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三载（744年），正月，唐玄宗亲自倡导了一次盛大的饯别活动，规格之高，仪式之隆重，参加人数之多，均属空前。
饯别的主角是写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贺知章。当时他已经85岁高龄，因病恍惚，上疏请求告老还乡。玄宗同意了。
身在帝都的高官基本都参加了饯别活动，可谓大咖云集。
唐朝的规矩，你懂的。但凡送别，一定要作诗，或者折柳枝。于是，有37人当场写了送别诗，流传下来。连唐玄宗都写了。这跟我们现在搞欢送宴会，都要合影发朋友圈一个样，区别可能是格调有高低吧。
参加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很特别。他是一年多前，唐玄宗特意下诏征召进京的，当时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与贺知章喝过酒，都是“酒中八仙”天团成员。
他叫李白。
而我今天要写的主角是王维。按照通行的说法，他与李白同岁，都出生于701年。
时年43岁的王维，并没有参加这场著名的饯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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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为什么缺席这次活动？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话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王维从未说过他为什么缺席。我们只能去找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
很多人认为，王维缺席，是因为他躲起来了。一个山水田园诗人，跟这种热闹的氛围不搭。
这个解释看似最符合我们对王维的认识，其实是错的。
王维没有躲起来，他当时任的是一个叫侍御史的从六品上官职。官阶太低，没资格参加。
而李白获邀参加的两个要素，王维一个都不具备——他既不是唐玄宗的红人，跟贺知章也不曾过从。
有些人，有些事，错过就错过了。
贺知章返乡后，没多久就过世了，王维再无缘与这名旷达、好酒的老诗人相识。
更大的遗憾是，盛唐诗坛的两个大咖，李白与王维，彼此错过，终其一生，未曾晤面，互不相识。
他们都曾在相同的时间待在相同的城市，都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他们肯定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他们的生命与诗均没有交集。
2
有些学者说，李、王二人不相识，是李白看不起王维，不屑认识这个人。
这个理由，确实道出了两人的性格差异，一个狂放不羁，藐视一切，一个谨小慎微，服从流俗。个性张扬的人，往往会把内敛平和的人看得一无是处。
但从现存的诗作来看，两人应该在暗暗较劲。
比如，都写思念，一个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个写“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都写送别，一个写“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一个写“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都是唐诗细分类别的扛把子之作，几乎难分伯仲。
现在，李白的诗名比王维盛，但他们的同时代人殷璠则认为，王维与王昌龄、储光羲才是开元、天宝诗坛的代表人物。
即便到了后世，说唐诗，李、杜以下，一定要说到王维，而且很多人私底下更喜欢文人味十足的王维。不仅因为他的诗，最关键是他的为人更符合大众审美——他的个性与经历不难模仿，但李、杜的就很难。
比起李、杜单纯以诗人身份扬名，王维的才艺也更为全面，在古代文人所能精通的领域，他都玩得很溜，耍出了新高度。他的书画、音乐与禅理，几乎跟他的诗一样出名。这样的全能型选手，恐怕只有后来的苏轼能跟他拼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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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后世读者的眼里，贴在王维身上最主要的标签还是山水田园诗人。
孟浩然是王维的朋友。开元十七年（729年），孟浩然到长安考进士，没考上，做了一年北漂，看不到出路，遂在冬天来临的时候南下，返回襄阳。走前，给王维写了一首诗：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诗中充满了怨愤和牢骚，一会儿说当权者没一个肯提携他，一会儿说世上知音太难觅。这么痛的倾诉，显然没有把王维当外人。
王维回赠了他一首诗：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全诗都在鼓励和安慰孟浩然，劝他回乡隐居，没必要辛辛苦苦跑到帝都献赋求官，就差说出“不要像我一样苦”。
其中，有多少王维自己的心声代言，有多少他自己渴望而不能及的隐居梦想，赠诗的人和受赠的人何尝不清楚？
王、孟这两个当朝最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恰是最矛盾、最纠结的两个人。也许，只有他们理解彼此的痛苦。
简单说来，王维一生都在做官，却拼命想归隐田园；而孟浩然一生归隐田园，却拼命想做官。
王维大半辈子的仕途很不顺遂，孟浩然却比王维还坎坷。可以说，王维是被生活逼着做官，孟浩然则被倒霉气儿逼着归隐，连做官的机会都没有。
这次分别后12年，王维经过襄阳的时候，老友已经过世。他的伤心，化成了《哭孟浩然》：
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
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
4
王维是个才气逼人的人，17岁就写出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样的教科书级别的名诗。
但他的性格远远配不上他的才气。
一般来说，才气爆棚的人都有睥睨一切的自信和自负，比如李白。王维不一样，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很丧的才子。一生软弱无力，谨小慎微，与世无争，却又不甘放弃，不敢对抗。
他被称为“诗佛”，倒很贴切。这就是个佛系诗人嘛，都行，可以，没关系。
这种性格的养成，与他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他是家中长子，童年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遗下几个弟妹，很早就需要他担起家族重担。
15岁，他带着小一岁的弟弟王缙到帝都闯荡，凭借一身才华，很快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岐王李范，李隆基的弟弟，一个热心的文艺赞助人，很欣赏王维。
唐代科举制，试卷上不糊名，主考官不仅评阅试卷，主要还参考考生平日的诗文和声誉来决定弃取。所以，准备应试的士人提前结交、干谒名人显贵，向他们投献作品，争取他们的推荐和奖誉，是当时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风气。
王维不能免俗。据说正是岐王的推荐，王维21岁就中了进士。
这时的王维意气风发，颇有功名事业心，不过很快就被现实痛击成了佛系青年。
5
王维刚做官没几个月，人生遭遇了一次暴击，在太乐丞任上被贬出京城。
事情源于一次有僭越嫌疑的舞黄狮子活动。
史载，王维在别人的唆使下，让属下的伶人舞黄狮子。黄狮子当时是一种“御舞”，非天子不舞。
结果，王维和他的上级、太乐令刘贶都遭到严重处理。刘贶的父亲刘知几替儿子求情，也遭到了贬谪。
王维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更为致命的是，这次事件使得王维被唐玄宗列入了黑名单。整个玄宗朝，王维的官运都很黑，这几乎摧毁了他在官场上的所有信心。
唐玄宗为何下手这么重？
根据陈铁民等学者的分析，这跟唐玄宗与诸王的权力斗争有关，王维可能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政治牺牲品。
唐玄宗为了巩固皇权与皇位，担心他的兄弟们形成有威胁的势力，颁令“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王维出仕之前就是岐王、薛王等诸王的座上宾，又犯了黄狮子案，刚好戳到唐玄宗的隐痛，于是此后都得不到这个皇帝的好感。
承受着与理想渐行渐远的苦楚，王维离开了长安。
他不知道的是，这只是他波折人生的序幕。
6
在此后的20多年间，王维基本是帝国政坛的一个零余人。他长期在诗中自称“微官”，真不是自谦，是事实。
尽管在张九龄当宰相期间，他膜拜张的人品，跟张写诗“跑官”，得了个右拾遗的官职，很是振奋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李林甫的上台，张九龄的被贬，把他的这点光芒也扑灭了。
他是一个心中有是非，但不敢公开对抗的人。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被挤出朝廷，王维还给张写诗，倾诉知遇之恩。
与此同时，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几年间，王维仍做着他那可有可无的“微官”。他并非没有擢升的机会，李林甫的亲信苑咸曾言及王维久未升迁，言外之意，王维如果有意向，他可以帮忙操作。
不过，王维以一种相当委婉的方式拒绝了。他在回赠苑咸的诗里说：“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表面是称颂李林甫大公无私，禁绝走后门，实质是表明他与李不是一路人，不屑去趟浑水。
这件事，可以看出王维的底线。
然而，他既然不屑李林甫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不干脆辞官呢？
7
是啊，王维不是一直向往田园生活吗，为什么不学陶渊明辞官归隐呢？
开元十五年（727年），王维在结束了济州的五年贬谪生活之后，到了淇上当小官。此时，才26岁的他已萌生了归隐心志。
经过一番衡量，他认定陶渊明的活法并不可行。
说到底，父亲早逝，长子代父，他不忍推诿全家生计的重负。他在诗中说，“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所以“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不敢抛开这个包袱，自己一个人逍遥去隐居。
他还批评陶渊明，认为陶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成全了自己的勇气与尊严，却把眷属带入了生活极度清苦的境地，实际上是一种纯粹为己、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
因此，即便深深感受到吃朝廷这碗饭吃得很辛苦，很痛苦，王维也不敢效仿陶渊明的活法，拂袖而去。
他很现实地明白，隐居是要花钱的，为了隐居得起，他不得不为官。
中年之后，他已无意仕途，纯粹为了俸禄和家族责任而在官场待着。身在朝廷，心在田园，过起了时人称为“吏隐”，即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生活。
对他来说，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生活不仅有田园与诗，还有眼前的苟且。
8
紧接着，命运跟王维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在他人生最苟且的时候，突然迎来了最戏剧性的转折。
安史之乱期间，王维未能逃离长安城，被乱军俘虏到了洛阳。一番威逼之下，他出任了安禄山授予的伪职。
唐军收复两京后，新帝唐肃宗对投降安禄山并接受其伪职的官员，进行逐一处理。王维作为典型的“陷贼官”，本应处死，却出乎意料地被唐肃宗免了罪罚，而且还升了官。
《旧唐书》对此的解释是，王维在出任伪职期间写了一首诗，表明他对李唐的忠心，唐肃宗读到后对其产生原谅心理；此外，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去自己刑部侍郎的职务，为哥哥赎罪，所以王维最终得到了宽宥处理。
这时，一直很敬重王维的杜甫，也站出来写诗为王维辩护，赞扬他忠于唐室，能守节操。
关键时刻，是诗和弟弟救了他。
然后，他在仕途上竟然转运了，做到了尚书右丞，正四品下阶。这是他一生所任的最高官职了。
越是官运亨通，他越是不能心安。他无数次进行自我反省，开展自我批评，批评自己一生的软弱，痛恨自己出任伪职的经历，说“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许多话都说得极其沉痛。
这个时候，官位依然不是他热衷的东西，归隐之心更重了，佛教成了他最大的精神寄托。《旧唐书》说他“晚年长斋，不衣文采……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61岁那年，王维逝世。临终之际，弟弟王缙不在身边，他要了一支笔给弟弟写了告别信，又与平生亲故作告别书数幅，敦厉朋友们奉佛修心。写完了，舍笔而绝。
到唐代宗时，王缙应代宗的要求，进呈了哥哥的诗文集。代宗做了批示，肯定王维是“天下文宗”，诗名冠代，名高希代。
王维的诗名，在他死后达到了巅峰。
唐代宗还说，他想起很小的时候，在诸王的府上听过王维的乐章。
9
讲完王维的一生，我想起两个人。
一个是我原来的邻居陈叔，他是我老家区政府的公务员，到退休也就是政府办的副主任。他没有什么爱好，一下班就躲在自家书房练他的草书。
另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李谅，他是一个二线城市工商局的公务员，上班写材料，下班写现代诗。在他生活的城市里，他的诗友们无从想象他的职业，他在读诗会上的慷慨激昂，让很多人无法适应他手中的保温杯。
王维若生活在当代，他可能就过着陈叔或李谅的日常生活。他身上的烟火气太重了，尽管他有一颗不死的归隐的心，但他表现出来的，永远是那么接地气，小心翼翼扮演好他的社会角色。
他会用他做官的正当收入，购买和经营辋川山庄，给自己一处逃避现实、逃避网世的临时处所。在公余闲暇或休假期间，他回到辋川，沉溺于田园山水之中，写“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写“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才感觉舒服得不得了。
尘世被过滤掉之后，他把灵魂释放出来。
除了无可匹敌的才华，王维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并不讨好。他没有李白的敢爱敢恨，也没有杜甫的忧国忧民，他有自己的小世界，却不敢全身心投入。
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因此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
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心灵园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人生会感觉不一样的。
（来源丨《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中国史》 作者丨最爱君 台海出版社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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