了秦陵附近的山山水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他了如指掌。陈景元从建筑学、工程技术角度，研究秦始皇陵和秦阿房宫等问题，并参与1961年6月临潼县的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划定了秦始皇陵保护区的范围。1973年底，陈景元完成了一部叫《骊阿集》的书稿。在书中，陈景元论述了阿房宫并非秦始皇所建，且秦始皇生前没有预修过骊山墓。这是中国人从建筑工程角度，对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司马迁所撰《史记》一书有关秦代阿房宫、骊山墓的史料记载，首次提出的全面否定。
发现兵马俑的消息并没有马上被公布。1974年11月初，陈景元到南京博物院办事，博物院的同志把这个内部消息告诉了他。一直对秦陵抱有浓厚兴趣的陈景元特意跑到西安进行考察。但对于兵马俑迅速定性为“秦始皇所有”，陈景元认为此结论很成问题。
新华社记者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内参上发表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在这个报道中，作者蔺安稳写道：这批武士陶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
此时正值“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政治运动，秦始皇被“四人帮”吹捧成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革命派，是朝气蓬勃的，是真老虎，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以及他的“孝子贤孙”，则被批判为是腐朽的、没落的反革命小丑。
参加一号坑第一次发掘的研究员张占民曾对媒体透露，1974年正处于“批儒评法”的关键时刻，中央有人要为法家人物秦始皇树碑立传。但长期以来在文化思想、艺术领域找不到秦始皇的贡献，一下子发现了6000兵马俑，他们自然重视。
岳南在他的系列图书《考古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记》中披露：姚文元接到此稿，很是赞赏，当即批了“可发”二字，并在第二段把“秦始皇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改为“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江青看到了这份内参，在惊喜之余,她又为内参所言“临潼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很恼火,她立即打电话给姚文元，让姚转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临潼某些领导的做法要严加追查。国务院于1974年6月30日批示，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
陈景元认为这是考古史上极其罕见的“先定性，后发掘”的举措，“考古队还没进入现场，相关证据都还没有收集，就一口咬定陶俑的归属。所以这个’考古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成分科研的。”
在陶俑出土几个月后，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学者来到西杨村进行实地考察。他们看到这里距离秦始皇陵有两公里的距离时，纷纷发问：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到如此遥远的地方？至于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专家们认为并不能做出肯定准确的判断。国家文物局任际奉处长在1976年看到一份对秦俑提出质疑的材料后，也曾表示“秦俑定性确实很匆忙，文章提出的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西北大学教授林剑鸣在《秦俑之谜》中，这样写道：既明确秦俑坑距秦始皇陵外城东墙有1225米之远，就很难证明这组建筑必定为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因为它已经在陵园之外。
同样属于质疑者阵营，但陈景元并不认同“1225米”的说法。“这个1225米是以讹传讹。早在1980年1月由秦俑馆主编的《秦俑》画册中，就明确无误地说’兵马俑坑，位于陵园外城东门外，距陵墓1.5公里’。”陈景元介绍，连袁仲一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中也承认，“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的西杨村南。”但是这一结论与袁仲一曾宣称“三百丈”的说法仍然不相吻合。
袁仲一曾在1981年第一期《旅游》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汉旧仪》一书有记载，秦始皇曾下令宰相李斯，将陵墓的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经过钻探测量，发现出土陶俑的地点，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认定这是秦俑定性的有力凭证。“实际上我查阅过各种版本的《汉旧仪》，并没有找到关于’三百丈’的记载。而且，就算这个说法成立，秦时的三百丈折合成现在的尺寸，也只有690米，而距离秦始皇陵封土将近2公里的西杨村，怎么可能’跑到’690米的圈子里面去呢？”
俑坑里的时间之轮
战国时，各国车轴的尺寸不同，路面形成的车辙也不同。车轴有别，互不通车。不同车辙的路，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最好办法。因此车同轨是秦始皇完成统一后的重要举措。考古界认为，河北省的井陉天门关的车辙是秦王朝车同轨留下的重要实物佐证。
调查资料显示，井陉古道的轨距是1.40米，而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车辙、辽宁朝阳城门车辙也是140厘米。而俑坑出土的“战车”轮距是1.80米；铜车马坑出土的一号车，轨距是1.90米，二号车的轨距是2.04米。袁仲一对此的解释是：秦代有战车、有大车、有小车、有独轮车，那么多不同用途的车，没有办法做到“车同轨”。
陈景元引用《说文解字·序》的文字说明秦始皇的“车同轨”制度执行的力度：战国的时期“田畴异亩，车涂异轨、令律异法、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秦王朝由于大规模建设工程的需要，必须使车辆制造实行标准化、制度化，为的是最大限度提高产量，及时地供应备品、备件，使一车可以直通全国。而车不同轨，哪里还有发展经济、保障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
陈认为，井陉秦皇古道上的车辙，根本不与俑坑战车的轮距相同，也不与通车的轮距相同。“大小尺寸各不相同的车轴，尤其是1.8米轮距的车的出现，已经违背了秦代同车轨制度。这些都有力说明了，俑坑里面所有的车，处处都与秦王朝的基本国策相抵触，根本就不可能是始皇时代统一轴距的车，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秦始皇的面前，去为秦始皇陪葬？”
陈景元还认为，秦始皇即位之时首先要建造的，是刚刚去世的父亲秦庄襄王的陵墓、即位才三天便去世的祖父秦孝文王的陵墓，及其祖母、尊祖母等人的陵墓，这才是秦始皇即位后一个时期内最为紧迫的陵墓工程。“秦始皇是一个事业型的君主，对他来说远大的治国信念，让他根本无暇顾及百年后事。而且他非常忌讳死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的记载。”陈景元认为在秦始皇生前，并未有“预修”陵墓之举。
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的一种观点，即秦兵马俑坑曾在秦王朝末年被项羽焚毁。1975年第11期《文物》杂志发表的《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说：“俑坑底部普遍覆盖厚度约0.15~0.44米，可分为10~14层的淤泥。”陈景元认为俑坑底部的淤泥层，是俑坑自建成之后直至焚毁前夕，实际存在的一种“时间年轮”。《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称：各种兵器，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这样吕不韦戈跟俑坑底部的陶俑并不属于同一地层，毫无疑问是俑坑的’非原配兵器’，乃是外来者的遗留物。”陈景元说。
“如果俑坑竣工不久，就遭到焚毁，在一两年时间之内，怎么可能形成几十厘米厚、可以分成14个层次的淤泥层。临潼地区历年气象资料是，150毫米的大暴雨频率是3年一遇，干淤泥也是平均每3年才有l层。这样14层淤泥需要40多年的淤积时间，加上俑坑自身10年的建设工期，所以俑坑真正的始建年代，就要一直向前移推半个多世纪。这一推不要紧，它就被推到秦宣太后、秦昭王这段期间上来了！”
真正主人是秦宣太后？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的真正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
秦宣太后芈（音米）氏曾把持秦国朝政41年，被称为“两千年前之慈禧”。芈氏家族，一直是楚国世代的王室显贵。秦楚两国“绊以婚姻，袗以盟”，秦惠文王娶了芈氏。历史上楚苗同裔，楚人的祖先是随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长”，所以楚国也被称为“苗的楚国”。
俑坑中绝大多数的武士俑，头顶上都盘着一种“歪髻”：发髻高高盘在头顶左侧或右侧。这与秦陵陪葬坑出土的坐佣和直立俑有明显差异，后者的发髻都盘在头顶正中的脑后部位。这是陈景元认为芈氏很可能是兵马俑主人的重要论据。
陈景元介绍，在我国西南省份，有的面具艺人，会将古代先人捏成“头梳歪髻、斜眉扯眼”的样子。在一段漫长的时期里，歪髻由苗人推向楚人。“歪髻”在楚人中传承下来，湖北楚墓中，有梳着“歪髻”的古尸；阿房宫遗址出土的玉片上，有“歪髻”的人像，阿房宫由宣太后始建，她来自楚国王族，“歪髻”和她有着直接的关系。
“芈氏是秦始皇尊祖父秦昭王的生母，由于出身显赫，在秦楚联姻之时远嫁秦国。《汉书》记载，阿房宫由秦惠文王修建，未成而亡，随后，由芈氏执掌秦国朝政41年之久，大量王室玉器和楚苗式样’歪髻偏髻’玉人出土，加上遗址中有’楚’字瓦当的发现，充分说明阿房宫工程由芈氏来推行续建的。同样，有着’歪髻偏髻’的秦俑坑，当然免不了要从她这里入手去寻求答案了。”在《秦俑真相》中，陈景元这样写道。
陈景元曾与袁仲一当面对质过关于秦俑属主的问题。1976年，陈景元去了西安，见到了当时的考古队长，后来的兵马用博物馆馆长袁仲一，他一口气向袁仲一提出了20多个问题，陈景元回忆说，当时袁仲一的汗直往下淌，夹着香烟的手指在哆嗦，这些问题袁仲一都无法回答。 当本刊记者致电袁仲一询问相关情况时，袁说：“我不认识他（陈景元），或许在什么会议上会遇到过，但并不相识。”
“除了秦始皇，还会是谁？”
两代考古工作者挖了30多年，证实着兵马俑确属秦始皇，但同时还是解释不了很多疑问
陕西兵马俑坑在2009年6月13日举行了第三次挖掘的启动仪式，这天是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
35年前的3月29日，陕西省临潼县骊山北麓，西距秦始皇陵约2公里处。9位西杨村抗旱打井的农民偶然挖出了一些真人大小的俑头、躯干和大量的陶俑碎片。层层上报后，将相关文物带回县里。几十天后，几尊完整的武士俑终于被拼接、修复成功。
临潼县一时难以对文物的性质和时代做出明确界定，于是此事被很快上报到省里。1974年5月，新华社记者蔺安稳知道了情况。回京后不久蔺安稳将此事写成内参，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396期，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短短四五百字将陶俑发现经过描述了一遍。文章中并未明确说明出土的武士俑是否为秦始皇的陪葬品，但这篇文章已经将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结论是30年一铲一铲挖出来的”
1974年7月6日，中央对“秦代武士俑”的批示，正式向陕西省委、省政府作了传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很快成立了考古发掘队及发掘领导小组。考古队最初只有4个人，时年42岁的袁仲一被任命为考古发掘队的队长，发掘队一行人带着行军床等行李和发掘工具进驻考古工地。袁仲一1963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接手秦俑的发掘工作后，袁仲一长期主持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勘探和挖掘，曾被学界称为“兵马俑之父”。
袁仲一是“秦始皇兵马俑”论点的坚决支持者。“这不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国内外考古专家的基本观点。得出这一结论，是两代考古人员经过30多年一铲一铲挖出来的。”
袁仲一原本预计一个礼拜时间就可以完成的挖掘工作，不料一干就是一年多。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罕见的、超乎想象的大型陪葬坑。袁仲一挖了很多的试掘方，也找到了1号兵马俑坑的边界，但却仍旧不敢下结论。考古队又对1号坑进行了复探，几乎照顾到了俑坑的每一处细节。最终的试掘工作在1975年6月底结束，而有关兵马俑坑在学术上的定性，即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这一观点正是在这时才得出的。此后，兵马俑才开始以“秦始皇的陪葬”的身份被公布在大众媒体上。所以，袁仲一表示，对兵马俑坑进行的定性建立在历时一年多的勘探和发掘、研究工作之上，是可靠的。
铁证“吕不韦戈”
在兵马俑1号坑中出土的文物中，有23件带有始皇纪年铭文的铜兵器，分别从秦始皇3年到19年，其中的6件“吕不韦戈”，纪年有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如秦始皇三年的“吕不韦戈”，是袁仲一认为兵马俑是秦始皇所有的证据。
吕不韦戈上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敏丞义，工沱”铭文。“三年”指秦始皇三年，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寺工”是秦始皇时期中央主造兵器和车马器的官署机构，“敏”为主造工师人名；“丞”为主造工师助手，“义”为人名；“工”为具体制造的工人，“沱”为人名。由于晚期器物不可能出现在早期墓葬，因此可以证明俑坑是秦始皇时期建造的。
“在《文物保护法》上就有’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之分。秦俑坑出土的’吕不韦戈’属于可移动文物之列。”陈景元的观点是，戈是一种可移动文物，“吕不韦戈”在全国很多地方一直都有发现。它可以出土在后人的墓葬中，也可进入遭到后人破坏的前人墓葬中。袁仲一也多次表示：俑坑焚毁前遭到大规模人为破坏，并劫走大量兵器，俑坑内留下外来人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在1974年以前，兵马俑已“被人发现30次以上”。
袁仲一介绍说，俑坑建筑所用砖与陵西建筑遗址发现的砖在大小、颜色、纹饰、火候、质地、重量上完全相同，甚至连砖上陶文的内容、文字风格、戳记方法也没有丝毫差异。铁建筑构件的型制与陵西遗址发现的铁构件也一模一样。由此说明俑坑建筑材料与陵西遗址所用建筑材料是同时制作，只要陵西遗址属于始皇时期的结论不错，秦俑坑也只能是秦始皇时期。
兵马俑坑内的陶俑与秦始皇陵其他陪葬坑出土的陶俑，造型风格和制造工艺相同。如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内外城之间的曲尺形马厩坑出土的陶俑，其大小、服饰、冠履、发型及制作方法，和一二三号俑坑出土的一些陶俑完全相同。这证明二者是在同一时期、由同一批艺术匠师塑造的，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而且，一、二、三号俑坑出土的数十件拉车的陶马和骑兵的鞍马，其造型、神态和细部的刻划手法，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铜马相同。如马的造型，都是头部较重，鼻骨隆突，颈厚稍短，甲低，脊背宽博，胸部较广，四肢发育较好，属于我国西北部的河曲马种。
2008年，袁仲一在接受《西安日报》采访时谈到，从秦始皇陵园的整个建筑布局看，兵马俑坑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像一个理想的宫城，有高大的封土和内外两重城墙。封土下的地宫象征着秦宫，内城象征着皇城，外城象征着京师的外廓城，陵墓居于内城的南部，寝殿居于北部，符合陵侧设寝的礼制，居于右宫的各种府藏坑、车马坑，位于封土西边的内城里边；象征着宫廷厩苑、苑囿的陪葬坑居于外廓城的西部；寺宅吏舍居于西北区；象征着京师厩苑的马厩坑及兵马俑坑居于外城的东侧，坐西面东。整个陵园的布局合理有秩，“事死如生”。秦始皇生前住的秦宫及咸阳城是有军队守卫的，其卫队可分为三种，一是皇帝的侍卫军，职责是在殿中侍卫，守卫宫殿掖门户，出充车骑；二是宫门外的屯卫军；三是京师的屯卫军。一、二、三号坑兵马俑军阵，属于第三种，即守卫京城的屯卫军，或称宿卫军。
袁仲一认为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的陵域内。“考古资料证明，秦始皇陵的规模宏阔，陵域占地面积很大，东西、南北各为7.5公里，共56.25平方公里。其范围内都有秦始皇时期的遗迹、遗物。秦始皇陵的文物分布密集区为19.2平方公里；秦始皇陵的核心区为2.13平方公里。兵马俑坑位于文物分布较密集区，西距秦始皇陵外垣1025米。兵马俑坑周围东、北、西方向还有其他秦始皇陵陪葬坑。”
在秦国的历史上，能够有这么大的财力和魄力修建如此庞大的陪葬坑的，除了秦始皇，还会有谁呢? 袁仲一反问。
在当年的考古队还流行着对兵马俑的另一种分析。古代的秦国人都信仰一种观念，即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生前怎样，死后还要怎样。秦始皇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观念的局限。他生前是称霸六国、不可一世的皇帝，他死后仍然需要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守卫他的亡灵。兵马俑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下诞生的，所以它被安置在秦始皇陵地宫城墙的外面，象征着守卫京城的部队。
这个传说可以解释，为什么兵马俑距离陵墓有一段较远的距离。
“它不可能是一个女人的”
对于“兵马俑属于秦宣太后”的说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仲立认为，宣太后不具备享有建这个陪葬坑的条件。“不要说是宣太后，历史上哪个皇帝都不可能。”张仲立表示，不能想象，秦始皇陵园里还能有一座秦始皇高祖母的墓。“除了秦始皇，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皇帝能拥有。研究工作做到现在，已经可以肯定，秦始皇陵是中国最大的帝王陵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园之一，陪葬之多是空前的。”
袁仲一表示，秦宣太后不可能有“兵马俑”这么大的陪葬坑。女人的陵墓不会有8000兵马俑，而且有女人的葬俑制度，应有侍女俑。在兵马俑坑中，除了与军队有关的东西外，其他能够体现女性特征的随葬品完全看不到。所以，袁仲一坚持认为，兵马俑坑和秦宣太后没有任何关系。骊山北麓广大地区，也就是秦始皇陵附近，并未发现还有其他大型墓葬的史料记载，因此秦俑坑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的陪葬坑，另外从它那么大的建设规模来看，也只有秦始皇才有这么大的魄力、财力修建。
在2008年第四期《知识就是力量》上。一篇名为“驳陈景元的秦俑新说”的文章支持了袁仲一的观点。文中写道：在秦宣太后时代，秦国对外休战，对内改革，国力富足。但是，秦宣太后能否组织起数十万人为自己修建陵寝呢？文章的结论是“显然不可能”。
作者写道，首先，秦虽与六国休战，但秦和西戎的战争依然十分频繁。秦国为避免西周末年西戎人侵扰镐京的事不再重演，不得不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消灭西戎各部。在秦宣太后时期，和六国休战时许多在史籍中记载的狄戎部族的名称也消失了，也就说秦宣太后时期秦国消灭了很多西戎的部族，正是这一时期对西戎的大量消灭才使得秦昭王、秦庄襄王、秦始皇能够集中足够的兵力对付六国，一举扭转了秦国迎战六国联军屡战屡败的局面。
其次，就秦国的人力资源而言，秦宣太后不可能修筑这么浩大的陵寝。“作为一个女人，以仁德为其主要的内部国策，在西部边疆依然战事频繁的境况下，是不会消耗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为自己修建陵寝的。”
陈景元对这样的论点颇不以为然，他说，秦宣太后陵的位置，《西安府志》中对此记载，它说：“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十四里，则在临潼界。”在《临潼县志》中也说：“秦宣太后陵……在新丰县南。”两个史料记载的地理位置都和兵马俑出土地点相近。
“至于女人的葬俑制度一说，也是一种子虚乌有的论调。从来没有哪个考古记录能证明，女人的陵墓就一定有女俑。秦始皇的祖母陵，前几年不是被挖出来了吗？而侍女俑都在哪儿啊？” 陈景元说。来源：《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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