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原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长官黄维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到新中国成立后，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哪件。他思索片刻后说道：

“有这么一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不得忘却，所以今天不妨说出来给你听听。那是毛泽东先生逝世没几天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去人民大会堂守灵。我十分纳闷，说来奇怪，第一批放出来的宋希濂、杜聿明等人没有让去，偏偏让我这个最后出来的人去。那个情形下，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才是毛泽东先生下令释放的。”

在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称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官运亨通，只黄不绿或只绿不黄都要略逊一筹。其中的“黄”指的是黄埔军校，“绿”则是陆军大学。黄维是这群人中的典型，黄埔军校第一期，陆军大学特别班也是第一期。

在蒋介石反革命活动中，黄维一直充当其马前卒，积极参与对红军的“清缴”活动，手上沾满红军将士的鲜血。解放战争中，黄维原本已退居幕后办军校，但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夺与妥协，他重新被推到台前，成为了第12兵团司令长官。

淮海战役中在双堆集被俘后，黄维先后在河北井陉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北京功德林、秦城监狱、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关押了整整26年。直到1975年，当中央宣布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时，黄维才获得特赦。纵观黄维在新中国的表现，谁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被安排给毛主席守灵。

功德林最顽固的战犯

“共产党对于像我黄维这样的一个战犯如此照顾，图的是什么呢？”

黄维在功德林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跟同犯争执，大打出手。当时管理处组织大家学习揭露批判四大家族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书籍。黄维所在学习小组副组长董益三刚把一本书的一部分念完，他就说：

“我不同意这本书的说法，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论，那么共产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

话音刚落，董益三就大声批驳，其他几位战犯也都群起而攻之，要黄维写书面检查，反省思想。黄维却还是无动于衷，吃过午饭后拿着管理处发的学习笔记本，坐在桌子跟前写起来。大家以为他在写检讨材料，有人好奇地凑过去看，却看到纸上写着“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这下彻底激怒了众人，董益三等人大兴问罪之师，并动起手来，黄维也不服输，出手还击。但让黄维没有想到的是，功德林管理处的姚处长亲自了解事由后，不仅批评了黄维，也严厉批评了动手打人的董益三。

这样的事，之后还频频发生在黄维身上。譬如，他会因为犯人房间睡觉不准关灯而指着管理员的鼻子骂；他会在笔记本上写于谦的《石灰吟》，然后在旁边写上“这是于谦骂狱吏的诗”；他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页页撕下来当手纸，被批判后称：“我是在发挥这本书的第二次使用价值”。

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处理，也一次次让黄维意外。因为“电灯问题”被他大骂的管理员，始终没有任何“还击”。而同一个人在处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首先做的是自我反省：黄维手纸不够，没有要求多发手纸，这是他的不对。我作为管理员，没有发现，这是我的失职。这一番话，让黄维哑口无言。

从黄维的国民党视角看，共产党对待俘虏的方式，是不可想象的。而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更是让黄维那“榆木脑袋”直呼看不懂。而真正让黄维出现思想转变的，还是共产党治好了足以要他命的一身结核病。

黄维的结核病不仅严重，还很多样，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阴囊结核、附睾结核。在那个年代，一旦得不到妥善治疗，每一种都足以要人命。尤其是腹膜结核，让黄维的肚皮肿胀得老高，两条腿肿得发亮。从发病那一天开始，黄维就躺下不能动了，一躺就是整整四年的时间。

在这四年时间里，黄维住进了复兴医院的单间病房，用的药物是公安部的卫生机构派人从香港、澳门买回来的。一天三餐吃小灶病号饭，每顿两菜一汤，每天有牛奶、鸡蛋、猪肉。甚至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黄维都没有断过牛奶。

更让黄维感动的是，他在病床上不能自理，大小便都不能下床，是功德林的管理人员四年如一日的照料。中国有句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骨肉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黄维还是个战犯，曾经是共产党的仇人。

国民党对待被捕的共产党是什么样子，黄维是清清楚楚的。他的老同学、好朋友方志敏，就是死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是不管犯人死活的，死了活该。再有，就是有钱人才能保外就医。

很多年后，黄维还会想，假如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将，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休养。以他不算厚的家底，即便是典当一空，恐怕也未必支付得起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共产党对于像我黄维这样的一个战犯如此照顾，图的是什么呢？

到这时候，黄维才相信，共产党对国民党战犯宣布的宽大政策看来是真诚的，是可以相信的，他的思想才有点转变了。

事实上，除了黄维外，杜聿明、康泽、文强、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这些战犯，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全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

最让黄维感到震撼的，还是新中国带给老百姓切切实实的改变。从1956年开始，功德林的战犯们被允许到全国各地参观。黄维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群众的集会，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是他在旧社会不曾看到的。他看到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汽车，看到了横跨长江的大桥，看到了北京的十大建设。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年功夫，就做到了国民党政府想都不敢想的成就，黄维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重回抚顺战俘所，在当年住过的二号监住一晚上

“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

思想转变的黄维尽管仍旧顽固，但他不再跟管理干部对抗，而是一头扎进“永动机”的研究。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时，周总理原本点名要特赦黄维，但他的改造态度终归难以服众，被战犯管理所顶住了。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黄维跟管理干部感情很深，战俘所的领导支持他的“永动机”研究，提供实验所需的设备。后来，黄维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时曾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

1975年3月19日，黄维终于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给他的特赦通知书。他回到房间后，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在特赦大会上，黄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的代表，宣读了致毛主席的感谢信，说着说着，他脱稿即兴演讲，尽情抒发自己的感受，赢得了满堂喝彩。

获得特赦后，黄维被安排当上了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工资每月200元。他跟妻子儿女团聚，搬进了政协为他安排的新居。他被邀请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接待美国总统福特的欢迎宴会。1978年，黄维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享受副部级待遇。

1985年，获得特赦10年后，81岁高龄的黄维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站在这个被自己誉为“第二故乡”的地方久久不能平静。他向战俘所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要求，要到当年关押自己的牢房二号监室住一晚上。别人不理解，他的女儿黄慧男却知道，自己的父亲早就将那个关押自己的地方看成了第二个故乡。

黄维说：“那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的表现一直不好，但国家却并没有放弃我。”

黄维出狱时已经71岁，尽管接受了改造，但仍然不改其顽固的秉性。作为文史专员撰写文史资料，因为老部下杨伯涛一篇《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的长文，他怒不可遏。按照他过去的脾气，一定要对杨伯涛当面一顿臭骂，兴师问罪，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改打笔墨官司，对杨伯涛口诛笔伐。

写完对杨伯涛的批判文章后，黄维就决定罢笔不再写了，因为在他的带领下，宋瑞珂、邱行湘和方靖也加入了战斗。他认为这是在国民党嫡系部队将领中，至少让何应钦集团的郑庭笈、胡宗南集团的罗历戎看了陈诚集团的笑话。这在感情上，黄维是难以接受的。

黄维原本就是一位固执的孤独者，他没有朋友，他的朋友是永动机，他不容许任何人质疑永动机的可行性，即便对方是权位的物理学家。从功德林到抚顺战俘所，黄维没有放弃对永动机的研究，出了监狱，他还是没有放弃。因为痴迷于研究永动机，苦等了他27年的妻子蔡若曙，因为精神焦虑而自杀身亡。

即便如此，黄维还是没有放弃对永动机的研究。在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后，黄维原本可以像杜聿明一样，住进宽敞的大房子，但他拒绝了，理由是房租太贵。他要节约每一个铜板，用于永动机的研究。这样一来，他常常怀念监狱，因为不管是在功德林、秦城还是抚顺，他的实验经费都来自战犯管理所。他源源不断的开出清单，管理员源源不断的将零件送进来。而获得自由后，却失去了条件，这是黄维始料不及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严峻事实。

黄维还是在寻求各方的认可，于是，他写了一份题为《大家都关心支持从“地心引力”开发新能源，征服“重力”，创制“重力”发动机的研究实验，帮助把它搞成功，从而把重力（引力）这样的自然力自然能源转变成为免费的无穷无尽的机械力和电力，以根本解决能源问题，以推动和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报告，让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帮他打印出来，最好是免费的。

这样复杂而冗长的标题，沈美娟从未见过，相信大多数人也都没有见过。但沈美娟还是帮黄维打印了100份，自掏腰包，没有让黄维出一分钱。黄维想让中央领导，让邓小平看到这份报告，想让每一个政协委员看到这份报告，希望得到两千块钱上下的实验经费支持。

杜建时原本是为数不多的，黄维研究永动机的支持者，看到这份报告后也变成了反动者。杜建时的理由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思想成果的政治家，而思想成果是最需要花时间去研究的，黄维怎么可以将那份价值“两千元上下”的材料，去影响他们的工作，分散他们的精力呢？

黄维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将那一百份打印材料，统统锁进他的抽屉里去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拉开过。

至死也要去台湾？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解甲归田。”

对于获得特赦的战犯，政府明确表示给予公民权，有能力工作的安排工作，没能力工作的由国家养起来。至于去处，也是完全自由，去台湾或者出国的还提供路费。黄维在填写去向表格时，没有任何犹豫：

“我早在27年前被俘的那一天就拿定主意了，如果能出狱，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解甲归田。”

然而，在黄维去世后，却被传出他至死也要去台湾，这是怎么回事呢？

黄维的确非常固执，他认可了新中国的成功，却不愿意承认蒋介石集团的失败。尤其是对他所在的陈诚集团，更是百般维护。除此之外，黄维也跟绝大多数经过改造的国民党战犯一样，晚年致力于推动两岸统一，为此不遗余力。

1989年初，作为大陆黄埔同学总会理事的黄维，受到台湾黄埔同学总会的邀请，前往访友。为此，黄维专程到香港，见到了他的黄埔一期同学丁先生。丁先生告诉他，根据国民党政府最新规定，黄维的身份是现役军人，他有100多万美金的工资尚待领取。

黄维跟丁先生在香港真正探讨的，是他以什么身份去台湾。对于丁先生提出的“现役军人”，已经经过改造的黄维自然不会答应，他根本也不愿意去领那一笔巨额工资。但黄维原本的政协常委的身份，也是台湾方面不愿意接受的，于是双方商定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前往访友。黄维笑道：“这样最好。因为对于我来说，名副其实；对于你来说，自欺欺人了吧！”

对于去台湾访友，黄维是非常兴奋的，他列出了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同时，他还要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但就在黄维即将去台湾前，1989年3月20日，却传来了他心脏病突发去世的消息。

因此，就有类似“黄维由于过度兴奋，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去世”的谣言传出，然后由此延伸出“为何黄维至死都要去台湾。”事实上，黄维并非死在家中，而是在政协开会期间。

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期间，黄维心脏病突发，因心肌梗塞不幸去世。

多年以后，黄维平静而显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卡带录音机里传了出来。这是1980年代国际台录制的对台广播：“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

晚年的黄维曾说：“我这个人思想转变比较慢，其原因就是我得看事实，没有事实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参考资料

《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黄维，文史精华

《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周海滨，华文出版社

《悲合与重生——黄维的晚年岁月》，黄慧男，领导文萃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原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黄济人，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