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总是弄人，军国日本掀起二战狂潮时，本来最想得到的大礼是，与德意志平分世界——雄霸亚太，但最后却一败涂地，把本土四岛之外的掠地丢得一干二净。
然而，一败涂地的日本并非毫无收获，太平洋战争战至最后，随着日本上空两朵蘑菇云巨响，二战也送了日本国一个大礼，这个大礼对于战败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日本由此因祸得福，这份大礼是什么呢？他的名字应该叫“国父”。
“把我国从投降后混乱凋敝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是他，使民主在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这是战后日本首任首相吉田茂充满深情的一段话，我猜想他讲这句时可能会泪流满面，因为这个“国父”马上就要离开他，离开日本了，他用了七年时间，完成了再造日本的使命，此人就是美国远东军司令、美国驻日本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
对于麦克阿瑟征服日本，是拯救了日本文明？还是毁灭了日本文明？
大多数日本人的回答是肯定前者。
在美国征服日本过程中，“美利坚文明”对日本人心理产生极大震慑的，有两个事件：一是美国原子弹在日本上空的爆炸；二是美国占领军在日本表现。
美国原子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人的傲慢，面对“不败”的虎狼之师，反复的抗议实在太苍白、脆弱，中国五经四书里的“仁”在日本人眼里不过是羔羊待杀前的呻吟，虎狼之师不计是非，只重输赢。
而当广岛、长崎升起“末日”蘑菇云时，从一个骄傲的胜利者变为一个可怜的惨败者，才终于反思什么是战无不胜的文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书”，书中透着的不是简单的“降”，而是深刻的“服”。
《日本史》记录的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那一幕给出交代：“战局未能好转，世界大势亦对我不利；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这是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主要段落，其投降理由主要有三点：
一、保民——再打下去“残酷炸弹”会致大和民族亡种；
二、保国——投降可确保“神州不灭”；
三、保发展——投降可使日本“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
不了解日本文化的人，可能会将日本天皇的这三个说辞视为“死要面子”、“唱高调”，但事上，日本绝大多数国民却接受了天皇这番说辞，认可了投降。
除了对天皇的天然服从，不能排除天皇“三保”说辞也确实打动了全体国民，不亡国亡种、不落后于世界进化，向比自己文明程度高的国家（美国）投降，日本就依然有希望。
与其说历史给了日本再生机会，不如说日本的特有民族精神又一次把握了历史机遇。
惨败使日本文明重新“再造”，可以说，没有美国对日战争，就没有日本文明在后半个世纪高度发达，麦克阿瑟是战败国日本得到的大礼，是“再造日本”之父，作为美国输出意识形态的成功典范，新日本向世界昭示了野蛮文明是如何转换的，虽然这种转换还并不彻底，但基本达到了脱胎换骨目的。
提及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最大贡献，有人说是宪法，有人说是民主，但很少有人以为是精神，大多数包括日本人自己看来，日本的和魂是恒久不变的，但纵观日本精神在占领前后的表现，我以为恰恰是对日本精神的改造，是麦克阿瑟留给日本的最宝贵财富。
对于日本精神，麦克阿瑟曾有过一句著名评价——日本精神年龄只有12岁。关于这句话的解读，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有日本学者解读为“少年莽撞，犯错可以原谅”，有中国学者解读为“幼稚不成熟，不能走太远”，而原创者麦克阿瑟对此评价没有附加解释，只是在埋头改造这个少年。
麦克阿瑟改造日本，首先拔掉了莽撞少年的利齿，如果说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占领统治是以宽容见长，但在政体和精神改造上毫不留情，这体现在他在“天皇平民化”及“教育去军国化”上寸步不让——他或许深知，这是日本文明改造的关键。
麦克阿瑟的自我定位，不是作威作福的太上皇，而是做日本民主的带头大哥，他指示盟军总部起草日本新宪法：规定日本政府必须绝对由全体选民授权并对全体选民负责，宪法强调了日本人的基本公民权利，把这些权利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加以保障。
和平宪法不仅令日本放弃国家军队，而且真正实现了政治权利的人人平等，天皇终于走下神坛，成为普通一名公民，议会正式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首相和天皇也必须听命于议会表决，在麦克阿瑟示范下，被征服的日本从宪法到精神实现解放，得到了自由、民主和尊严。
假如没有从美国占领军那里得到“人的尊严”，日本人的主要精力会不会放在民族解放独立上、而不用在转型建设上？很难说。
“负于美国让人痛惜，但在那样的物质力量和科学力量面前，是无可奈何的，这成了共同的感觉。”时任昭和天皇的侍从入江相政在日本战败之际，于日记中这样记载，这是二战刚败时日本绝大多数人的心境，他们以为战争打的是钢铁和科技，但是他们错了，被麦克阿瑟改造后，他们方知，原来在精神文明上，日本同样不是美国的对手。
麦克阿瑟到来之前，日本有许多“非法组织”，麦克阿瑟修宪之后，日本几乎不存在什么非法政治组织，日本共产党也获得合法化，1946年战后首次选举，日共首次参选就得到了5个席位，麦克阿瑟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相信戴高乐的那句话：“消除共产党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共产党合法化”。
“占领军”彻底改变了日本的发展途径，把日本引上了美国预想轨道，“占领军”在日本“执政”7年，于1952年“归政”日本政府，此时的美国远东军司令已经不是麦克阿瑟而是李奇微将军，在此前一年，即1951年3月15日，麦克阿瑟因朝鲜战争问题与总统杜鲁门产生严重分歧而被解除美国远东司令职务，被迫离开日本。
1951年4月12日，是麦克阿瑟的日本生涯最后一天，他要在这一天离开，麦克阿瑟被免职的消息让日本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很多地方陷入了近乎哀痛状态，当麦克阿瑟的车辆离开大使馆启驶向机场时，大约25万日本伫立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两旁，他们恋恋不舍，许多人潸然泪下。
没有再比这更感人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十八里相送”的场面了。
当然，“国父”的努力，离不开“宰辅”的配合，日本没有抗美武装，也没有“非暴力不合作”的政治家，面对“国父”的改造，日本政坛欣然打出“以民主的一票来回报世界”标语。
麦克阿瑟的“宰辅”兼助手，相当于协管的内阁首相吉田茂，做出了正统政权无法超越的“政绩”，他带领全体国民，师从“美才”，比之当年伊藤博文学习“德才”还毕恭毕敬，他成了战后最好的首相之一，日本不仅出现民主政府，而且还出现了难得的温和型政治家，吉田茂如此，继任者、东京审判得到宽大处理的岸信介亦如此，这些良心发现的偏右政治家，借榜样大哥之力，使“东洋”离开了它原来的轨道，谋求新生。
美军在日本“执政”7年间，麦克阿瑟与吉田茂二人合作默契，他们天生一对，珠联璧合，没有麦克阿瑟的改造，“人道日本”不可能成功，没有吉田精心配合，日本的民主化也不可能一帆风顺，积年之后，他们一个被日本人视为“再造日本之父”，一个被本族人称为“日本的邱吉尔”，永远为日本铭记。
那么，“国父”麦克阿瑟“再造日本”的效果如何呢？
且看二战结束25年之后日本发生的一场“未遂军事政变”。
1970年11月25日，日本著名军旅作家三岛由纪夫为重振帝国军威，挥舞一把“关孙六”日本刀，携三名“盾之会”成员突然闯入自卫队营地，将自卫队东路军总监益田兼利劫作人质，然后头缠白布登上阳台，发表他的“勤王”演说。
三岛在演讲中呼唤“忧国忧民、慷慨捐躯的精神”，提倡“天皇信仰高于一切”，号召自卫队和他一起发动军事政变，再建军国日本。
最耐人寻味的是，是三岛演讲时台下1400名士官生的反应——他们无动于衷，甚至嘲笑三岛由纪夫是疯子，三岛由纪夫的演讲并不能令营中的自卫队员揭竿而起、重演1936年“二·二六”事变（日本军人叛乱事件）的惊心一幕，反而招致众人的嘘声和哄笑，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以失败告终。
而类似军事政变，在军国日本时代，却是屡试不爽的好戏，甚至一度左右日本疯狂战车，但这时却不灵了，这是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官兵，彼时的精神领袖已不是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也不是天皇陛下，而是再造日本之父——美国远东司令麦克阿瑟。
战后日本青年，追求的是自由、生命和财富，由此可见，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改造是成功的，战后，日本的最大改变，不是从军事大国转型经济大国，而是“世道人心”。
在麦克阿瑟的改造下，军国主义在日本再也无法成为主流，无论煽动者多么赫赫有名，正如一位长期研究日本文化的美国学者唐纳德·里奇所言，在战后日本人的新世界观中，“没人会发誓效忠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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