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月飞 林元沁 王梦然
金亦炜 胡安静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作为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批批党员干部找寻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都离不开调查研究这一我们党的传家宝。鉴往知来，温故知新。他们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宝贵经验，可以为当下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提供镜鉴。
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GDP突破50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进出口总额突破千亿美元……昆山市连续18年蝉联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首，是县域经济当之无愧的“领头羊”。但上世纪80年代初，农业县昆山经济实力在苏州六县中还排在最末位。
“1984年，我担任昆山县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摘掉昆山‘小六子’这顶帽子。”今年91岁高龄的昆山市委原书记、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克铨回忆，想摘掉帽子，就要搞清帽子是怎么来的。他梳理苏州市六县统计资料，发现昆山农业产值靠前，但工业指标只有常熟的1/3、沙洲的1/2。正因为工业落后，当时昆山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在全苏州垫底。
发展工业的共识并不容易达成。昆山是当时苏州最大的“粮仓”，每年上交国家4亿斤粮食。搞工业，粮食产量会不会下降？昆山本就“田多劳少”，劳动力进工厂，田会不会荒？“针对这些担忧，我们先调研昆山境内的陆杨乡和周庄乡。”吴克铨一一列举数字：当时陆杨以“田多劳少”出名，平均一个劳动力要种6.5亩地，周庄人均只种3.6亩地；论粮食产量，每年陆杨单产730斤，周庄636斤；论人均年收入，陆杨1126元，周庄878元。“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劳动力多并不一定能增加收入，二是发展工业可以明显增加收入。”
同时，面上调研结果显示，上世纪60年代，昆山平均一个劳动力需种4.88亩地，到上世纪80年代只需种2.8亩地。“由于兴修水利、建造公路，耕地有所减少，另外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利灌溉电动化水平的提升，加上人口上涨，农业劳动力也有了剩余。”科学测算显示，当时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昆山可转移6.5万—10万个劳动力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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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搞工业？有人提出学习“苏南模式”，即依靠农民发展乡镇企业。吴克铨遂带人赴无锡等地调研，发现该模式的成功个案，大多是抓住城镇职工下放、知识青年插队、社队企业政策优惠三大机遇，早已打下厚实工业基础，“这一点昆山学不来。”
既然搞不了乡镇工业，那就通过兴办开发区发展大工业。有人建议学习上海、深圳等地的经开区经验。“我们去上海闵行、深圳蛇口考察，发现他们的开发区远离市区、基础设施新，但投资量巨大，我们肯定不能学。”回忆当年的决策过程，吴克铨记忆犹新，“昆山的开发区必须邻近城区，利用好现有基础设施，穷开发、富规划，政策不足服务补。”
没有政策、资金等资源加持，1984年，一个3.75平方公里的“工业小区”在昆山城东悄然落地，这就是昆山开发区前身。198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自费开发——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把昆山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的思路冠名为“昆山之路”。
开发区刚起步缺资金、缺技术、缺设备、缺人才、缺管理经验。吴克铨等人在上海调研发现，这“五缺”上海都可弥补，便千方百计从上海找项目，设法联营建厂。一个偶然机会，他了解到地处贵州山坳的国营军工企业风华机械厂正研制生产电冰箱，便组团赴该厂调研并动员厂长，“你们搬到昆山来行不行？”1986年，风华电冰箱厂昆山分厂成立，昆山造风华电冰箱一度畅销全国28个省份，还出口中东。此后，昆山又从江西、贵州、陕西、湖北引进一大批三线军工企业，为当地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打下基础。“‘东依上海，西托三线’——人对事物的认识有个深化过程，调查研究也一样，我们后来又加了‘内联乡镇，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条发展路径就是通过不断调研产生的。”
“有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才会有后来一系列符合昆山实际的发展举措，最终诞生‘昆山之路’。”吴克铨总结道。
“实事求是”是最大心得
省委研究室原副主任、江苏战略与发展研究院首任院长范朝礼遍访江苏各地，曾参加大大小小的调研近百次。4月5日上午10点，记者在省委研究室办公楼见到今年73岁的范朝礼。甫一落座，他就从包里掏出一份由他本人研究起草的内参材料：“江苏应率先确立城市化发展战略”，标题十分醒目，右上角记录着刊载日期：1999年11月8日。“我原本保存了一些调研笔记、调研报告起草或修改原件等，无奈一次搬家给弄丢了。”范老颇为遗憾，“这是我唯一能找出来的一份。”
尽管散佚不少调研报告，但一次次调研的所感所获所思所悟，早已刻在范老的记忆中。2009年盛夏，作为省委省政府专题调研组负责人，范朝礼率队到华西村进行改革开放30年总结性调研。该开的座谈会都开了，该看的点位也都看了，但华西村的核心发展经验到底是什么？调研组还是有些雾里看花。
长期从事调查研究的范朝礼十分清楚“破题”的关键——时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但吴仁宝当时很少出席会见、座谈等事务，于是范朝礼委婉提出：“不见到核心人物怎么能行？”
再三坚持下，吴仁宝赴约。“老书记，改革开放30年，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范朝礼单刀直入。吴仁宝不假思索，用浓浓乡音回答“实事求是”。“您觉得最难的又是什么？”范朝礼紧追不舍。“还是实事求是！”吴仁宝迅即给出同样回答。接着，吴仁宝讲起华西建农民公园和世界公园的故事，“有人说农民公园太土气、世界公园太洋气，怎么办？我还是坚持实事求是。”吴仁宝三次提到“实事求是”，范朝礼当即写下“实事求是是真理”7个字，并用圆圈着重强调，又以惊叹号加强标记，后来成为调研报告的点睛之笔。范朝礼感慨，“要想通过调研来萃取核心经验，就必须要和关键人见面交流，否则你看到的永远只是表象。”
“调查研究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弘扬唯实求真精神。”范老手抚纸面泛黄的《江苏应率先确立城市化发展战略》内刊文章回忆，当时国家出台的城市发展方针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让他犯了难：“结合调研，我认为当时江苏的省情之一是大城市数量偏少，特别是苏北广阔的腹地，明显缺乏大城市‘火车头’的带动，区域发展动力不足。”
思来想去，范朝礼决定遵从调研所得实事求是。他在咨询报告结尾鲜明提出“江苏的城市化发展要以大城市为主”“制定城市化发展目标应切合江苏实际”等多条结论，这份坚持从省情实际出发的报告，历经实践的淬炼和检验，后来被证明符合江苏的发展实际。
到一线调研，始终是工作法宝
“我也做过记者、编辑，曾是你同行啊。”今年91岁高龄的南通市委原副书记、离休干部李明勋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当过江海报社电台报务员，常州民报的记者、编辑。他认为，记者的使命就是做好调查研究，下农田、进工厂、采政策、听民声，既要“站在天安门上想问题，也要站在田间地头找感觉”。
从“跑新闻”的经历和采编实践中获得的调研本领，让李明勋在后来工作中一直受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李老说，写一篇稿件如此，干一番事业也是如此，尤其党的事业，只有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才能找到解题之法、成事之招。
“汽车跳，南通到”“南通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慢半拍”……改革开放之初，南通流传的几段顺口溜，成为时任南通市委副书记李明勋的心病。李明勋1980年10月上任后，主要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如何改变南通发展落后的现状？李明勋决定从事业发展的关键——人才着手。
通过摸底式调研，李明勋发现问题：从南通考出去的100名大学生中，选择回南通工作的只有16人，且大多局限在农业、医卫、财会、教育等领域，考入国家重点大学的人才基本上不回来。拿到调研结果、找到问题症结，李明勋很快拿出下一步工作重点：冲破旧观念，认真落实人才政策。
常格不破，人才难得。李明勋与同事们大胆改革，打破部门、单位所有制的束缚，积极鼓励和支持人才合理流动，推出的一些创新举措，现在看仍有借鉴意义：在上海《文汇报》刊登广告招聘人才，并承诺优先解决人才住房、户口等问题；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从市级到基层都建立人才档案，与人才加强联系、交流信息，请他们关心家乡发展、宣传推介家乡、支持家乡建设、帮助招商引资……这些务实之举，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南通招揽到一批人才，也找到更多新思路和新机遇。
到一线去，聆听群众声音，这始终是李明勋做好工作的法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能只是‘一阵风’，不能‘吹之即散’。”在李明勋看来，当前既要继承老一辈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也要对调查研究加以创新，以更系统科学的方式，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针对性，把调研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
到群众中去，不能只看材料听汇报
上世纪90年代起，袁世珠先后在盐城市商业系统和建湖县、盐城市政府工作，“我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感受太深啦！”
在盐城市政府工作期间，袁世珠有较长一段时间分管基建。每年，市政府都要列出为民办实事清单。“城市建设类‘实事’如何确定？必须到百姓身边去调查，要去问‘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袁世珠记得，确定1999年度市城建工程项目时，调查研究发挥了大作用。
“我们开展多轮走街串巷式的调查研究，发现群众对后街巷道意见比较大。”袁世珠回忆说，此前城建更多关注重要道路，但现场看到不少群众家门口的道路坑坑洼洼，出行很不方便。特别是在走访距市中心仅850米的盐马路时，沿路居民反映，晴天灰一片、雨天满是泥，“路两旁卖的馒头多层‘皮’，这层‘皮’就是灰啊。”
“盐马路路基基础差，改造过程不容易，我先后到现场会办67次。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会办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哪一天在会办时解决了什么问题。”袁世珠介绍，盐马路改造至今，没有大修过，行道树也没换过，获得市民普遍好评。“我离开工作岗位很多年了，有时候去盐马路上走一走，住在周边的年龄大的人都还认识我。”袁世珠说。
袁世珠1991年担任建湖县县长时，该县遭遇洪涝灾害。“建湖属于里下河地区，扬州等上游地区的雨水要经过建湖的大河流注大海。洪水来得突然，下去察看情况时，到了乡镇就没办法走了。大家在指挥部里，听到的汇报全是问题——洪水怎么挡？拿不出好办法。”
坐困愁城，不如抓紧调研。“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到群众中去，发现他们有办法——用装了泥的蛇皮口袋做坝，做一道坝还不行，还要做‘坝前坝’‘坝上坝’。”说起当年如何克服困难，袁世珠爽朗地笑了，“缺蛇皮口袋怎么办？有经验的乡镇干部支招，发动群众用裤子装泥。大家都不是专家，但通过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最大程度减少了洪水带来的损失。”
“就领导工作而言，千万不能只看材料、只听汇报，或者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路线看现场，这样发现不了真实情况。”75岁的袁世珠总结说，不仅要到现场，更要深入现场；不仅要看现场表象，更要看现场的门道；不仅要听现场负责人介绍，更要听实际工作人员反映，这样才能通过调研总结好经验、发现真问题、拿出好办法。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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