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公家法最严”_太极_努尔哈赤_汉人

杨益茂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号辉岳，为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清入关前家居沈阳，为后金在战争中掠获，成为满洲贵族奴隶，曾面临被屠戮的境地。努尔哈赤时期，与其他被俘汉人相比，他只是侥幸留下了性命而已。皇太极时期，由于调整和放宽对汉人政策，从汉人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范文程才脱离奴籍，为皇太极所赏识，走上政治舞台。范文程去世，康熙亲自为其撰写祭文，赐谥号“文肃”，后来还为范文程祠堂题写了“元辅高风”四个大字，足见对其评价之高。

“所有章奏，悉焚其草，即实录史册亦仅载什一”

中国古代历史上，为官似乎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也是“光宗耀祖”的资本。相当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旦为官，便不可一世。然而，范文程则不同。清初三朝(努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皇帝主政)期间，范文程由奴隶官至大学士，地位不可谓不高，对清王朝开国贡献不可谓不少。例如，皇太极时期，他曾受命联系、筹划接纳明朝孔有德、尚可喜等降清，从此八旗之外有了汉人军队；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首次入关伐明，相机占据遵化、永平、滦州和迁安四城。天聪四年三月，皇太极班师时，“命察哈喇为帅，偕文臣范文程率蒙古八旗将士镇守遵化”。当时，皇太极三令五申不准杀降，要保住已经得到的城池，更要善待汉人，争取人心。但是，统帅阿敏不顾此令，在明军反击面前，弃城而奔，对永平、迁安大肆屠城，劫掠人口、财物，率镶蓝旗兵落荒而逃，丢弃其他士兵而不顾。察哈喇在范文程协助下，虽然受命丢弃遵化，但是一没有屠城，二没有丢弃士卒，而是“率兵突围，全军而还”，与丢弃的其他三城显然不同。李自成打入北京之际，明清双方的政治、军事态势发生重大变化，范文程认真分析、专门上书，依据双方态势，力主抓住时机，大举伐明；清廷大军进入北京后，他又建议立即调整对明政策和对汉族政策，稳定局势，使清军迅速站稳脚跟。这一系列作为，关系清初政权能否在中原立足，深得最高统治者赞许并采纳。

作为朝廷重臣、首要智库人物，范文程有关军政奏议以及代撰制敕檄令自然不少，可以作为“光宗耀祖”的资本，然而时至今日人们所能见到的却寥寥无几。时人早已指出范文程“生平奏议，自焚其草。故罕传于世”。李蔚在为范文程写的墓志铭中也指出，“所有章奏，悉焚其草，即实录史册亦仅载什一”。这是一个谜。有的学者认为，这大概是与清廷故意隐讳范文程的出身经历有关，不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当时满汉矛盾突出，明清战争激烈，范文程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为了自己和家族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低调处世，不事张扬。他生前曾将一系列为清政府出谋划策的奏章，一律销毁，也就不奇怪了。我们只是在现存清廷遗留下来的文献中，得以窥见他的智慧和风采。

皇太极初尚察阅，后乃不再审查，说：“汝当无谬也”

一个政权能否立足，除了政策正确外，关键是能否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政策的领导集团，不折不扣地为自己制定的既定政策服务。这就需要有严明的法纪作为保证，更需要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严格遵守，使之形成强大的、统一的领导力量。如果不讲法纪，领导层一团散沙，则将一事无成。

清初，虽然法纪较为严明，政风较为清廉，各个利益集团在发展政权、一致对明斗争方面大体一致，但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利益摩擦，政策上的不同声音仍然会时常涌现。特别是在最高统治者更替之际，争夺最高权力的争斗仍然会极为激烈和隐蔽。

皇太极主政，范文程深得信任。皇太极在制定重大决策时，往往要先征得范文程的意见。如果范文程不在，则要等一等，听听范文程的意见再做决策。据说，范文程每召至宫内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出未及食息，复奉召入，率以为常。每逢大臣议政时，皇太极必问：“范章京知否？”或有未当，必说：“何不与范章京议之？”若答：“范亦云尔”，即得应允之旨。有时范文程因病或有它事请假，遇有各类事务未决者，皇太极必令：俟范章京病愈决定。至于“抚谕各国敕书”，也多由范文程起草。皇太极初尚察阅，后乃不再审查，说：“汝当无谬也。”可见信任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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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逝世后，清政权一度处于真空。当此权力更迭之际，正值明清争斗关键之时。为了争夺最高权力，清初高层势力相互争斗极为激烈，有时几乎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虽然最终取得平衡，顺治得以继承皇位，但是斗争的阴影时时存在。在这种政治生态下，一个汉人大臣的生存和发展极不容易。面对如此局面，范文程却基本没有卷入当时的政争之中，而是正色立朝，谋大事，谋全局，清醒地关注时局发展，不失大臣本色。

“文肃范公家法最严，子弟不稍假色笑”

明朝灭亡，吏治腐败应当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有鉴于此，努尔哈赤主政时，就多次对明朝的贪腐进行过揭露和鞭挞，并以此训诫他的官员，建章立制，整肃吏治，对官员的言行予以严格规范。皇太极及顺治帝继承了努尔哈赤的作风，极力倡导清廉，严惩贪腐，以此保障远大目标的实现。范文程受知于皇太极，在积极建言献策的同时，清廉自持，正色立朝，颇受朝廷肯定。

史料记载，范文程虽然官职日高，皇帝恩宠日隆，但个人在生活上并无特殊要求。他虽然也曾带兵参战，但并不像某些八旗旗主那样发战争财，靠掳掠致富，家庭生活仍然贫困。张宸《范文程传》载：范文程“纯孝之谊格于帝心，尝侍太宗文皇帝膳，赐殊方珍味，公以父未获尝，逡巡不下箸。帝识其意，撤而驰赐焉”。范文程虽然在清廷汉人中为官级别颇高，但家教极为严格。王世祯《池北偶谈》中记有《范文肃家法最严》专条，称：“文肃范公家法最严，子弟不稍假色笑。长子官户部侍郎，次子官翰林学士，往往侍立终日，不命之坐不敢坐。”

范文程性廉慎，好施与，多年身居高位，但家无长物。但是，如果遇到故旧困乏，则倾囊相助。他非常注意和睦宗族。族姓中有因战乱离散，隶他人下为奴者，即捐金使其赎还。对于帷幄赞画，皆关系军国机密大事，绝不向外界透露以标榜于世。（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