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为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将历代君臣事迹，自上古至于五代，按照人物阶层身份，分门别类，先后排列，目的是“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其中唐、五代史事部分，是《册府元龟》的精华所在，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即使与正史重复者，亦有校勘价值。
宋代重视文化，出现了四部巨著——《太平广记》 《文苑英华》 《太平御览》 《册府元龟》，其中《太平广记》载小说，载诗文，《太平御览》载百家之言，《册府元龟》载史事。以《册府元龟》字数为最多，达一千卷，约一千多万字。《册府元龟》是宋代的一部官修史书，在编选过程中宋真宗十分重视，众编修官也以苦为乐，流传下来不少生动的故事。“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学术界公认此书在史料学、校勘学、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盛世修书，是我国古代的传统。《册府元龟》是宋真宗于景德二年倡议编纂的一部类书。宋真宗因为他的父亲宋太宗曾经编纂《太平御览》等几部大书，意欲效仿，遂于景德二年“载命群儒，共同缀辑”，敕命纂修《历代君臣事迹》，用以与其父相媲美。八年之后，大中祥符六年编成，进呈后，宋真宗亲自撰序，并赐名为《册府元龟》。
宋真宗很重视这部书的编写工作，平常经常去编书场所检查监督。大到确定编撰原则凡例、整体门类结构、篇目内容厘定，小到引书范围、编排次序、增删取舍等事，无不过问。按成例每日进草本三卷，宋真宗一般是当日把它看完，甚至有时看到深夜。遇有不妥处，或宣召编修官进宫，当面商谈，或下手札作指示。
真宗不但对书的编写工作很上心，内容过问很详细，而且对参加编修的人，也特别重视和优待。对主要领衔宰相王钦若和总其事的杨亿很信任。对其他编撰人员则派专人管理起居饮食，特殊供应，异于常等，有的编修官还得到升级或增加月俸的奖励，朝臣进贡的土特产、补品也常赏赐给编撰官员。逢节庆时常与编撰人员吟诗唱和，其乐融融。
但编写过程也并非平安无事，王钦若这人在历史上评价不高，为人奸巧，经常把功劳算在自己身上，把错误推给杨亿等人，编修官们对他都很厌恶。有一次，大家恶作剧让编撰官员陈越扮作王的尸体，假作王死了，躺在灵床上，另一人扮王妻，跪在灵旁痛哭，其余都在灵前唱挽歌，来发泄心头愤恨。不想这事被王钦若听到，密奏真宗，将要治罪，最后幸亏由宰相王旦周旋，事才平息。
另外北宋著名的诗集《西昆酬唱集》也诞生在这期间，是杨亿、钱惟演为首的几个编撰官编书之余的唱和结集。
此书编成之后，由于内容庞大，流传不广，历代较少刻印。明朝末年，黄国琦等以杨慎的校抄本为底本，据孙承宗、曹学佺等九家所藏钞本校勘比对，并由吴伟业、夏允彝等九十余人复校，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得到福建巡按李嗣京等人资助，于崇祯十五年刊刻印行。自此次刻印后，到清朝初年，虽陆续有补版，但仍源出明底本，并非二刻，存世亦不多，钞本更少。
据传，郭沫若在1956年曾经发现过《册府元龟》的元明钞本，当时他去青岛崂山游玩，来到了华严寺，饮过香茶以后，寺僧陪他欣赏了寺中珍藏的书法绘画、文物图书，他一一认真鉴赏。他对寺中收藏的两部钞本《册府元龟》尤其感兴趣，一部存一百四十二册；另一部存七十四册，其卷端有“横经阁收藏图籍印”。其中卷数多的一部郭沫若看了良久，认为这部钞本与明本不同，有可能早一些。
经与寺僧协商借了几册带回去，经他校勘，鉴定为元代钞本，另一部卷数少的鉴定为明代钞本，都十分珍贵。原本打算把这些书调至北京，后因系寺庙所藏，为维护宗教政策，仍保存在崂山华严寺。“文革”期间，崂山宫观寺庙均遭破坏，青岛市文化局派专人去华严寺把这两部书“抢救”出来，收藏在博物馆。
《册府元龟》的主要内容
王钦若等编纂的类书《册府元龟》一千卷，为宋代“四大书”之一。它在《四库全书》所收的典籍中，篇幅之大位列前茅，全书九百余万字，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所收史料集中于政治与体制方面，目的是从中汲取治国的经验教训。由于《册府元龟》收录了许多不见他书的珍贵资料，因此它在史料学和校勘学上具有他书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在补史、校史与辑佚方面却有特殊的价值，当代学者陈垣先生据《册府元龟》补今本《魏书》的残缺即是著名的事例。由于《册府元龟》分部、分类，对相关问题的资料收集广博、系统，也便于在学术史上分门别类地做专题研究，因此《册府元龟》是一部具有突出学术价值的类书。
《册府元龟》所采典籍，先秦部分以《左传》和诸子为主，汉至隋则为历史正史，唐五代部分则兼采实录和正史。汇集了唐五代以前有关历代治政方面的资料，以供统治者借鉴。其中不少史料今已失传，赖《册府元龟》记载得以保存。但是，《册府元龟》的宋刻本至今已无完轶。将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日本存藏的宋刻《册府元龟》加在一起，也仅存581卷。而明崇祯年间所刻则据多种当时抄本汇总而成，并未见宋本，因而多有疏误。1959年中华书局曾据以影印。1988年中华书局又将现存581卷宋刻汇总影印。由此可见，急需一部经过整理、校正的《册府元龟》供学术界使用。
《册府元龟》的历史价值
实际上，《册府元龟》收录了许多已经失传和罕见的历史资料。例如中华书局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就根据《册府元龟》补出了今本《魏书》的三个缺页，这是学者们的新发现。它的历史价值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唐史史料库。《册府元龟》保存最多的是唐五代的史料。有一部分是从实录和国史原稿采集的，不见于现存的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都是值得特别重视的。黄永年先生在《唐代史料学》中指出：“修此书时实录、国史以及唐令、诏敕奏疏、诸司吏牍等尚在，故这部分除本《旧唐书》、《旧五代史》外可直接采用这些较原始的史料，这些绝不是目所常见……至于典章制度方面，此书也多有《通典》、《唐会要》所不载者，即或相同，但文字详略互有出入，可互相校补。故此书可称最为充盈的唐史史料库。”
二是保存了五代史的史料。由于《旧五代史》原书已失，清代四库全书纂修官就根据《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来补辑，但是对《册府元龟》的利用极为不足，另一方面，又有史源分辨不清的问题。所以最近陈尚君先生又有《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的力作，他在前言中强调说明重较重辑工作的“关键是充分利用《册府元龟》”。实际上，该书编纂态度严谨，取材慎重，历代正史都采用距古最近的善本，唐五代部分则大多采用国史实录编成。由于这些国史实录几乎全部遗失，因此《册府元龟》对唐五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就有其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
《册府元龟》历代忽视的原因
《册府元龟》这么重要的一部书，然而长期以来不大为人重视，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这些文献资料在当时都是比较常见的。宋代人袁褧的《枫窗小牍》曾说它：“开卷皆常目所见，无罕觏异闻，不为艺家所重”。这话在当时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北宋时许多史料档案都还保存着，如唐五代的实录和《旧五代史》等都有传本，文臣学者还不难见到，所以有的学者就主张要多收一些杂传、小说之类，但皇帝不允许。宋代某些学者对此书有所议论，就是由此而来的。可是现在不同了，《册府元龟》里所收的书陆续失传了，许多史料只靠它的引用而保存下来，就非常珍贵了。
第二，此书所录的资料，一概不注明出处。严谨的学者不愿引用它作为依据。正因为它不说明史源，后来的读者信从宋代人的评论，认为它引用的无非是常见的经、史、诸子，又何必去采用二次文献呢？
第三，《册府元龟》的刻印本不多，流传不广。在1960年中华书局据明刻本影印之前，极少学者能看到并研究此书，想加以利用就很难了。
点校本《册府元龟》问世
2006年12月，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教授周勋初、武秀成主持校订的《册府元龟》十二册，煌煌巨制，令人为之震撼。《册府元龟》之校订，先后列为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重点项目和江苏省“十一五”要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可见《册府元龟》校订本的出版的重要性。
《册府元龟》校订本有三个特点，一是校勘精准。新本以明本为底本，以宋本为重要参校本，写出详细校记。对宋明本文字不明晰处，详加考证，以恢复史料原貌；二是力求注明出处，原本不注出处，此次整理者追寻本源，在校记中予以注明；三是加以新式标点，重新排印。古籍整理工作应该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今不足百年。
回望近百年的古籍整理史，成绩固然伟大而辉煌，但能够称为精品，具有传世价值者，亦屈指可数。《册府元龟》校订本，以其卷帙之巨，校订之精，堪称“近百年古籍整理图书史上的典范”，也是至今为止中国学者采用新式校点和科学整理方法完成最为宏大的单本古籍整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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