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树梅(道光21年进士)_道光_德政_隆昌

牛树梅（1791―1875），字雪樵，号省斋，甘肃通渭人。道光21年进士，授四川彰明知县，通达干练，以不扰为治。决狱明慎，民隐无不达，咸爱戴之。案无留牍，讼无冤狱。学渊邃，工书法。 同治元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复荐之，擢授四川按察使，百姓喜相告曰：“牛青天再至矣！”三年，内召，以老病不出，主成都锦江书院。

家训

处顺境之人往往没出息，处逆境之人往往毁志气；人若在顺境中能够下的辛苦，在逆境中能够振作精神，方为不负厚，尔后生玉尔成。又曰，有福气之人定有志气。--摘自《路过老家通渭》文，此句为牛树梅书法中堂，藏于牛志敏家祖屋。

诗词

过关山

一路青云接，苍茫碧翠横。

山花皆有态，野鸟半无名。

烟岫晴偏耸，溪流激更清。

陇秦天与界，长此奠承平

立马正峰中，乾坤一望通。

人歌流水曲，我唱大江东。

瑞气迎关紫，朝暾透海红。

登临饶胜概，摩抚看衡嵩。

家史

牛作麟，字振风，号愚山，今通渭县鸡川镇牛家坡人，祖籍河南偃师。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一日，卒于咸丰元年（1851）八月二十七日。先世在明中叶成化年间（1465—1487）宦陇，徙家于金城镇（今通渭鸡川镇）之牛家坡。愚山少时，家赤贫，身任薪刍，尝以不获读书，梦中哭醒。年二十后始从父受业，然以奇贫亦无专攻，如趁电穿针，三十后始补弟子员。四十三岁足得痼疾，以家计就馆，遂不复事举业，专务为本源之学。自道光四年，辞馆家居，一面操持家务，一面读书治学。道光三十四年（1844）被儿牛树梅迎至四川任所就养，凡留二年，道光三十六年（1846）自彰明回里。期间往返数千里，年逾古稀的愚山“舆内端坐，未尝倦倚”，“寝馈书卷，昼则点阅，夜则背诵”（牛树梅语）。愚山先生一生坚苦卓绝，百折不回，如水寒火热，无往不至，对“刚密”二字有着非常深刻的领会与体味。他教子恳恳，以不见弃程朱门外为望。他的门人与子侄凭藉攻读为官之后，愚山先生仍不忘谆谆教诲，时时励策，备言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之治道，因此其长子牛树梅以理学循良而闻名于当时。晚年意志愈坚定，精力愈充沛，“年七十余，犹端坐无倾容”，实践于身心性命之地，并于先儒诸书间有所发明。他曾言道：“吾安静中常觉此心虚明有受用处，此亦禅意。若贪此种境界，一入闹场，未有不颠乱无措者。”愚山先生有《家言类纂》、《牛氏家言》等著作遗世，其中《牛氏家言》部分内容为《皇朝续经世文编》采用。

一、穷且益坚扬“先声”

愚山先生世代为书香门第，有着良好的读书治学家风。先世在明中叶成化间任通渭教官。其太高祖牛宽知书达理，乡里称善人，明末崇祯十三年，势家为利其赀，结党谋害牛氏，牛宽携家 (其中包括二子，其一名腾汉，为愚山高祖)远逃，流离播迁十六年后，于顺治十三年始归里。还乡后，太高祖“有继先业之志，且时贵绅士，犹有明代风。”曾祖牛星焕入邑庠后，百责俱萃，“外御强暴之迕，内开耕读之业”。伯祖父牛鲂，康熙四十四年（1705）乙酉科中举人。祖父牛鲁为乾隆年间拔贡，官凤县训导。父亲牛增懋亦为乾隆年间拔贡。

由于几代先祖的艰苦创业和辛勤耕耘，在祖父前半世时，牛家生活虽不大丰，衣食未缺，犹可度日。但因其祖“专读不能兼理生业”，后半世乃以大窘。而到父亲牛增懋时，饥寒交迫，“心乎读而耕废，迫于耕而读荒”，几乎耕读两废。逮及愚山，自祖母告终，家道益窘，贫困不堪。愚山九岁时，就与兄长给富人家更迭牧羊，备受牧长的詈骂拷打。十三岁时独当家中薪刍之劳，“严寒冷食，短薄鹑衣，早出暮归”。自十七岁之后，饥荒频遇，为养家糊口，常常转役佣力，甚至掩门乞讨。其间饱受饥饿之煎熬，历经逃荒之磨难，横遭主人之凌辱，几毙于青物之破腹。四十三岁时腿得痼疾，病魔缠身于后半生。家庭生活贫窭到如此地步，人生命运乖舛至如此景况，但他始终不忘“家声”，藉坚忍不拔之志，不弃家业，不堕夙志，勤于诗书，痴于儒学。少与兄长牧羊时轮日间读；十五六岁时心愿读而情不允，昼思夜愁，梦中往往哭醒。二十三岁时父就馆治平川，从父携读，然“农忙不得去，衣敝不得去，年荒不得去，亦少学而多旷也”。至三十余岁，躬作劳役，偷暇而读，后才勉强入邑庠。每至耕作所，树下陌头为读书之地；耕余小憩，为教书之时。夜无油灯，或就火于邻，或香火照读，或蹲墙隅借月色就读，古人“负薪挂角”、“囊萤燃糠”的顽强意志和苦读精神在愚山身上得到了充分彰显，令人可钦可感。愚山先生的后半生家庭生活虽逐渐好转，但腿疾却一直困扰着他的身心。可他为了恢宏先绪，光其先业，酬其夙志，使后人有所凭藉而起，愈加奋勉，专心治学，乐此不疲，“劳精瘁身而不悔”。

二、情有独钟耽儒学

愚山先生一生勤读不懈，学养深厚，境界良高。四十三岁之前家境虽贫窭之极，胸中犹怀科考之志，沉溺于儒家经典，对《易经》尤有颇深的研究和造诣。四十三岁之后因得腿疾，就馆执教，放弃科考，一心治学，对以程朱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用功尤勤。他在其《牛氏家言》中屡次言及攻读二程、朱熹、王阳明、邹文庄、李二曲（李颙，明清之际哲学家，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等大儒著述之情景，对其思想言论体会颇深、感悟良多，不但予以理论阐发且能身体力行、躬亲实践。他曾说道：“历阅晦庵（朱熹）、阳明、邹文庄、李二曲诸先生书，其于教人处，虽略有不同，然其于敬谨之功，无不欲其缜密之极，而无顷刻之或间者。” 他这样发挥朱熹的“说贫”观点：“朱子因说贫曰：‘朋友若以钱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说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钱相委，此则断然不可，儿辈深思之。”对当世著名儒学大家薛煊的“知行”观点他如此感言：“薛文清曰： ‘看得为学无别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况益之以讲求之功乎？惟于所知而不之行，故过不得去凡入圣之关，如谓亦由知有未至，此言虽是，然予谓终是不行之故。盖脚下行得一步，眼前自亮得一步，知亦需行而进也。”愚山先生曾读《邹文庄公集》，忽觉心中开朗，如久阴而霁者，悉心体之，当是“虚公”二字，他叹息地说：“虽非孔颜之乐，亦是甘旨不如的物事。”愚山先生读书治学不为古人的阐述和观点所囿，往往能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在《读<易>偶记》中联系自己的生活阅历与人生经验对顺逆、动静、吉凶、喜忧等几组矛盾对立面之间及相互之间辩证关系的精辟认识：

《易》之为书，因时顺理则吉，违时逆理则凶，此圣人觉世前民之大端也。而欲去逆效顺，亦曰善厥动静而已。夫人之动静，性天将之，人物受之，气运系之，其所官器不大哉？善其动而吉，与善其静而吉，均可喜也；动不善而凶，与静不善而凶，均可忧也。然吾于观象玩辞之余，见其动之善而吉，与动之不善而凶者，其忧喜独切，愚意切于动故也。盖两间之理，否极必泰，剥尽必复。予当是时，否已极矣，剥已尽矣，而犹泯然无振作之意，日需之无已，晋之无时，潜后无见，贞下无元。只可以畜，不可以壮，天下有如是用静者乎？故《节》之九二曰：“不出门庭。凶。”是苦节执一以静者也。予既已志于动也，故不以为忧。《革》之上六曰：“征凶，居贞吉。”是革道既成而静者也。予不敢效其静也，故不以为喜。至若动之如何致吉，如何致凶，吾必由后以窥厥由来，亦必由前以推其必至，此盖切实急务焉。然是心也，皆读书时无心之心，盖诚心也。

再如他在《读书偶记》中对《乾卦》四德之一的“贞”与人的“智”的关系的深刻理解：

元亨利贞，四德也。自生物而言，以“元”为始；自所以生物而言，以“贞”为本。“贞”何以为本？盖非积无以为流，非藏无以为显。而流何以不穷？惟其积之者厚也；显何以不乖？惟其藏之者正也。乾之贞，于时为冬，于行为水，于人为智。人不智，则不知仁义之美。胸中黑塞，流显何有？是无积无藏也，不足论也。智不精，则非仁之仁，非义之义。由于中而流显于外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则亦积之不厚，藏之不正之故也，不可不训也。若是者，何以免焉？惟智为然。然则智其即乾之贞，而为万化之本乎？

难怪与牛树梅同科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的赵畇无不感慨地说：“善哉，先生之为学也！其事为日用饮食之事，其言为家人妇子之言，其文为布帛菽粟之文，而其义则足以补圣经贤传之所未发。世人穷年读书，能身体而力行之者，殆不易觏如。先生可谓善读书矣。”

三、勤俭务本树家风

愚山先生认为生产是治家之本，勤俭为治家之则。他说，“生产不治，便为所不为者多矣”，“惟勤俭务本，子孙可以长久也。常记吾言。为治家之宝”，“夫惟勤俭二字为治家千金不易良方也”。他曾引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陈白沙言：“治家之道，以生产为本。”他还引先君之言：“人虽官居一品，家中规模只可为不穷不富之秀才。不穷则不陋，不富则不奢。” 其子牛树梅妻景氏随夫居四川任所，先生担心她变成一个无所作为、奢侈享乐的官太太，他写信劝诫儿媳说：“不但用度有增益，即身心亦有依着，故处穷约不至无聊，处富贵不至骄淫。汝虽闲居，须于女工中寻个生理，每日计做若干工程，此所以伴一人身心，即所以合千古妇道，断不要存高富贵有的心事。”后来当他听到儿媳每日亲手纺线，就对她放心了，他说：“儿媳景氏纺线，能而且勤，予闻之甚喜，岂为每斤多见数十文钱哉？亦所以习勤劳，养身心，如鲁敬姜所云云尔。既不为钱，卖之可惜，若能织成布匹，自做衣服，亦必服之无豚。再若有余，带到家中，更觉可珍可重，亦足以讽训亲族也。”

他听到儿子树梅与李门定亲，立即回信郑重劝诫儿子要从俭从简而为，不可奢华铺张、大搞排场。他非常严肃地说：“吾闻南省嫁女，朕奁（陪嫁的东西）必厚，甚至有蕙兰过时、限于无力破产嫁女者，此何礼也？不知川省如何？若果有此，须预前力止之。吾家本自寒薄，吾性又复俭素，亲迎之事，不宜随风而靡。吾家娶一妇，本欲以勤俭成家，首先犯之，何以继后？身自犯之，何以令人？况汝辈有移风易俗之责，顾可为风俗所移易之人乎？”

愚山先生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文化教育，而且凭着自己曲折坎坷的读书经历和丰厚扎实的文化功底给子孙现身授课。他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把先祖留下来的读书做人的“家风”和“家声”继承并延续下去，一方面光宗耀祖，另方面泽及后代。他自己一生苦读，夙夜不懈，其目的也是如此，“亦欲后人少有所资，以光先世遗泽耳”。本着光先泽后的思想，愚山恳恳执教，耿耿授业。“每至耕作所，树下陌头为读书之地；耕余小憩，为教书之时”。而陪儿苦读，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之事。即使家中生活再窘困，条件再艰苦，环境再恶劣，也不能让子孙废读。“以我之不才，而汝辈尚无废读者，徒以坚忍之性，差所自信。使人历我之境遇，而能如我之教汝辈者以教其子孙，斯诚不敢概忘也”。其子树梅中进士（道光二十一年）官至四川按察使加布政使衔；子树桃、侄树楠皆为拔贡；孙牛瑗又中进士官刑部主事进员外郎，牛瑜中举人先后出任四川巫山知县等职。牛氏一家人才济济，声名显赫，成为远近闻名的望族，不可谓非愚公先生治家劝学之功也；树梅为官四川，勤政廉洁，果断干练，百官赞赏，群众拥戴，有“牛青天”之美誉，这与其父愚山先生的人格感染、家庭熏陶及精心培植是密不可分的，正如赵畇所言：“向疑雪桥（牛树梅）朴诚肫挚，或得于天独厚，今而知有自来也。”可以说是愚山先生成功的治家之道为铸就一代“青天”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四、位卑未敢忘国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愚山先生一生读书耕田，操持家务，但始终不忘国事，特别是其子树梅中进士出仕四川后，对国家大事更为关注。他频训树梅为政之道、兴衰之理，勤勉树梅做一个对国家忠心耿耿、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好官员，这充分反映出愚山先生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

他劝戒儿子要时刻牢记“官箴”，勤政为民，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己任。他说:“感恩图报，总以天良为主，上宪是为国家，非私我也。能奉天良，不忘官箴，即所以报恩也，夫复何求？此率属之始也。” 他殷切希望儿“忠君爱民，作个好官，以为垂裕之本”，“出则润泽百姓，处则培植子孙”。自道光年间起，英国殖民主义者为达到疯狂掠夺中国的目的，把大批大批的鸦片推向中国，一时吸食鸦片的淫靡风气在国土上蔓延肆虐，极其严重地毒害着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灵魂，强烈地震撼着满清王朝的统治。愚山先生敏锐地洞察到鸦片对中国社会带来的莫大危害，对此深恶痛绝，颇为焦虑，他给身为朝廷命官的儿子写信到：“鸦片烟之风，日盛一日，悖德、耗财、损寿，种种可悯。儿力能到处，或权或禁，勿以忽心放过也。”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清朝后期，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变本加厉、愈演愈疾，满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之境。愚山先生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惨无人性的外国侵略者、丧权辱国的民族败类以及危害社会民生的强盗土匪，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他说：“儿书所言，其他犹可，惟口英夷、汉奸与四川冖匪，是吾忧也。”当然愚山先生对当时的农民起义缺乏一定的正确认识，有时把官逼民反的义军也视为“匪”，反映出他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但在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也无可厚非。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朱熹也说：“王道以得民心为本。”民心的得失关乎一个国家兴衰存亡，愚山先生对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认识是最清楚不过的，因此“以民为本”的亲民意识在愚山先生的言行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的这种可贵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爱民思想对其子牛树梅及其他后代、族人为官从政产生了十分深远的积极影响。当他了解到儿为官能得民心时，感到由衷的欣慰：“接泾邨书，见说儿得民心一节，不胜喜悦。”“儿作官，父每见得人心处，第一喜。” 他还给树梅说：“儿勤于民事，父本心也。然须节养精神，不宜过劳，非自为也，乃其所以为民也。况为政之道，本自不宜欲速。志之。”

愚山先生的一生是与贫穷病魔顽强抗争的一生，是与儒术理学相依为命的一生，是一心为着光耀先声、泽被后人而奋斗拼搏的一生。他勤俭持家、严谨治学、严格教子，成功的家庭教育不仅为家族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也为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堪称家庭教育的楷模。在愚山先生的影响下，牛氏家族后继有人，人才辈出；其故里鸡川至今学风蔚然，学子莘莘。在全社会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今天，愚山先生的家庭教育思想尤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〇一〇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是愚山先生去世一百五十九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怀念愚山先生。

参考文献：

1.牛作麟著、牛树梅整理《牛氏家言》（连振波、苏建军校注），道光庚戌孟春镌本。

2.清光绪十九年《通渭县新志》，2008年翻印。

3.《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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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树梅（1799-1882），字雪樵，号省斋，今鸡川镇牛坡村人。牛树梅自幼性聪慧而喜读书。胸含志而多勤奋，作诗为文，语多惊人。12岁时，在《左传》书背题词："太公钓于渭水之滨，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彼皆然矣，吾何为独不然？"13岁作一春联："今日鱼龙相杂，他年鸡凤各殊"，乡人称气宇不凡。清嘉庆二十年，入巩昌府学就读。道光四年，应巩昌府试，选为贡生。十一年以第六名中举。后多次进京会试，二十一年中进士，历任四川省雅安、隆昌、彰明知县，资州、茂州直隶州知州，宁远知府等职。后升任四川按察使，署布政使衔。

每到一地，他都深入民家、了解疾苦。"临民之官，以不扰民为第一要务"，"勤听断，少科派"是他的从政格言。任雅安知县时，他抑富济贫，限制高利贷盘剥。对那些为富不仁、巧取豪夺的劣绅恶霸严惩不贷，在隆昌任职时，他见衙役有乘民争讼而巧立名目，进行敲诈勒索之事，即进行追查和处治，并制定规约，发布告示，以堵塞吏目之讹诈。他在查访中，发现有虐待父母的事件，深感悚惧和内疚，认为地方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便在大堂牌示：一月之内不用荤，出入不用炮，行香不用乐，不用伞扇旗锣，不用号挂，以示自罚。并对不仁之子给予劝导或处治。到资州后，他不顾代疱之嫌，稽查税契，减轻民众负担，对文牍公案，都及时予以清理，有未清者则夜以继日。并作《劝民语》、《厘正风俗事》以教育民众。在彰明，他办起义学，亲自撰写碑记，规定办学章程。整饬县学，建立考棚；设养济院，收容孤寡老人。彰明大治，民受其惠，及至调离，扶老携幼为其送行者，充塞道路。彰明、资州百姓为他建立生祠，他深感不安地说："此等迂阔事敛钱招怨，是损我德，益我过，折我福，造我孽，是魏忠贤我也。"表示了决不允许为他建立生祠的明确态度。

在四川任职期间，牛树梅还经常关注家乡群众的疾苦，有一年，通渭受灾，群众生活困难，他寄银200两，周济灾民，深得家乡父老爱戴。

他作为一代循吏，被清廷屡次考评为“循良第一”，是一个真正视民如父母的“青天”。《清史稿·牛树梅传》称：他为“临民之官，以不扰民为第一要务”，他把恩师祁寯藻给他的“勤听断，少科派”当成为政的座右铭；且“决狱明慎，民隐无不达，咸爱戴之。”（《清史稿 牛树梅传》）他以民为本，实心实政，为民请命，为“当时第一好官”。他从四川彰明县令做起，一直做到州官、知府、按察使、布政使，曾三次从军、三次辞官归隐，最终在同治元年，由北湖巡抚胡林翼、河南巡抚严树森等的极力推荐，四川总督骆秉章及高延祜联署恭请，清政府的严旨催逼下，牛树梅出任四川按察使。骆秉章的奏章称：“该员历任地方，循声卓著，悃福无华，廉静不扰。在官之日，每朴被亲历四乡，咨询民间疾苦，抉求民隐，彰别是非，善良赖其扶持，顽梗渐以格化，风声所树，民俗为厚”。而四川百姓听说牛树梅出任蜀臬时奔走相告曰：“牛青天再至矣！”牛树梅作为封建士大夫，能够以民为本，不贪不腐，锐意改革，亲民爱民，实属难能可贵。1936年，当徐海东率领的红军战士经过牛家坡牛青天故里，许多四川、湖南的战士都不进屋而是在屋檐下冒雨过夜，以示对这位满清循吏的尊敬爱戴。

著作

夜梦贤臣

牛树梅是清道光二十三年的进士。传说当年科考前，一个晚上，安寝在龙榻上的道光皇帝突然惊醒，满头大汗。第二天上朝逐将梦中的情景与负责解梦的官员说起。原来道光皇帝梦见自己掉进一口枯井中，顿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正当道光皇帝绝望之时，一头牛打此路过，只见牛用触角将井旁一棵梅树顺着井壁拱进枯井里，于是道光皇帝便顺着这棵梅树爬出枯井才得救。

听完皇帝的讲述，负责解梦的官员立马跪倒恭贺：

“陛下大喜！”道光问喜从何来？解梦官员说皇帝可得一良臣，此人不姓牛必姓梅，且名字的组合与树有关。于是，一道圣旨令下，速查全部考生试卷，果然找到有人名叫牛树梅。道光帝御览荐卷，果见牛树梅会卷文笔流畅，才气溢于卷上。欲委其重任，但辗转一想“文可识其才而非识其人”，还是谨慎一、二为好，遂接连放任数县，以作考验。

牛树梅果然不负“皇恩”民望，继任隆昌县期间，执政勤勉，惠泽百姓，疾恶如仇，除暴安良，以减徭役，劝农桑，兴教育，淳民风，戒科饮，抑胥吏，禁强暴，清狱讼的卓著政绩深得百姓拥戴。由于其仁施德政，善举无数，政绩丰硕，深受百姓拥戴，后任四川按察史，受道光皇帝重用。

“青天”美名

牛树梅素以断案公正而被喻之为“牛青天”。

初任隆昌县时，经过一段时日的访查和审理旧案发现，官史多有私贪腐败之行，衙役有敲诈勒索之事。即行整肃吏治，认为：凡审案不清，或久拖不决，或冤假错案，除主官担其主责外，书吏差人也不无关联。遂发布告示，揭露查处舞弊，革除腐败之行。他为之立下审办案格言“勤听断，少臆断，不枉断，公而断，断必公”。凡遇历年积案，必审其案理，查其原委，务求明白透彻而后断；凡遇官与民争或民诉官讼，必施其彻查，审其细节，排除舞弊干扰，公正而断，为民伸冤，替民做主。常晓喻属下“惟乡间民众受害最烈”，官史衙役办案务求勤勉，“当官作差者一日不勤，下必受其害，案必受其染”，明订规约，使其“案无留牍，讼无冤狱”。一时吏风大治，官风日扬，民心大振，呈现出如“德政坊”所颂：“匪踪敛迹，人归乡里，安堵无虞，盖公之威先抑也”，“而公之泽惠人益远矣”。“牛青天”之美名在隆昌以及所任县、州、府乃至巴蜀大地传颂近二百年。

相传牛树梅之

性格

牛树梅有时候出人意料，令人啼笑皆非。一天早晨，牛树梅独自一人微服出衙。当走到衙门前中和巷口时，突然一声断喝：“汤圆！”牛树梅正低头思索着什么问题，被吓得倒退数步。便回衙令三班衙役开始升堂，吩咐衙役将刚才断喝之人带至县衙堂上，一拍惊堂木：“你知罪否？”汉子吓得不知所措，颤声应道：“不知！”牛树梅喝道：“与我掌嘴！”衙役一声吆喝，刚要掌嘴，牛树梅急喝道：“慢！”又问汉子：“你知罪否？”汉子吓得浑身乱颤，小声道：“小民实不知身犯何罪！”牛树梅又喝道：“与我重责二十大板！”两旁衙役一声吆喝，将汉子丢翻在地，正要扒裤子，牛树梅急止之：“慢！”再问汉子：“你可知罪否”那卖汤圆的汉子吓得魂不附体，哭道：“老爷，小人实不知呀！”牛树梅喝道：“夹棍伺候！”两班衙役一声“威武！”三根夹棍堂上一摆，哗啦啦惊心动魄，正要上刑。牛树梅急止道：“慢！”笑问那汉子：“你吓着没有？”那汉子早已三魂吓掉两魂，七魄惊走六魄，躺在地上浑身散了架一样，半晌时候方悠悠道：“大老爷，吓煞小人了，小人确不知罪在何处呀！”牛树梅笑道：“你方才在街口大声吆喝，把我大吓一跳，如今也让你尝尝被吓的滋味，以后记住千万不可如此，免得惊吓行人。去吧！”

这些流传在民间市井百姓中的故事是否真实，谁也不曾考究过，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老百姓喜欢牛树梅这样的官。在老百姓眼中，他理政不同于一般，既是那么凛然威严，又是那么平易近人；既是那么果毅严肃，又是那么幽默诙谐，快乐可爱。真正是以平常快乐之术，布施君子之道。

乐之君子

政协通渭县委员会文史委主任南志明告诉记者，前些年参加长征沿线政协联谊会，为了多征集和补充些牛树梅在川的文史资料，他们抽空去了一趟隆昌。在感慨先贤牛树梅以其崇高的声望和口碑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如此深厚影响的同时，在当地，他们耳闻目睹了牛树梅在其任职时的政绩及其历史声望。感受之切、感慨之深，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在其调离隆昌一年之后，由隆昌坤耆士民出资在县城北关道光坪巴蜀驿道修建了“牛树梅德政坊”，为“中国石牌坊之乡”（史考牌坊69座，现存17座）——隆昌石牌坊五座德政坊中的第一座坊，也是五座牌坊中唯独采用镂空雕刻技艺建造之坊。牌坊正背两面正匾额移用道光御笔“德政”，正上匾分别书“乐之君子”、“民之父母”，承重横梁书“邑侯牛大老爷官印树梅德政坊”，牌匾正文称其为“才德兼全，恩威并济”，“清慎勤俭，慈惠廉明，尊贤乐善，雅化作人，民安盗靖，政理公平”。正如隆昌南关广场石雕《石牌坊赋》所赞：“咏游子春晖寸草，详清官明镜甘霖。虽然七品令，何止百万才，观一群德政牌坊，叹千年清官情结”。与此同时，乡民们又自发捐资在县城南关春牛坪为其树立“牛树梅德政碑”，现移至南关石牌坊古驿道之侧。“憩棠留荫”四颗阴镌大字雄厚深邃，第二之“棠”字上面至今留存一大块白灰泥浆抹面的残迹将其字覆盖于下。原来“文革”期间破“四旧”之风甚嚣尘上，为了保护“牛树梅德政碑”，县文化馆两位同志商量了一个好办法，经汇报时任县委常委、副县长杨祖华同意，用白灰水泥将石碑覆抹一层再刷上白粉，书写上“毛主席语录”，“四旧”顿成“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动。这样，德政碑被完好地保护了下来。今天仍保留一块残浆，一方面反映了今人对历史知县牛树梅“德政”的敬仰之情，另一方面是对当时保护者“功绩”首肯的实物见证，同时也见证着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印记。

告老还乡

同治十三年，牛树梅返回故里，致力于读书立说。虽然年近古稀，但好学如故。著有《省斋全集》12卷、《闻善录》4卷。都有刊本流行。另有《湑叶文存》和《牛氏家言》传世。平生酷爱各种典籍，搜集了大量图书，建有牛氏藏书楼一座（在牛树梅故乡通渭县鸡川镇牛坡村，现已不存）。可惜这些图书大部分已散失。残存部分解放后移存于省、县图书馆。

牛树梅晚年回籍后，彰明县民于数千里外送来寿木一副，他赠银80两，以资酬谢。但不久这些银两被退了回来。树梅感而作书：“窃思自以菲材作令，有何好处于民？且在彰仅二年，离彰已近二十年，何以得此厚报”“今将原银仍交原差带回，或书院，或养济院，以添一滴之润，其心尚可稍安也。”树梅84岁时卒于家。四川各界送挽联一副云：“巴蜀颂名臣，斯人不负苍生望；关西传道统，夫子堪称汉儒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