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色财气”明神宗_神宗_申时_万历

明神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懒惰的皇帝，他在位四十八年，有二十多年不上朝。一些以“文死谏”相标榜的士大夫，没少在其耳边聒噪，可这位“晏处深宫”的万岁爷并非从谏如流的主儿，经常对这些不识时务的臣子大发无名之火，不是打屁股（廷杖），就是贬其官，还有被“斥为民”，赶回老家的。

但不怕死的硬汉子还是前赴后继。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卿评事、泾阳人雒于仁“疏献‘四箴以为谏”，更是赤裸裸地批评明神宗“酒色财气”，四毒俱全。他明确告诉神宗，不要以为自己“操生杀之权，人畏之而不敢言。则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幽独之中，指视所集。且保禄全躯之士可以威权惧之，若怀忠守义者，即鼎锯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接着，他纵论古今，指出嗜酒、好色、贪财、使气这些恶习，是昏君和古圣王的根本差别。希望明神宗“垂察”，吸取历史教训。

雒于仁句句在理，查有实据，明神宗难以抵赖：

首先是嗜酒如命。明神宗经常烂醉如泥，连续多年不过问朝政，天天在后宫鬼混。酒劲上来，便乱发酒疯，甚至草菅人命，早在十七歲时，就曾因醉酒无理殴打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

其次是贪恋女色。神宗后宫，早已嫔妃充斥，却仍在民间征集美女。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广选天下，一天竟然娶“九嫔”。这尚不满足，此公还有“断袖之癖”，在宫中养了十个漂亮的小太监，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这些娈童被称为“十俊”。

第三是“贪财好货”。明神宗的同母弟、潞王朱翊镠大婚，却不愿从内府拿钱，宦官们从中撺掇道：张居正、冯保家里“宝藏逾天府”。这样，神宗便以“欺君蠹国，罪恶深重”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的职务，并押到南京软禁起来。接着便查抄其私产，得金银一百多万两，其他珠宝珍玩无数。

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明神宗又诏令查抄张居正府，“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由于事发突然，张家的一些老弱妇孺来不及逃出而被禁闭府内，竟有十多人被活活饿死；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其两个儿子被送到瘴疠之地充军；只剩下八十多岁的年迈母亲苦度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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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乱使性子，随意打骂臣下。由于酒色过度，明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不亲郊庙，不见廷臣”。先后有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等近十人上疏谏道：“勿以深宫燕闲有所恣纵……”结果，均被“廷杖”，“斥为民”。更有甚者，这位万岁爷还曾“酒后数毙左右近侍”。

雒于仁的这篇奏章弹无虚发，点到明神宗的要害处，这位万岁爷一时懵了，不知如何处置，一连放置十天。据《神宗实录》记载，这年二月五日，明神宗在毓德宫召见首辅申时行等人，始而大骂雒于仁“出位沽名”，继而又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自我辩解说：“他（雒于仁）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

申时行等安慰说：“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读奏。”又针对神宗对雒于仁爱出风头的指责，乘机说：“他既沽名，皇上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唯宽容不较，乃见圣德之盛。”经这一提醒，神宗“沉吟答曰：‘这也说的是。倒不是损了朕德，却损了朕度。”

申时行等连忙用“圣度如天地，何所不容”等语，把神宗灌了一通迷魂汤，紧接着说：“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以为实。臣等愚见，皇上宜照旧留中为是。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颂皇上为尧舜之君。”

申时行真是一位太极高手，婉转涂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保全了明神宗的面子，也保住了雒于仁的性命，甚至连板子也没摊上。雒于仁得知“圣意”，遂假托患病，弃官做老百姓去了。

此后，明神宗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以“酒色财气”打发时光。由于帝国没人决策，政府的功能基本陷于停顿，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各级官员的缺额已很严重：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

然而，朝廷的政争却日益加剧，什么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还在争一日之短长。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迅速崛起于关外。二十四年后，煊赫一时的明王朝就被清王朝取代了。难怪《明史》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毫无疑问，这个论断是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