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俞灏明是在一个深夜。
那时他刚结束一场夜戏。在这部戏里，他饰演一名消防员。就在前两天，新戏举办了开机发布会，新闻照里俞灏明着一身蓝色的制服，站姿笔直。
而此刻，他刚换下戏中的消防服，穿着简单的卫衣和短裤，倒在房车的一角休息。看到记者来了，连忙起身，礼貌地打招呼、让位，一气呵成，虽然眼神里还能看出一丝疲惫。
只是简单地聊了一会儿就已经到了凌晨。他执意要自己的工作人员送大家回去，解释说他还有事没法同行——要参加一个深夜饭局。
这是演员俞灏明的一天。然后他会迎来短暂的休息，接着一直在剧组待到这个深冬。
等 待。
这几年来，俞灏明从未掩饰自己想成为一名好演员的野心。
2017年，他参加演技竞演类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初舞台上严格的导师章子怡评价他“习惯性的表演”并指出了他台词上的不足。到了2020年，他参加了被认为有很强功底的演员才敢上的《声临其境》，为《霸王别姬》里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配音。从不足到被认可，像是给这几年的努力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圆圈。
但俞灏明却坦言自己现在有些徘徊，“虽然目标坚定，但还是会感觉很多时候有一种不明确的感觉。”
出道的十三年里，他经历过得与失，也见证了行业一轮又一轮的更新。但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依旧很无奈，“以前可选择的太少了，现在这个行业门槛太低了，实在是太低了。”
与之相伴的还有他自己在外形和心力上的微妙变化。这两年他开始担心自己的身材，因为容易发胖，健身和沙拉成了他的长期伙伴。虽然随着年纪增长人也变得更加稳重沉着，但看到年轻人的时候还是会羡慕：“是，大家都年轻过，但是你还是会有那种不甘，如果我现在还年轻多好。”
“同龄的男演员好的数不胜数，”他对这些事看得清楚，“现阶段没有办法不紧不慢地或者停滞下来，没有办法一直等。”他说。
然而演员的工作总是要处在不停的等待中。在剧组的日子随时等待安排，有时当天早晨才会收到自己拍摄的通告。在现场也要等，尤其是拍电影时，有时一大早出工，到下午或傍晚才可以拍上一个镜头。
在片场的时候，俞灏明常常显得有些焦急，他很难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一直等，会在现场来回走走，观察四周的人都是怎么工作的，或者凑到导演的监视器边学习导演是怎么拍戏的。
更多的时候，他在等待一个角色。无论是《那年花开月正圆》里的反派角色杜明礼，还是《大明风华》里饰演比他大两岁朱亚文的叔叔，俞灏明一直不知满足地想挑战更加丰富饱满的角色。
但“现在在角色选择上面，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不太想去拍一些驾轻就熟的角色，还是需要不断地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作品。”他对Lens说。
懵 懂。
早年的故事，观众已经太过熟悉。
那个夏天，他从广州一路到达湖南卫视总决赛的现场，腼腆、话不多，唱起歌来笑眼弯弯，评委点评时会习惯性地点头道谢。一条条来自手机短信的投票，让他在短短几个月内成了全国人都认识的“国民弟弟”。
在这个故事里，一些人是见证者，一些人是助推者，一些人是造星者。但在俞灏明的视角，除了幸运和命运，他好像一直是被推着走的。
海选的情景他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进广东电视台是个花园，演播室小小的就在旁边。
“一开始我能够接触的只有音乐，喜爱的只有音乐，不知道还有别的。”
就这样懵懵懂懂地一脚踏进了娱乐圈，“自己什么都不懂，基本上是别人怎么安排自己就怎么走。”
一边是始终围绕在身边的大量粉丝，一边是对他关照有加的公司和领导，甚至可以在那个年代远去韩国录专辑，整日也没什么烦恼，始终顺风顺水。
转场那天，两位喜欢他十几年的粉丝等在酒店楼下
开始演戏也是这样。当时《一起来看流星雨》的制片人找到他，“那个时候，什么都不会，也不知道演戏是什么，站在摄影机面前，然后就开始「瞎演」。”
但这次经历意外地给他“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他怕自己在镜头“露怯”，于是开始研究好莱坞电影，观察他们是怎么表演的，再运用到自己的角色身上，完全是“自力更生的过程”。
那段时间他演了很多部偶像剧，角色也大抵相近，现在回看，不难发现明显的表演痕迹。不过，他也不把那段经历当作黑历史，“那个时候我只能做到那样。我觉得它不会成为我的一个黑历史，反倒我会跟大家说，那就是当时的我，对，挺好的。”
觉 醒。
正式采访那天，俞灏明坐在一把小方凳上，面前是摄像机，背后是整面墙的镜子，几乎没有可以躲藏的空间。穿在身上的是件板正的白衬衫，采访开始前，他笑称如果不拍摄，他就穿个大裤衩出来了。
整场采访都很流畅、轻松，但话题不可避免地提到了那场事故。“好像一个标签吧，你会很厌烦吗？”
这些年来，他很少会主动提起那件事，但面对媒体一次次的盘问，他还是会礼貌地全盘托出。在那场事故正好十周年的那天，Selina在微博分享了爸爸写给她的简讯，俞灏明的微博却始终安静。
这一次，他依旧缓缓给出他的答案：“其实我觉得很正常，这个经历是不可抹去的……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偏执的形象。可能它力度太大了，以至于很多人只看到这个经历，但是相对比较少地往后看。”
他把它形容为“一种命运带来的觉醒”。但这场觉醒不像是电影或小说情节那样的突然转折，也不是某次思考后的大彻大悟，俞灏明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才慢慢想清楚。
“一开始还是会有偶像包袱的，说我出来的时候动静应该会挺大的，怎么着都得拍一个杂志的封面吧。然后就是被一次一次的打击，才认识到自己的这种痴心妄想。”
而更直接的是某一次看到自己的表演时，他忽然间产生了“偶像不再”的感觉，也是在那时候意识到自己应该换一个方向使劲了。
“终于清醒了。其实盲目地追求所谓的偶像光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拥有一辈子，你终有一天你会失去它。”
那段时间他把自己放得很低，重新以一个行业新人的身份去面对所有的工作，“放下自己的身段，放弃自己的面子，去争取一些我自己认为很好的机会。”
他参加了许多“流量没那么多，但却锻炼人”的剧集，在《暴雨将至》里与黄志忠对戏，参与高群书执导的谍战剧《父亲的身份》……“只要跟他们对戏，只要能够在他们身上学到东西的，我都可以去。”
“番不番位真的不重要，现在观众都非常的聪明，只要是好东西，观众就能够看出来，就算一个小角色，你都能够被人记得住。”
电影《八佰》的角色就是他自告奋勇找到导演管虎要来的，拍了五个多月，虽然最后呈现的戏份不多，但他说那是自己第一次参与大制作的电影，“像是一下子从乡村进入了一线城市”，拓宽了不少眼界。
里面有一场裸戏，他饰演的上官志标在澡堂里脱下衣服，露出自己被日本人的燃烧弹烧伤留下的痕迹，这个情节导演曾问他是否介意，他的答案是“不”。
放下那些东西后，他反而有了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就是得把这些东西全都打碎了，全都抛下，把过去的模样完完全全放弃掉。”他说。
之前有次在北京约导演吃饭，路上堵车，地铁上人又多又挤，“自己不想迟到，就直接在路边扫了个电动车一路开了过去”，讲起这段经历时，他笑得很开心。
选 择。
从南京到高邮，一百多公里的路，车要开将近三小时。
在车里，他提到同剧组的演员韩东君与朋友两人沿着甘青环线一路骑行了2800公里，“太自由了！”俞灏明感叹，语气里带有一丝羡慕。
一直以来他都听话懂事，习惯了事事顾及别人的感受，“从小没任性过，是我非常大的缺憾”，他说。
但他在近年来迎来了有点迟的“叛逆期”，“过了三十岁，我觉得得给自己做一个选择，是到底要随心而欲，还是遵循规则。”
“二十五岁之前都是那种，我就挥霍吧，我就燃烧吧。当你玩够了，你就会想「我自己的价值在哪呢？」，「这种生活就是我的生活吗？」，开始会有很多的疑问。”
一迈入三十大关，他明显感受到了压力和焦虑，事业和生活上也总是面临着各种矛盾的抉择，“不是完全可以洒脱地按自己的意愿去做。”
对他而言，最大的任性可能就是接了《那年花开月正圆》里杜明礼的角色。当时他还面临着另一个选择——一个男一号的角色。但他通读了剧本之后，觉得还是杜明礼更有表演空间。当时父母很不能理解，干嘛要放弃主角去演一个反派角色？
那时前路一切都不明朗，开播后俞灏明还因为角色的原因遭到了一些人的谩骂，再后来他在戏里的演技获得了不少好评，“这证明我是对的”，他说。
“经过这个事情，自己会更加地坚定、明白，更加清楚自己要什么…….其实趁年轻的时候，还是要不认命要不服输一点。”
平 衡。
如果不是疫情，俞灏明也和往年一样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剧组，辗转于各个城市。
拍戏的日子里，酒店会变成他不停“迁徙”的家。每次转场，都得打包所有行李，从衣架、煎锅、咖啡机一应俱全，他喜欢做饭，偶尔还会自己去超市买菜，谈起自己喜欢的纪录片《主厨的餐桌》，他能一连讲出好几个厨师的故事。
而不需要到剧组的时候，他就会搜索当地很火的餐厅去打卡。高邮很小，那几天里因为他的出现，俞灏明的名字一直挂在当地抖音的排行榜的前列。
他喜欢老街边上的小摊，“脏馆儿”经常是他的落脚处。做偶像的时候，他要求自己不能皱眉、不能大笑，在大众面前身板要始终挺直，更不曾想象自己也会毫无遮掩地坐在路边的大排档里吃饭。
吃的时候他喜欢暗暗观察来来往往的人，“一个小摊就能看到众生百态，看到生活。这是演戏很好的素材。”
对生活的观察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和人聊天时，他会注意对方的小动作，比如眼睛看向何处，什么的时候会眨眼。“细节太多了，只是你有没有花时间去找而已。”
也是这几年，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其实和普通人一样：工作、休息，有些想法很难实现，但依旧在为了一个更好的可能继续下去。
为了新戏，他和同剧组的演员提前十五天来到这里训练体能。本想直接住到消防员宿舍里去，与他们同吃同睡地生活一段时间，不过，这个想法最终因为担心影响到消防员出警没能实现。
“你演的就是一个普通人，不可能都是那种光鲜亮丽的形象，他是存在在社会里的。抛去那层光环，大家都是普通人。”
回顾这十年，他说，“我觉得真的感谢我自己，还蛮庆幸能够在生命当中的某些节点，调转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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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人生轨迹，是会通过一些大事件改变方向的，只不过角度或大或小。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之后，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同时把自己的潜能无限地打开。”
俞灏明这样总结他复出的十年。
那些过往，让他自己愈发确认自己的目标与方向，“对我来说没有真正的谷底，我相信我应该还是会有那种耐力，去不断地摸爬滚打。”
他不去想过去，“可能更多地会看看眼前，相对比较务实地去过每一天。”
这种对待生活的认真态度也是卡罗拉一直以来的坚持，从1966年的第一代卡罗拉，到2020年第十二代卡罗拉，变的是与时俱进的技术，不变的是认真做车的态度，始终安稳地陪伴大家前行。
一面默默坚守，一面勇敢前行，认真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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