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推行了政治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汉化运动，包括推行均田制和户调制，变革官制和律令，迁都洛阳，改易汉俗等。一系列举动推动北魏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大力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太和改革”，对北方各民族人民的融合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五胡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灰暗的时期。在小冰河期的作用下，气温大幅降低，北方的游牧民族为了生计不得不向南逃窜，并与中原汉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冲突。在这场生存竞争中，北方生灵涂炭，胡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空间尖锐。如何平息尖锐的民族矛盾、如何化解百年来的仇怨、如何重建秩序，构建一个多民族共荣的新王朝，成为了每一个北方统治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在这乱世之中，有的王选择了清除异族，大开杀戒，让民族间的仇恨继续延续下去。而有的，则通过汉化的方式革风易俗，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大家庭，这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的远见卓识不仅化解了鲜卑人与汉人的仇怨，还开创了一个民族融合、文化繁荣的新时代，而他的后代，也将与汉人一起，共同开创中华文明的顶峰——大唐帝国。
公元3-5世纪，太阳陷入休眠期，活力减弱，欧亚大陆由此迎来了千年难遇的小冰河期。这一时期，气温大幅降低，北方的牧草成片的枯萎，因为食物匮乏，牛羊大批饿死，而以肉奶为主食的北方牧民也理所当然的陷入了饥馑之中。为了生计，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得不背井离乡，南迁至中原地区寻找更肥沃的土地，并与中原王朝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
魏国和西晋初期，由于国力尚存，尚能勉强维持秩序，但随着西晋王朝八王之乱的爆发，西晋的国力被大幅削弱，朝廷再也没有能力约束这些好战的胡人。内迁的胡人部族看到了西晋王朝的衰弱，纷纷起兵进行扩张，中原大地遂陷入一片战火之中。在诸多的胡人部族中，最为强大的五支便是匈奴、鲜卑、氐族、羯族和羌族。
五胡之中，匈奴人率先扛起反旗，匈奴刘氏连连击败西晋军队，并于317年彻底灭亡了西晋。北方残存的西晋皇族和其他士族因此纷纷南逃，史称衣冠南渡。随后，其他胡人部族也开始鱼贯而入，纷纷在中国北方圈地称王，建立自己的国家。386年，鲜卑人拓跋珪厉兵秣马，建立北魏，统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到孝文帝拓跋宏继位时，北魏的统治已经将近百年，但拓跋宏继承的王朝，远非一个太平盛世。他继承的王朝，民族矛盾空间尖锐，鲜卑与汉人间的厮杀从未中断，鲜卑贵族和传统汉人士族之间更是水火不容。拓跋宏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金玉在外败絮其中的帝国，如何弥补帝国内不可调和的分裂，是拓跋宏的当务之急。
北魏自建国后，一直压榨境内的其他民族，其中，尤以压迫汉人最深。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记到：“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老百姓苟不保命，安无宁日。“或死于干戈，或弊于饥谨,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自胡人入侵以来，老百姓苦不堪言，朝不保夕，死于干戈者不计其数，十人里大概能存五人。
而《通典·边防典》记载:“每以骑战,驱夏人为肉篱。以骑蹙步,夏人未战先死。这句话的意思是每当北魏军队作战时，都先将夏人驱逐在前，这里的夏人即是汉人，让汉人充当肉盾，消耗敌军，而骑兵则在后面不断督促驱赶步兵，很多汉人都被鲜卑骑兵活活踩死，未上战场就已死于非命。从这两个例子足以看出北魏视汉人如草芥，是随时可以牺牲凌虐的对象。
北魏初期对于汉人的歧视，不仅局限在物质上的剥削和压迫，在文化上，也严禁族人学习汉人文化，比如鲜卑贵族贺狄卡就应着装颇似汉服而被北魏皇帝怀疑学习汉文化，下令将其斩首。可以说，拓跋宏之前的北魏，是执行的彻彻底底的歧视政策，在文化下，鲜卑贵族残酷的剥削汉人，在文化上，则严禁族人学习汉风，力求保持自己草原民族的原始风貌。
因为北魏的歧视政策，汉人士族也对北魏朝廷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致使北魏的统治一直不得稳固，民族矛盾层出不穷，汉人的反抗更是像星星之火一样无法扑灭。面对国内的乱局，继位的拓跋宏下定决心革风易俗，学习汉化，彻底融入中华文明的大家庭，他明白，只有融入汉文化，北魏的政权才能长治久安，再这样对抗下去，迟早会激起汉人的反抗，并让自己的王朝死无葬身之地。
推行汉化，革风易俗
拓跋宏推行汉化的第一个政策，就是迁都洛阳。
为什么要迁都洛阳，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洛阳曾是汉朝旧都，拥有深厚的汉文化底蕴，更在天下汉人士族的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拓跋宏想利用迁都，赢得汉人士族的忠心，并向天下昭告自己推行汉化的决心与意志。二则是北魏的旧都乃是鲜卑保守贵族的盘踞之地，阻挠改革的势力过于强大，待在那里，拓跋宏的改革将寸步难行，而迁到洛阳，不仅汉人士族众多，随之前去的也多是鲜卑族中的开明人士。在这样一个支持者遍地的地方，革风易俗显然要容易的多。
第二个举措，则是禁用鲜卑语，推行汉语汉字。
魏太和十九年,拓跋宏下令：“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这里的北俗之语即是鲜卑语，这句话是说以后在朝堂之上再也不许说鲜卑语，违抗命令的立即撤职查办。拓跋宏认为，语言是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推行汉化最重要的就是推行汉语，一旦鲜卑人都学会了汉语，就能与汉人自由交流，交流多了，矛盾自然就小了。因此推行汉语乃是重中之重。但强行推行汉语，鲜卑人反对怎么办?拓跋宏用一项政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这句话的意思是30岁以上的人风俗已定，难以改变，可以不强求他们学习汉语，但是30岁以下的人，尤其是少年，应当从小教习汉语，即汉语从娃娃抓起。如此隔上几代，鲜卑就能人人说汉语，完全融入汉文化和中华文明。除此之外，拓跋宏还严令想要入朝做官的人必须会汉语，因此大大提升了鲜卑贵族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在拓跋宏的倡导下，不出几十年，鲜卑族就已经皆会汉语，局势大为改观。
第三个举措，则是禁穿胡服，改穿汉服。
拓跋宏明令鲜卑大小人等不许再穿夹领小袖的鲜卑服饰，而应依照汉人习惯穿汉服。为了推行汉服，拓跋宏带头将自己的礼服从鲜卑服装换成了汉服中的衮冕。并于同年按照南方汉人王朝的样式制作五等公服，并逐渐向民间推广。而那些拒绝改变服饰的官员，都被拓跋宏一并罢免。
第四个举措，改鲜卑复姓，配以汉之单姓。
拓跋宏因嫌鲜卑旧姓冗长，而采用汉族姓氏，后世一些鲜卑姓氏，如长孙、叙孙、穆崇等，其实并非其本来面目，而都是经过汉化处理的姓氏，真正的鲜卑姓氏，早就在拓跋宏的改革之后销声匿迹。
第五个举措，则是大力推行胡汉通婚，促进民族融合。
第五个举措可以说是推行汉化中最重要的一环，前四项举措几乎都是在为这最后一项做准备。拓跋宏的前四项改革，是通过推行汉化让鲜卑人转变习俗，尽量的向汉人贴近，而习俗贴近汉人的目的，则是为了和汉人更好的通婚，以赢得后者的信任爱戴，两族在不断的通婚之中逐渐融为一体，亲如一家，北魏的江山由此就可以坚如磐石，万古长存。有了前四项改革做铺垫，相当数量的鲜卑人在拓跋宏执政的后期已经汉化极深，具备了和汉人士族联姻的基础。因此，在拓跋宏的支持下，胡汉联姻水到渠成，成为那一时期的一个风尚。
《资治通鉴》记载：魏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魏孝文帝说：“然则婚者,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以上祀宗庙,下以继后世。这里的四姓都是汉族有名的门阀世家，拓跋宏亲自纳其女为嫔妃。并将自己的亲弟弟们与其联姻，为下属做出表率。在鲜卑上层的示范上，民间的两族通婚也愈加普遍，俨然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鲜卑与汉人，也就渐渐融为了一体，成为了不可分割的同胞。
开创民族融合的新时代，为大唐帝国的强盛打下基础
在拓跋宏的政策下，鲜卑人不出几代，就已完全与汉人融为了一体，他们穿汉服，说汉语，行汉制，持汉姓，除了鲜卑的名头外，无论是文化还是血统，他们都与汉人已经别无二致。中国北方也由此迎来了一段相对繁荣的时代。拓跋宏死后，鲜卑的文化与汉文化高度交融，汉文化在保留自身核心的前提下融入了鲜卑文化的剽悍与粗犷。在军事上，鲜卑人的加入也让中原民族的尚武传统和骑兵力量大幅增强，南北朝的具装骑兵，就是鲜卑人马匹和骑术与中原先进锻造技术结合的结果。
而鲜卑族的血脉也与汉人相融，并由此诞生了集文雅与刚毅并存的新汉族，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开创中华帝国黄金时代的李唐家族，他们既像传统的汉人士族那样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又有着古老游牧民族的剽悍与勇猛，隋唐时的汉人，远非后世那般软弱温顺，他们是文明的捍卫者，是野蛮的文明人，他们一手持剑，一手握笔，文武结合，共同开创了光耀世界的大唐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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