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谈谈四大发明究竟是谁发明的。
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一个很吸引眼球的说法最近流传甚广，那就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所谓古代”四大发明“，其实是英国人李约瑟在20世纪四十年代才总结发明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李约瑟博士实际上是一个既不严谨，也不专业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所以李约瑟博士的话不可信。而所谓”四大发明“也是一个类似于“欺骗了国人近百年的谎言”的那么一种东西。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事。因为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研究，本来就是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各种的不同观点之间一直就有争议。但这基本都属于科学史研究的学术观点之争。但是当这个本来属于专业学术探讨的话题进入大众媒介，并经过一些自媒体的简单化文学化的处理之后，就重新构建了一种为了吸引流量，而哗众取宠的庸俗叙事逻辑，成为一种传言，并造成了误解。
所以今天咱们就谈谈四大发明究竟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李约瑟博士 (Joseph Needham，1900-1995)创造发明的？
关于”四大发明是李约瑟博士在20世纪40年代创造发明的”这个说法的主要观点和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四大发明并不是古已有之，或者世人公认的事实，而是李约瑟博士在20世纪四十年代，确切的说是1943年，在蒋介石的鼓励和支持下，自己创造发明的，是为了中国抗战宣传服务的。在当时中国抗战的至暗时刻，极大地鼓舞了国人士气和提高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并也因此进入了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成为了只有中国人才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所谓“四大发明”。
其次，李约瑟博士是科学家，但不是专业的汉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他既没有受过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和训练，也没有受过汉学的正规教育和训练。按照他夫人的话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只是出于兴趣的顺便涉猎。而且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科技史的过于政治化的解读有些随意，不够严谨，不符合科学史研究的学术范式，所以西方评价普遍不高。只不过是因为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推崇和肯定，使他在中国获得了“名不符实”的声誉和影响力。简单说，就是李约瑟博士既不专业且不严谨。所以，李约瑟的话不可信，而相信李约瑟的话其实就是自欺欺人。
那么，这个说法和对李约瑟博士的批评成立不成立呢？
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四大发明”是不是李约瑟博士创造发明的？简单说：不是。
所谓“四大发明”，是由 “三大发明”的说法演变而来的。 最早“三大发明”的提法，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数学家卡丹提出的（Jerome Candan，1501—1576）。他说：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这三大发明，是 “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 。
到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论》一书中，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 “再明白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在世界范围内，使事物的所有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也接受了所谓“三大发明”说法。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 1863年草稿）》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这说明到19世纪中叶，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世界三大发明的说法已经存在了，并且得到了培根和马克思这种公认的大思想家的认可。但是，无论是卡丹，还是培根或者马克思，当时都还没有将“三大发明”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培根更是说究竟其源自哪里还暧昧不清。
而真正将这三大发明认为是中国古代发明的，其实是19世纪下半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
1838年英国伦敦会的牧师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伦敦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麦都思是第一个到上海的外国传教士，也是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中著名的汉学家。林则徐当年组织翻译编辑外国人谈中国的文章汇编《澳门新闻纸》中就收录有他的文章。他也是最早提出要派遣有医学技能的教士来中国传教，将传教与行医结合在一起有利于传教的人。
在他写的这本《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书中，麦都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这“三大发明”是中国的发明。
其实在麦都思的书中，麦都思当时在列举中国的文明时，已经提到了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和火药这四项创造发明。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把这四项发明并列在一起单独强调，他当时还是采用了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说法，而把“造纸术与瓷器，丝绸，漆器，中医”等等一起并称为“中国的文明与智慧”。
而第一次把“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和造纸术”这四项发明单独提出并加以强调的，是另一位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他在188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a），他在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文明时说：日本没有如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样值得夸耀的非凡发明与发现。这应该就是四大发明并列的最早出现。
而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四大发明”这个说法是从英文“Four Great Inventions”翻译过来的。而最早创造了“四大发明”这个专有词汇的，是美国学者卡特（T.F.Carter）。他在192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印刷术的发明与它的西传》。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四大发明”这个称谓。他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初期在欧洲的传播，对近代世界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造纸和印刷术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使教育普及成为可能。火药的使用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导致发现了美洲，从而使世界全局代替了欧洲一隅，成为历史的舞台。这四大发明以及其它的发明，大都源自于中国。
而美国学者卡特发明的这个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应该是受到了英国记者亨利巴尔福的启发（Frederic Henry Balfour）。巴尔福全名叫弗里德里克亨利巴尔福，1870年来到中国，曾经先后担任过《华洋通闻》、《字林西报》、《晚报》等多家中国英文媒体的主笔和主编。1876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远东漫游》（Waifs and Strays from the Far East）。在这本书中，巴尔福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给与了很高评价，认为是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并提出了“四种有价值的发现”这个说法，英文是Four Valuable Discoveries。这应该就是后来的卡特所说的Four Great Inventions，也就是所谓“四大发明”这个说法的开端。
而中国学者就是通过卡特的著作了解了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并将其引进了中国。1933年陈登原先生编纂的《陈氏高中本国史》的课本中，就完全接受了卡特的这一说法，并写进了中国的中学教科书。
而李约瑟博士是1937年才结识鲁桂珍，并在鲁桂珍的帮助下开始学习汉语的。1943年才第一次到中国
负责中英科学合作项目。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才出版。也就是说，李约瑟至少是1937年以后才开始学习汉语的，1943年以后才正式开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与写作的。也就是说当中国中学生都知道四大发明的时候，李约瑟都还没有开始学习中文，更没有开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他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了解和认知只能是西方学者之前的论著，怎么可能就自己发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呢？
咱们再说说第二问题，也就是应该如何看待李约瑟和他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客观地说，李约瑟博士并不是一位专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是一位生物化学家。他既没有受过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和训练，也没受过汉学的正规教育和训练。他夫人鲁桂珍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只是出于兴趣的顺便涉猎，也确是事实并不是谦虚。
所以，我们对李约瑟博士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李约瑟博士就是一个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英国科学家。而且他的书名英文本来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也就是说虽然李约瑟的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但是他至少试图保持一个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大叙事的关照。现在的这个国内通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名，其实并不能完全反映其书中的内容，也并非李约瑟博士的全部目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它并不完全是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科学技术史”，因为他本来的意思是想说，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历史”。
所以，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他的观点或者看法，赞同或者批评，都应该在学术争论的前提下进行。简单说就是，对李约瑟博士不严谨、不规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过度政治化解读的批评，要符合学术批评的规范，也就是说不能用不严谨的方式批评李约瑟博士的研究不严谨，因为那就超出了学术批评的范畴，不仅不会正本清源，反而会带来新的误解与传言。比如，说蒋介石1942年在重庆接见了李约瑟博士并鼓励他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第二年李约瑟就发明出了所谓“四大发明”，成为了抗战宣传提振民心的强心针。
而事实是，李约瑟确实是从1942年起，开始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项目的负责人的。但是他1943年2月末才来中国，蒋介石不可能在在1942年就接见他。如果以这样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的方式批评李约瑟博士的研究，这就已经不仅不是学术批评了，而且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恶意攻击。
另外，关于四大发明是不是中国首创，具体发明的年代如何认定，是不是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还是不同地区的各自独立的发明创造，以及应该如何评价和认识四大发明…这些都是属于科学史研究的学术范畴，与民族感情和政治宣传无关。因为涉及到过多专业细节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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