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
李叔同一生，经历丰富，身份多变。如他的学生丰子恺评价的那样：“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而又很像个大面……”
“全能”二字，实非虚言。作文、吟诗、书画、填词、谱曲，以至篆刻、演剧……诸种艺术表现形式，李叔同几乎全般皆能。“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这本已是传奇，但惊世的才华却不是李叔同一生最为人称道的部分。
李叔同凡事认真，他一生的诸般缘法，原无定数，终究成就了他的种种身份。你或慨叹，如此文采风流者，原非寻常人，可以说他身上具备大部分人所艳羡的才能，却毅然在声名正盛时选择了褪去浮华的别样人生。
但你若旁观李叔同这一生，旁观他为人、育人、度人、度己的一生。原来，得未曾有，也究竟清凉。他的一切，既映照着他的内心，也光亮着他弟子的人生。而那种种看似不寻常的选择，其实在李叔同身上的发生实自然妥帖。
春风桃李一杯酒，恰是在李叔同与他人的相处中，在他育人的桩桩件件事中，最真切自然地传递着他所秉持的种种理念，和这背后那个赤诚的人。
1
1911年3月，李叔同自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他在日本的留学时间长达五年半之久。
李叔同回国后，先把日籍夫人安置在上海。自己则应好友之邀，先后供职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直隶模仿工业学堂，担任美术教员。
李家一直经营盐业与钱庄，生意红火。后因义和团运动，政局动荡不安，李家于1902年已失去从事盐业的资格，而在李叔同回国后不久，李家经营的义善源和源丰润两家钱庄也先后倒闭，损失达百万之巨，几乎倾家荡产。李家破产了，辛亥革命却成功了，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清帝退位。清政府垮台，李叔同兴奋不已，他内心因家产丧失而滋生的阴霾也一扫而空，他情不自禁，填了一首《满江红》，慷慨激昂，豪迈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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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不过，辛亥革命似乎未能给李叔同带来好运，他所任职的两所学校相继关门。好友杨白民此时正在上海主持城东女学，邀李叔同来校教文学、音乐。在上海，李叔同任教的同时还在《太平洋报》兼职，负责编辑副刊、设计版面和广告。李叔同由此也成为“中国广告艺术的开创者”。
李叔同在《太平洋报》还认识了两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画家陈师曾、文人苏曼殊。
陈师曾就是陈衡恪，号槐堂、朽道人，大名鼎鼎的文史大家陈寅恪的哥哥。丰子恺小时候，对陈师曾的大名就如雷贯耳了。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我小时候，《太平洋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
民国元年，陈师曾由北京来上海。《太平洋报》为此作了大幅报道，还刊出了他的半身照片，曰“朽道人像”。陈师曾居北京，李叔同住上海，当时的人们誉之为“北陈南李”。足见两人的名气口碑难分伯仲。
李叔同出家前为陈师曾的一幅荷花小像题诗一首。诗前小序中，李叔同写道：“师曾画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贻德泉先生同学。今再展玩，为缀小词。时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劭也。丙辰寒露。”题诗只有四句：
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
显然，“孤芳致洁”是李叔同对陈师曾的评价，也是他的自我期许。
李叔同对苏曼殊未留下具体的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叔同非常喜欢苏曼殊的作品。苏曼殊名篇《断鸿零雁记》开始发表于南洋爪哇，李叔同为扩大其影响，将其连载于《太平洋报》，李叔同还请陈师曾为这篇小说画了几幅插图。陈师曾的号为“朽道人”，而苏曼殊又被称为“浪漫和尚”“怪僧”，时人开玩笑说，这是“僧道合作”。
前文说过，李叔同特别喜欢音乐家贝多芬，他同样喜欢的外国人还有莎士比亚。李叔同曾以隶书撰写莎士比亚墓志铭（英文），发表于《太平洋报》，同期还发表了苏曼殊的画作《汾堤吊梦图》。时人誉之为“双绝”。
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还发表了一些诗作。我们不妨欣赏其中的两首，其一为《人病》：
人病墨池干，南风六月寒。
肺枯红叶落，身瘦白衣宽。
人世儿侪笑，当门景色阑。
昨宵梦王母，猛忆少年欢。
百万家产化为乌有，李叔同并未痛心疾首；由富家子弟成为一介贫民，李叔同也能淡然置之。“肺枯红叶落，身瘦白衣宽”正是他面对人生困境的姿态和宣言。至于“昨宵梦王母，猛忆少年欢”则说明李叔同怀念昔日，不是向往那时的富贵荣华，而是追忆幼年母爱的温暖。
其二为《咏菊》：
姹紫嫣红不耐霜，繁华一霎过韶光。
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
风里柔条频损绿，花中正色自含黄。
莫言冷淡无知己，曾有渊明为举觞。
“菊花”的境界正是李叔同的人生追求。终其一生，李叔同也确实当得起他笔下这句“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
李叔同和苏曼殊都是革命团体南社成员，不过，在南社中，他俩均是边缘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苏曼殊去世那一年，李叔同出家为僧。是巧合，也是一种缘。
2
《太平洋报》半年后就停刊了。为养家糊口，李叔同前往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音乐与图画。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度过了七年丰富而充实的生活。无论是从教书育人还是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这七年在李叔同一生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
夏丏尊是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同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七年中，李叔同和夏丏尊晨夕一堂，相处十分融洽。李叔同后来的削发为僧，也得益于夏的“助缘”。
一次，学生宿舍遭窃，大家怀疑是某个学生所为，却苦无证据。夏丏尊当时身为舍监，无奈之下向李叔同请教。李叔同对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夏丏尊没勇气接受李叔同的建议，但他从这番话中领教了李叔同做人的纯粹与认真。
李叔同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时，便能准确叫出每个学生的姓名，因为此前他已熟读学生的名册。通过这件小事，学生们感受到老师的细致与热忱，并为此而折服。
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图画与音乐两门课对学生原本吸引力不大，但李叔同任教后，这两门课却受到了学生的热捧。夏丏尊分析，原因一半是李叔同“对这两科实力充足”，一半是他的感化力大。学生们是因为崇敬他、佩服他才争先恐后去听他的课。
当时的学生丰子恺证实了夏丏尊的推测。
丰子恺说，那时他们每天要花一小时练习绘画，花一小时去练习弹琴，不以为苦，乐在其中，是因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学生们的感情，折服了学生们的心。弟子们真心崇拜李叔同，所以会自觉自愿听他的话，按他的教导去做。
如果说，李叔同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而完美，那是因为他的人格与学问让他们深深叹服。
从人格来看，李叔同当教师不为名利，全力以赴；从学问上看，他国文水平比国文先生更高；英文功底比英文先生更厚；历史知识比历史先生更多；书法金石，他是专家；中国话剧，他是鼻祖。丰子恺说：“他不是只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夏丏尊认为，李叔同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
课堂上，李叔同多次向学生灌输“先器识后文艺”的思想，要求学生首重人格修养，再谈文艺学习。而他本人正是这样。
广博学识与高洁人品构成李叔同的“后光”。
丰子恺与刘质平是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门生。李叔同对这两位弟子的悉心指教与热诚相助，谱写了教育史上一段堪称绝响的佳话。
刘质平家境贫寒、学习刻苦。一次，他拿着习作去请教老师。李叔同对他说，晚上8点在音乐教室见。当晚突降大雪，刘质平顶着寒风准时赴约，却见教室门关着，里面黑漆漆的。他站在走廊里等。10分钟后，教室里的灯突然亮了，李叔同从里面走了出来。原来他在考验刘质平。
刘质平考验过关，李叔同决定每周额外指导他两次。
1915年，刘质平因病休学。李叔同去信宽慰弟子，说：“人生多艰，不如意事常八九。”鼓励弟子要“镇定精神，勉于苦中寻乐”。在信末，李叔同劝弟子多读古人修养格言，因为“读之，胸中必另有一番境界”。
在老师的宽慰鼓励下，刘质平边养病边读书，学业大有长进，病愈后听从老师的建议赴日本留学。
在李叔同眼中，刘质平“志气甚佳，将来必可为吾国人吐一口气”，故对这位弟子寄予厚望。尽管弟子不在身边，李叔同仍通过书信细心指点。在一封信中，他叮嘱弟子要特别注重以下六点：
一、 注重卫生，保持健康，避免中途辍学。适度运动，早睡早起。
二、 登台演奏要慎重，避免遭人嫉妒。尽量做到抱璞而藏。
三、 慎重交游，避免是非。
四、 要循序渐进，勿操之过急。
五、 不浮躁不矜夸不悲观不急近不间断，日久自有适当之成绩。
六、 要有信仰，以求心灵平静精神安乐。
信中，李叔同还抄录数则格言供刘质平吟咏学习。
因经济困顿，健康欠佳，刘质平留学期间，常感“愈学愈难”，甚至心灰意冷学不下去。这时候，李叔同的书信便如一缕春风吹散他心头悲观的雾霾。
在一封信中，李叔同开导弟子说：“愈学愈难，是君之进步，何反以是为忧？”李叔同劝弟子切勿“忧虑过度，自寻烦恼”。李叔同指出，刘质平消沉灰心的根本原因是“志气太高，好名太甚”，所以他给弟子开出的药方是“务实循序”。
在另一封信中，李叔同叮嘱弟子要“按部就班用功，不求近效”，因为“进太锐者恐难持久”；另外，他告诫弟子“不可心太高”，因为“心高是灰心之根源也”！
家境愈来愈糟，刘质平终失去了家庭资助，眼看学业要中断。此时的李叔同尽管薪水不高、家累又重，仍慷慨解囊，决意资助弟子完成学业。在给弟子的信中，李叔同详细列出自己的收入支出：
每月薪水105元；上海家用40元；天津家用25元；自己食物10元；自己零用5元；自己应酬费、添衣物费5元。如此，每月可余20元。
他表示，这每月20元可供刘质平求学所需。
他在信中叮嘱弟子记住几点： 一、这笔钱是馈赠不是借贷，不必偿还；二、不要对外人说起此事；三、安心读书。
可见，李叔同资助弟子，完全出于爱才，出于内心的善良，绝非沽名钓誉。
老师节衣缩食资助自己读书，刘质平虽万分感谢，却于心不忍，所以他请老师设法为自己争取官费。李叔同找到主管问询此事，遭对方婉言拒绝。于是李叔同写信劝弟子，不必费神谋求官费了，自己不会辞职，一定会如约资助他完成学业。由于在信中涉及对他人的评价，李叔同要求弟子“此信阅毕望焚去”，因为“言人是非，君子不为”。
李叔同喜欢抄录格言供弟子学习，而刘质平则以大旱望云霓的心情渴盼老师寄来的这些精神食粮、文化补品。一次他写信请老师再寄来格言“佳肴”，李叔同便将“近日所最爱诵者数则”抄录给弟子，这数则格言有一个共同的涵义——躬自厚薄责于人：
日夜痛自点检且不暇，岂有工夫点检他人。责人密，自治疏矣。
不虚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进入不得。
自己有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
别人不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已养大。
涵养全得一缓字，凡语言动作皆是。
宜静默，宜从容，宜谨严，宜俭约，四者切己良箴。
谦退第一保身法，安详第一处世法，涵容第一待人法，洒脱第一养生法。
物忌全胜，事忌全美，人忌全盛。
世人喜言无好人，此孟浪语也。推原其病，皆从不忠不恕所致。自家便是个不好人，更何暇责备他人乎？
面谀之词，有识者未必悦心；背后之议，受憾者常至刻骨。
3
李叔同因尝试“断食”而热心佛学，终决意断发出家。入山剃度前夕，李叔同什么都放下了，亲情、友情、爱情，都已放下；唯独放不下的是远在日本的弟子的学费。他写信告诉刘质平，自己出家之前会借一笔钱做他的学费：“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置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
这番话，体现出他一诺千金的美德，更蕴含李叔同对弟子非同一般的深沉之爱。
李叔同皈依佛门后，与弟子的交往并未中断，他对弟子的开导依旧像往日那样恳切而真挚。得知刘质平幼子夭折后，李叔同去信安慰：
数月前闻仁者云： 依星命者说，今岁暮假期内，令堂或有意外之变故。今母存而子殇，或是因仁者之孝思，感格神明，故有此报欤？若母亡则不可再得，子殇犹可再诞佳儿。务乞仁者退一步想，自可不生忧戚，而反因萱堂健康，更生庆慰之心矣。
务乞仁者自今以后多多积德，上祝萱堂延年益寿，下愿再诞佳儿，继续家业。如是乃可于事有济。若徒悲戚，未为得也。务望仁者放开怀抱，广积善德。
这番劝慰是否能化解弟子心中的悲痛，难以逆料；但一位老师期盼弟子驱散哀伤走出厄运的苦心，却因了这番话而历历在目、感人肺腑。
作为老师，李叔同对刘质平的物质资助，肉眼看得见、分得清；而在刘质平的精神成长、自我形成方面，李叔同所倾注的心血，虽肉眼难以觉察却更加弥足珍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感慨：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提起老师李叔同，刘质平会忍不住流泪：“老师和我，名为师生，情深父子。”
李叔同出家后，刘质平常给老师寄去物品和用具，李叔同则以所写的条幅和佛经回赠。他是大书法家，这些手迹相当珍贵。他对刘质平说：“我入山以来，承你供养，从不间断。我知你教书以来，没有积蓄，这批字件，将来信佛居士们中间必有有缘人出资收藏，你可以将此留作养老及子女留学费用。”
李叔同前后送给弟子的书件达千件，可装满12口箱子，其中多为书法精品。
抗战时期，刘质平一家贫病交加，但他没有出售老师的一件书法作品。孔祥熙曾托人开价500两黄金，为美国博物馆购买李叔同手迹《佛说阿弥陀经》，被刘质平一口回绝。
作为李叔同的得意门生，刘质平深知老师书法作品价值连城，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他都将老师的作品当做命根子，舍命相护。
如果不是李叔同的慷慨解囊，刘质平的学业恐怕会过早中断；而如果没有李叔同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丰子恺恐怕早被学校除名了。事实上，如果不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遇见恩师李叔同，刘质平和丰子恺的人生将完全不同。每一位成功的弟子身后都有一位春风化雨的恩师，对刘质平和丰子恺来说，这位恩师就是李叔同。
丰子恺原本喜欢数理化，从未想过专攻绘画与音乐。因为听了李叔同的课，才渐渐喜欢上绘画和音乐。在丰子恺眼中，李叔同从不疾言厉色地批评学生。有学生在课堂上犯了错，他只在下课后和颜悦色地向对方指出，然后向这位学生鞠一躬，提示你可以走了。对老师的呵斥，学生们司空见惯也就麻木不仁了；对李叔同这样的彬彬有礼，学生们反而手足无措，觉得消受不起。一位学生说：“我情愿被夏木瓜（夏丏尊外号）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
曹聚仁也是李叔同的弟子，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我们的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他给每个人以深刻的影响。”
有些老师满足于学生的口服，居高临下以势压人，不过色厉内荏、收效甚微；李叔同要的是弟子心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而不怒自威、令人敬畏。用丰子恺的话来说就是“温而厉”。
因为听从老师的指导，直接在石膏上写生，丰子恺的绘画进步迅速。正是在李叔同的指导下，丰子恺对“写生”才产生了浓厚的兴味。李叔同首次指导他画模型的情景，丰子恺一辈子也忘不了。
丰子恺为弘一法师所绘画像
在回忆中，他说：“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 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
当时丰子恺担任级长，经常为班级事向李叔同汇报。一次，丰子恺汇报完了，转身欲走，李叔同喊他回来，对他说：“你的图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学生。你以后，可以……”
听到老师说出这样的话，丰子恺如同数九寒天突然置身于灿烂的阳光中，那份温暖与喜悦，令他有些晕眩。看着老师期待的眼神，他激动而郑重地说：“谢谢先生，我一定不辜负先生的期望！”那天晚上，李叔同敞开心扉，和这位得意门生聊到深夜。
在后来的回忆中，丰子恺说：“当晚李先生的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这一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几十年来一直未变。”
少不更事的年轻人，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往往处理不好，遂因此受挫。丰子恺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也曾犯下大错。
当时学校有位姓杨的训育主任，作风粗暴、性情蛮横。丰子恺因琐事和他发生口角，一言不合，竟动起手来，虽然只是推推搡搡，并未真正开打，但一向盛气凌人的训育主任哪肯善罢甘休，立即要求学校召开会议处理此事。会上，训育主任痛斥丰子恺冒犯老师、忤逆不敬，主张开除丰子恺。这时候，李叔同站起来，说了一番话：
学生打先生，是学生不好；但做老师的也有责任，说明没教育好。不过，丰子恺同学平时尚能遵守学校纪律，没犯过大错。现在就因了这件事开除他的学籍，我看处理得太重了。丰子恺这个学生是个人才，将来大有前途。如果开除他的学籍，那不是葬送了他的前途吗？毁灭人才，也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啊！
李叔同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怒气冲冲的训育主任作声不得。接着，李叔同提出自己的主张：“我的意见是： 这次宽恕他一次，不开除他的学籍，记他一次大过，教育他知错改错，我带他一道去向杨老师道歉。这个解决办法，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李叔同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丰子恺因此逃过一劫，保住了学籍。
李叔同宿舍的案头，常年放着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这书的封面上，李叔同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
丰子恺到老师房间里去，看见案头的这册书，心里觉得奇怪，想： 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看这些老古董，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来有一次李叔同叫丰子恺等几位学生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指出一节给他们看：
唐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 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李叔同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丰子恺他们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简言之就是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李叔同还提醒几位弟子，这里的“贵显”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该解释为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
李叔同那晚的一席话给丰子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技术，对道德和人品重视得还不够。听了老师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牢记先生的话，并努力实行之。此后，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
李叔同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了丰子恺。丰子恺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后来，丰子恺避难入川，在成都旧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想起老师从前的教诲，当即买下，以纪念老师曾经的苦口婆心。
李叔同曾留学日本，他深知，倘想学画，赴日深造非常重要。于是，他像劝刘质平那样劝丰子恺去日本研究绘画，他说：“最近日本画坛非常热闹。他们很注意兼收并取，从而创作出极有本民族特色的崭新风格。这种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你今后应该多读一些日本的艺术理论书籍，最好读原文。我从现在起教你说日文。”
1918年春天，李叔同留学期间的老师黑田清辉带着几位日本画家来西湖写生。李叔同教学繁忙不能陪同，就让丰子恺做导游，一来丰子恺可以向几位日本画家学习绘画，再者也可以锻炼日语。后来，丰子恺听从师命赴日游学，虽然他没有刻意去读一张文凭，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丰子恺重写意不重写实的画风形成，也得益于游学期间对日本画家竹久梦二作品的揣摩与借鉴。
在李叔同的教导、帮助与勉励下，丰子恺才走上绘画这条路，并始终如一、精益求精，钻研了画艺一辈子。
李叔同出家后，虽很少或不再对弟子耳提面命了，但他的一些行为举止却依旧让丰子恺从中受教、获益。
一次丰子恺寄一卷宣纸给弘一法师请他写佛号。宣纸多了些，弘一就写信问丰子恺，多余的宣纸如何处置？又一次，丰子恺寄给弘一法师的信邮票多贴了一些，弘一就把多的几分寄还给丰子恺。后来丰子恺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 多余的就奉送老师。
丰子恺曾请老师去家中便饭，请他在藤椅上就坐，弘一法师总是先摇一摇藤椅，然后再坐。每次都如此。丰子恺不解，问老师何以如此。弘一法师答：“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李叔同还曾告诉丰子恺，每当黄梅季节，他就很少出行，因为这季节地上各种生物活动频繁，一不小心，路上行走的人就会踩到它们。
以上几件生活琐事貌似寻常，却让丰子恺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意识到在做人认真方面，自己和老师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他感慨，无论做人绘画，自己不能存丝毫的懈怠之心。
1948年11月，丰子恺结束了在台湾的画展和讲学，特意去泉州凭吊老师，到他的圆寂之处——开元寺温陵养老院。在老师的故居和他手植的杨柳面前，徘徊良久，不愿离去。最后绘画一幅，题词曰：“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丰子恺对老师的追慕与怀念，浓缩在这两句题词中。寥寥数语，胜过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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