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程耳导演及其《边境风云》《罗曼蒂克消亡史》等前作的人，一定对其艺术与商业、作者与类型的结合印象深刻。这一次，抛开一些场外因素暂且不谈，就新作《无名》的电影文本来说，虽不能说没有瑕疵，但程耳保持和延续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并有所突破，影片也在市场和主流价值观的双重要求下，既做到了言之有物不虚有实（不仅是史实的转化对应，还是精炼表达形成的叙事实力），又做到了有品味有腔调，艺术风格独特又富有感染力。
史实基础与叙事实力
一般的看法会认为：《无名》的非线性叙事，过多的留白与藏在暗处的反转，对电影观众不够“友好”。个人风格强烈的程耳式电影叙事，要求观众要有很强的完型能力，要做不少“脑补”工作，而这一切的前提还得是电影的文本过硬，不是故弄玄虚的装腔作势。
《无名》从类型上看，是谍战，悬疑，动作与黑色的融合，还带有明显的“新主流”元素。首先就《无名》切入历史的小切口所包含的信息量而言，其绝非是因太少而玩弄结构掩盖不足，而是在对历史史实大量使用基础上采用“水面上的冰山”式的精炼表达。开篇的“广州大轰炸”和梁朝伟扮演的何先生的出场，甚至地面上的“丧家犬”与飞机上日本空军的“军犬”的对照，似乎奠定了“史实”与“虚构”甚或“象征”融合的基调。故事里汪先生、唐主任、日军高层派系、公爵、霞飞路76号日伪魔窟、叶先生等都有原型做参考，其他诸如李白、郑苹如等历史人物也都化用了进来。当然，史实原型是经过进一步地虚构、杂糅甚至是象征才成为了电影中的人物。在这一方面，程耳也破费了心思。大多数角色都有姓无名，除了“无名英雄”这一主题之外，这既是（真实/虚假）谍战身份的表现，更是（虚构/史实）叙事的特色所需。孰敌孰我？这段谍战我方的目标又是什么？这样的谜题在解开的过程中，程耳更多采用的不是水到渠成的“直给”方式，而是隐喻和暗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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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以“表哥”身份在唐先生与日本人之间周旋，为了解决叛变的谍报员保护我方的情报网络而不得已出手，进而暴露。所以为了进一步潜伏，他掩护并把接力棒传给王一博扮演的叶先生，不惜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叶先生面对复杂的敌友环境，表面上关系不错的兄弟实则是凶狠的对手，甚至他还背负着自己有婚约女友等一干热血青年的鄙夷与奚落。何先生与叶先生通过获得的两个重要信息：“在沪重要日本人名录”和“东北布防地图”合力完成了从“刺杀公爵”、“破坏和谈”到“传递日高层对东北政策”几个“大事”，无名地下工作者们深藏功名，电影则小中见大、个性化地表达了这些涌动的暗流。
毋庸讳言，《无名》在叙事逻辑上，确实带有作者电影的惯性，并不充分考虑观众，所谓有些“挑观众”。作者性上的互文性，个人风格，地域特色，生活细节、表演风格，美学腔调是否很好地与类型元素融合了？这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同样是小人物下一盘大棋，《无名》与《满江红》相比确实显得有些“高冷”，何先生叶先生这样无名小人物下的一盘大棋，小人物与大时代，个性表达与大众观影习惯之间确实会有一定的排异反应。不过，这些可能也正是艺术电影的价值所在。
比如，当叙事的节奏和留白被重新组织之后，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完整性之外，是否就增加了个性表达的可能了呢？江疏影饰演的江小姐在与梁朝伟曾经饰演的角色（易先生）和现在饰演的角色（何先生）的生死纠葛中，通过对“动情”与“冷静”的讨论，不仅在“此文本”中完成了通过点心盒的“名单”信息传递，凸显了“女特务”刺杀“唐主任”未遂而具有的另外的价值。这还进一步通过“互文性”建构了与史实、其他电影文本之间的关系，有效地拓展了意义空间。再比如，王一博和王传君饰演的角色之间的纠葛关系：王一博最后的那句“我也是啊”像是一个翻出来的底牌，在此之前，王传君与王一博吃饭、聊天、抽烟、喝酒等“友谊”里却暗藏着差异和裂隙。王传君杀死了王一博的曾有婚约的女友方小姐（她可能还不是共产党员，是有些稚嫩但依然可歌可泣的热血青年）以此试探和刺激王一博；后来王一博杀了王传君并完成了更重要的任务，他来到香港找到王传君一家其他三人，原本暗藏在“吃呛虾”之后可能就要有的“复仇”，最终被王一博忍了下来，暗流涌动中，个人恩怨的宣泄最终还是被身份与本善阻拦了下来。戏剧张力隐藏在表面的象征性的假动作之下，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与作者感。这样的段落，在《无名》里还有不少，留心之后，我们可知无名之“实”。
“打给谁看”是个问题
与一般的凸显电影类型和工业水准的作品不同，《无名》在电影制作上凸显的是极具辨识度的“手工打造”的品质感。叙事的节奏线索如前所述很作者，视听上也很程耳。黑色电影质感的光影效果；类似布列松“模特论”一般、导演有效控制下演员氛围感的“零度表演”呈现；两人镜头和多人镜头的构图与调度；上海风情、生活细节与方言的符号化呈现等等，都增加了这种品质感。
电影中王一博和梁朝伟的故事线虽大体是平行和线性接续的，但交错的频度也很大，这种拼图、找补、打磨和游戏感，对“匠人”来说，虽可能很折磨人，但一定也非常有快感。我们注意到《无名》的编剧、导演、剪辑都是程耳一人。在春节档投放市场，有着明显商业诉求的作品如此这般并不多见，甚至电影中最“工业化”、最具观赏性的动作戏——梁朝伟和王一博那场激烈打斗戏，也处理得很“低调奢华”。
而《无名》最大的一个逻辑问题即来自这场双男主的打斗：“打给谁看？”在没有针孔摄像机的年代、如果电影里已经没有敌人在看，那观众难道是要看他们打斗的“敌人”吗？这场“手工品质”的打斗很精彩，完全不用也有些可惜，所以或许可以剪成两段，第一段是王一博带人冲进来，当所有其他人都死了之后，王一博拿枪冲进房间。然后剪到王一博受伤和日本人对话。然后后面的打斗是王一博“罗生门”式讲给日本人听的，同时电影视觉化展现给观众一起看的。
逻辑上总有办法解决合理性的问题，所以，这个手工打造中出现的破绽难道是拖刀计？是作者“负气”故意漏给观众和中国电影市场的？这可能有些过度解读了。不过，这个所谓“超级商业片”的破绽，或许正是读解中国电影市场和政策环境、作者与商业之间排异反应的密码。所谓超级，不是确定性的、程度上的更大，而是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从而产生的巨大的迷惑感，就像“超级恐怖片”的概念，不是更恐怖，而是不知道这样的恐怖是来源于现实独特逻辑还是超现实灵异逻辑。“超级商业片”或许是在反讽戏谑中透露出“这到底是不是商业片”的疑惑。
不管怎样，《无名》建构出了独特的美学品格进而联通了主流价值观的主题立意，应是确定的事。至于艺术与商业，作者和类型在《无名》这里多大程度上可以兼得，要市场和时间给出评判。
作者：程波（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编辑：郭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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