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出现，引发了全球热议。这种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人工智能，具备了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能在短时间内创作出高质量的文本。然而，AIGC技术的普及也带来了一系列争议和挑战，对于进一步可能出现的通用人工智能甚至强人工智能，更是让人既期待又焦虑。
人工智能的出现，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身：在地球46亿年的生命史中，人类其实只占据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我们自认为拥有最高级的智慧，但面对与人机共生的未来，我们将如何定义自己？
4月21日晚，三联·新知大会第五季“智慧之镜”：生命、智能与人类的“近未来”首场活动在三联韬奋书店举办。中科院动物所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李锋、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讲师葛鉴桥以“动物·人类·大脑：智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主题，从宏观的角度审视生命与智能的发展，现场分享动物智识、人类演化、人工智能三方面的新知，揭示人类的过去，了解人类的周边，预测人类的未来。
“三联·新知大会”首场论坛“动物·人类·大脑：智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场。“三联·新知大会”第五季于4月21日至28日在三联韬奋书店举行，今年的新知大会将重点关注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
地球上只有人类才有文化吗？
在所有动物中，除了人类以外，智商最高的是谁？答案是倭黑猩猩。张劲硕表示，倭黑猩猩的脑容量很高，有很复杂的社会性、很复杂的行为甚至高度的文明。而在无脊椎动物中，智商最高的是章鱼，“章鱼的智商非常高，甚至一个腕足就可以形成类似大脑的结构，可以独立完成一些事情。”
在这个星球上只有人类才有文化吗？智人的文化及其产物影响着整个地球，人类常有错觉以为我们孤独地站在物种智能的巅峰。但葛鉴桥新近翻译且即将出版的《鲸鱼海豚有文化》一书打破了这种长久以来的误解。在这本书中，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生物学系研究教授哈尔·怀特黑德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海洋哺乳动物研究中心和社会学习与认知进化中心的生物学讲师卢克·伦德尔认为，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动物智能的并存将是我们的未来。
《鲸鱼海豚有文化：探索海洋哺乳动物的社会与行为》，[加]哈尔·怀特黑德 [英]卢克·伦德尔 著，葛鉴桥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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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现场，张劲硕也表示，动物是有文化的。那么，这种文化体现在哪儿？他以黑猩猩为例，黑猩猩可以拿石头砸坚果，但这种知识并非黑猩猩的父母通过直接教授的方式传授给黑猩猩的，而是通过族群祖先的偶然发现，以及不断传承才能形成这种文化。张劲硕指出，动物、人类和大脑是一个非常交叉的领域，ChatGPT的出现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人未来会怎么样？动物未来会什么样？动物的智商是否会改变人？人会改变动物吗？
在张劲硕看来，研究动物文化，对于我们研究人类、看待自己有着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因为研究动物的智商，研究动物的文化和智慧，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的智慧如何产生？人的进化如何产生？人的文明和文化行为如何产生？张劲硕提到了日本猴洗红薯的案例，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科学家在九州宫崎县幸岛研究日本猴时，投喂了许多红薯。科学家发现，其中有一只一岁大的小猴将红薯拿到海边搓洗，洗完以后再吃。这一行为被小猴的妈妈发现，很快它学习了这一行为。紧接着，跟它同龄的其他猴子也很快学习了如何洗红薯。最后，幸岛所有的大猴、小猴都会洗红薯。直到今天，前往幸岛旅游的游客依然会发现所有生活在这里的猴子都会洗红薯，“这样文化得到了传播和传承，这就是文化的产生。”
类似的案例在《鲸鱼海豚有文化》一书中也有提及，比如很多虎鲸有自己的声音和叫声，不同的群体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就好像很多人听不懂广东话、福建话一样，这是因为语言也是一种文化，动物世界中的很多东西在人类世界中都可以找到对应。那么，是不是特别低等的水母、珊瑚、苍蝇、蚊子等没有智商或者智商很低？张劲硕认为也不尽然。在研究动物的过程中，张劲硕发现，每一种能够存活至今的动物，都有着自己的智慧，动物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给我们人类提供借鉴或者启迪。
所谓人类演化图谱，其实是树状演化
人类的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又是如何演化至今的？李锋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对人类的演化路径进行了介绍。李锋表示，人类的进化并不是直线进化——单线进化，而是多线进化。同一个时期有着不同类型的古人类，只是有些支系灭绝了，而另外一些支系可能受到环境或者自身的影响，出现了进化。也就是说，所谓人类演化图谱，其实是树状演化。
纪录片《我们的起源》（2011）剧照。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作和使用工具被视为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但生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经过研究发现，黑猩猩不只有使用工具的能力，还有制作工具的能力，即便只是掰断树枝去掉树叶，也可能意味着它们的意识有了巨大的进步。从这时候起，对人类的定义开始关注人类本身——也就是股骨头和股骨径比其他灵长类长，能够支撑直立行走，学术界以这两点来定义人类——能够习惯性直立行走的灵长类。李锋说，在有限材料的支撑下，学术界把发现人类能够直立行走的年代划定在距今六、七百万年之间，但化石证据其实只是人类研究的一方面。近年来，考古学者开始从人类长时间发展史的角度思考人与工具的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纠缠”(entanglement)理论，人类离不开工具，工具如果离开人类，也好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现在学者在开展这样的研究，早期留在动物化石上的痕迹可能不都是人类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的灵长类。”李锋以前面提到的倭黑猩猩为例，“学者们推测它可能跟人类早期行为最接近，所以可以从倭黑猩猩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得到一些启示。”
国内一般认为最早的人类是从非洲出来，因为非洲的化石记录最完整。目前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出现在110万年到150万年之间，而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化石证据、石器证据，发现基本在180万年左右，非洲以外的区域才开始出现人类活动的证据。正因为此，大多数学者认为最早的人类是从非洲起源的。但在几年前，陕西蓝田上陈遗址发现了一些石器，年代大概在210万年左右，这让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到底是什么时候走出非洲的线索。
纪录片《我们的起源》（2011）剧照。
李锋强调，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其实是两个概念，我们通常说人类起源一般是指最早的人类，现代人的起源是跟我们最近的一个起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按照属种的概念，现在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是人属智人种。现代人的起源，基本上主要存在三种说法，其中最早也是最流行的说法是“夏娃假说”，也就是“出非洲说”；另外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非洲和各地区都有连续演化的过程，也就是 “出东亚说”和“多地区进化说”。这三种不同的说法，长期争论不定，尤其是在欧洲地区，以非洲单地区起源“夏娃假说”为主。
现在是人类大脑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在人工智能出现以后，我们应该如何从智能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呢？葛鉴桥在研究人类大脑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疑问和思考。活动中，葛鉴桥从人类大脑的独特性谈起，将人类的大脑与象、鲸、鼠、鸭嘴兽、猫等动物的大脑进行了对比，进而得出结论，从原始的哺乳类动物的脑到灵长类的脑，最大的不同在于褶皱的多少。
褶皱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葛鉴桥说，这些褶皱代表了人脑皮层上神经元的数目变多了，它们之间的连接也变丰富了，导致人脑皮层信息处理速度比较快，这种处理速度使人脑加工信息变强，这是现在最为流行的一种假设。按照这种思路来看人脑的解剖结构，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人类是三体脑，就像是俄罗斯套娃，包含了三层。那么，人类是不是地球最奢侈的生物？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脑最发达的是新皮层。
纪录片《人类溯源》（2017）剧照。
新皮层位于大脑的最外部，它是人类特有的结构。从能耗的角度来看，人脑占身体的比重不超过2%，却占据20%的能耗，所以大脑是人类身体中最“耗油”的器官。近年来，英国科学家邓巴提出社会脑假说，他认为，新皮层之所以保留下来，是因为它可以处理别的脑处理不了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社会化信息，这一假说也因此被称为社会脑假说。邓巴认为，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遵循了类似的原则：每一种灵长类群体的规模，反映了这一灵长类动物大脑可以处理社会信息的能力。邓巴推断，人类大脑能够维系稳定关系的社群人数不超过150人，邓巴据此提出了邓巴数（Dunbar's number）。葛鉴桥说，人类的大脑能够发育到今天的大小，正是因为需要处理跟社会、跟文化有关的一系列信息。
葛鉴桥认为，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大脑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说呢？葛鉴桥说，先秦时期、古希腊时期的先贤和哲人，他们的大脑和我们今天人们的大脑有着相同的“硬件系统”。如果孔子穿越到今天，他可以无缝对接使用现代工具，也可以很轻易地理解今天，但是，他同样会遇到一些挑战。
在这里，葛鉴桥以人类记忆的“谷歌效应”为例，我们今天的记忆已经发生了改变，搜索引擎的产生让我们的大脑记录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信息技术带来的信息易得性，将曾经很耗能的功能外部化了，“过去有一个新信息的时候，我们记忆的是What（什么），但今天有一个新信息，我们记忆的信息是Where（哪里），就是在哪里可以找到它。”
随着认知发展，记忆的未来是什么？信息技术对人脑有哪些影响？葛鉴桥说，人脑是很古老的系统，但数字化革命改变了我们跟世界，跟他人交互的方式，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大脑最重要的功能是信息处理，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聚变，这对我们大脑产生了挑战，‘谷歌记忆’使我们的学习、社交方式都受到影响。真实世界、虚拟世界的边界也出现了模糊化，这都是对人脑的挑战。”与此同时，认识限度同样是我们将要遇到的挑战——人脑的负荷（载荷）力、注意力很有限，但互联网和搜索引擎所带来的外部信息，已经远超过大脑的处理能力。
由人类创造出的人工智能，
是否会替代人类？
当然，葛鉴桥表示，信息技术同样会为我们带来机遇。一项发表在《自然》的研究发现，游戏训练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认知控制能力，他们的注意系统和行为表现通过认知训练和游戏训练后得到显著提高。同时，信息技术还会为我们带来许多新的便利。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人类一直认为自己站在智能顶峰，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人类放下了这种骄傲。
在翻译《鲸鱼海豚有文化》一书时，葛鉴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高级智能之间是否有某种共性？到底什么是高级智能？葛鉴桥说，人和技术一直不停地纠缠，通过技术演进可以更好地表征心智，通过表征心智，知识可以不断积累，文明的迭代速度变快。在葛鉴桥看来，将人工智能视为是人工的人类智能可能是一个特别危险的趋势，它可能不是人类传统意义上认为的那种人类智能，而是像动物智能一样，以一种非常异形的智能形成表达出来。
人脑如何与其他形式的智能和谐共处？由人类创造出的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人类呢？在这里，葛鉴桥对人脑的未来进行了设想。
纪录片《人类溯源》（2017）剧照。
葛鉴桥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给了我们很多机遇，人类的大脑和心智已经对科技发展做出了调整，比如前面提到的“谷歌效应”，因为信息可以很便捷地获取，所以我们记忆的内容改变了，这种改变可能会影响人类社会。另一方面，从智人发展到今天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但智能也只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中间态，“一定还有未来的物种，如果人类没毁灭的话。” 葛鉴桥说，因为自然界没有给人类敌手的原因，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化，但人工智能的出现，给了我们一种新的选择，“人类的大脑和智能是否会继续演化或者进化，不断更新，形成一个新的群体、新的变体，到将来可能出现一个新的物种？”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人类凌驾于所有物种之上。但葛鉴桥指出，从生物学、动物学研究的角度我们会发现，人类不可能孤独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必须和其他的动物和物种和谐共存，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其他生物。葛鉴桥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跟其他生物的关系，是不是能在技术发展、人工智能发展的当下，在未来人脑的演化以及人类智能的变化下，让我们和其他智能有沟通交流？比如跟人工智能、其他动物的智能，甚至人类一直畅想的外星智能（进行交流）？”
电影《人工智能》（2001）剧照。
葛鉴桥认为，未来的人类一定生活在混合智能的社会，人类不光要和人类智能打交道，还要跟人工智能，甚至动物智能打交道，“未来人类是否有机会通过人工智能的帮助，演化成一个新的群体、新的种群，可以在不同的智能之间互相理解？”
记者/何安安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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