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疆发生的骚乱，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更有潜伏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危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势必继续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值得世人注目。
不久前新疆发生骚乱，伊宁和乌鲁木齐都有死伤。土耳其国防部长居然劝北京政府“小心”，中共的回应也不很客气，断然警告该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双方关系顿时紧张。其实中国和土耳其之间一直有冲突的潜在因素，可说是历史的一大伏笔。今日之事，自有其必然性。以前隐而不发，时辰未到而已。具体讲来，新疆骚乱的的关键之一便是自苏联解体以後，在欧亚大陆“徘徊的幽灵”–泛突厥主义。苏联存在一日，土中两国便无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是不少有识之士预见的苏联解体的后果之一，便是土中两国在中亚的角力。“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新疆是中国的西域，也是中东世界的最东部，这是地缘政治的基本常识，只有泛突厥主义者称之为“东土耳其斯坦”。
本文将从历史角度，简略介绍一下此事的来龙去脉。泛突厥主义的语言文化背景为了有所区分，笔者将Turkey及Turkish译为“土耳其”，“学术上”一般仅指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及其主要民族成分（所谓Osmanli，包括土耳其境外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前奥斯曼帝国的大量“遗民”），而以“突厥”译Turkic，作为土耳其语所属语族及其使用者的总称。从其华语宣传品，以及与之心有灵犀的台独刊物看，新疆分离主义者的提法与此恰恰相反，他们扬言要建立的是“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而不是“东突厥斯坦”。
泛突厥主义常被译作泛土耳其主义，其目标一言以蔽之，便是所有突厥民族的政治大一统。比较准确的英文名词是Pan-Turkism，早期文献中亦常称土耳其主义（勿与凯末尔主义的另称混淆），另一颇具“诗意”的别名便是（狭义）图兰主义（Turanism），语出自古伊朗词Tura（首见典籍《Avesta》）和地理名称Turan/Turania。泛突厥主义“大师”ZiyaGoekalp（1876-1924）的名诗《图兰》有如下总结：谁为突厥人之家园兮？或谓此土耳其兮？抑云彼突厥斯坦？我心知其皆非兮，我宗邦乃靡疆而斥远，永宝其图兰！
突厥语族属于阿尔泰语系。“原始阿尔泰语”是否存在不论，突厥语族似乎确有单一起源。就泛突厥主义而言，突厥语两大历史特点便是其区域的扩张和突厥语的历史及地理稳定性。近两千年来，突厥语自长城内外和蒙古高原浩荡西进，所向披靡，大片原属印度-伊朗、高加索、闪族、希腊等语言的地理区域被一一蚕食乃至鲸吞，至有“一旦突厥化便永远突厥”之说（保加利亚的“斯拉夫化”算是近代之前少见的例外）。其中的政治、文化和种族演变错综复杂，此处无法深究，但其现实结果，借用故土耳其总统奥扎尔的名言，便是创造了今天从亚得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的“土耳其利益区”（Turkey’sZone of Interest）。出现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便是突厥语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和广袤的地理区域里的极端稳定和保守性：除了少数“孤立”语种，这一大片“土耳其利益区”中的各种突厥语今天仍能彼此大致相通。打个欧美澳通俗的比方：前天安门民运领袖新疆人吾尔开希要从南疆一路搭顺风车直到爱琴海东岸不会有任何语言障碍。汉语的北方方言区（大致以哈尔滨、南京、昆明、乌鲁木齐为端点的四角形）也可作一个近似的比拟。
泛突厥主义的另一个导机是宗教因素：由于历史原因（甚至不如说巧合），上述“土耳其利益区”中的绝大部分突厥族人都先后成为回教徒（哈萨克人的伊斯兰化要等到帝俄时代才算基本完成，对各种“清规戒律”仍多有不遵），这不仅为“一统”提供了必要条件，也是当今美国地缘政治考虑的重要出发点。
苏联解体前後的发展
泛突厥主义因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和帝俄属下中亚突厥族人的政治觉醒而兴起，一次大战中直接导致亚美尼亚大屠杀，然後在凯末尔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初期“韬晦”二十余年，直至二战後卷土重来，过程颇为复杂。为了着重时事，笔者另将泛突厥主义简史作一附录供有兴趣者参阅。
二战後土耳其加盟西方，结束凯末尔主义的“睦苏”国策，泛突厥主义雨过天晴，回到政治主流，在塞浦路斯岛上初露锋芒，旗开得胜。此事因美国希裔利益集团有力游说，导致美、土关系15年的低潮。此间土耳其自身地位却持续改善，尤其是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後，其力量明显上升。
与此对比，阿富汗冒险惨败後，苏联对中亚和阿塞拜疆突厥族各国的控制受到致命打击，伊朗革命则使美国丧失重要盟友，被迫全面调整区域战略，特别两伊战争中西方对伊拉克的支持必须经过土耳其之手。这一系列发展使得土耳其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前夕处于“最佳竞技状态”，这期间的土耳其总统奥扎尔和总理德米雷尔（SuleymanDemirel）又都是极具政治眼光和决断力的出色人物，例如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土耳其断然切断有重大经济利益的伊拉克输油管，又一次正确押宝。
与此同时是美国对土耳其政策的重大改变：面对伊朗的激进伊斯兰革命，受凯末尔主义几十年陶冶的欧化、世俗（secular）然而信回教的土耳其便成了对美国利益极具吸引力的“另择”。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政治战略专家当然精通有关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土耳其暨图兰主义在高加索、中亚突厥语区的号召力，更重要的是支持土耳其向中亚“扩展影响”对美国的地缘战略有一石数鸟之利：牵制俄、中之外，更有置伊朗于“死地”的前景。一反15年之久的袒希（腊）压土（耳其）政策，美、土关系出现下列发展：
海湾战争中土耳其与美国全面结盟，境内的空军基地成为盟军轰炸伊拉克的主要出发点。
战后西方继续利用这些基地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而同一独立运动在土耳其本国却大受镇压，土军甚至大规模越境，对库尔德族组织进行“三光”式扫荡。美国却一再强调“土军越境有理”，任由西欧（尤其德国）饱尝由此造成的族间（库、土移民之间以及两者与当地白人种族主义分子之间）骚乱苦果。
土耳其总统奥扎尔和新任克林顿总统作“非正式”会面，打破美国新总统首先会见小兄弟加拿大总理的惯例。
苏联崩溃後，美国让土耳其得到了用军用运输机对前苏联中亚传送救济物资的独家权力。（想象如果伊朗也想得到这样的独家权力救济操伊朗语的塔吉克共和国，或韩国得到类似权力救济被苏联从中朝苏边境附近强行迁往中亚的25万朝鲜族人。）
联合国干预索马里期间，土耳其将军接任当地联军总司令。更有甚者，不管美国右翼的强烈反对，该将军可对所属美军发号施令，世界上如此国家除土耳其外至今无二。泛突厥主义获难逢黄金机会
不顾北约成员希腊的强烈反对（以及国会内传统希裔势力），美国让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土耳其参与北约对波斯尼亚的军事干预。希腊因此拒绝让土耳其空军飞机过境，造成北约内部巨大分歧。美国在波斯尼亚危机中奉行偏袒土耳其，对塞尔维亚-希腊-俄国“东正教轴心”不利的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官方和“学术界”不断放出支持土耳其扩大对高加索和中亚以至新疆各突厥族“影响”，成为“区域领袖”的风声。如此种种，包括“伊朗与前苏联中亚回教国家结盟”的“狼来了”宣传，美国的中亚地缘战略一目了然。
再看近年来土耳其的活动：
苏联的解体为一度绝望的泛突厥主义提供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土耳其领袖们也见机而作，“当仁不让”，故总统和继任总统均公开宣布土国从亚得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的“利益区”。对突厥诸国的“独家救济权”之外，奥扎尔鞠躬尽瘁，猝死前对中亚进行旋风式访问，在各突厥国受到盛大欢迎。土耳其关于“亚洲安全问题”的声明，公开显示它利益范围的扩大。土耳其在阿塞拜疆的积极活动，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军事冲突中的角色，以及国内铁杆图兰组织“灰狼党”（即国家劳工党；狼是突厥族传统图腾）发展中亚上层人士等等屡见报端。豪言壮语不一而足
选摘几条土耳其上层人士的言论：
“三个重要区域-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东-在土耳其面前展开。”–故总统奥扎尔，1992。
“你们从不孤立无援：我们一起共命运。”–德米雷尔总理1992年2月对克里米亚鞑靼族领袖如是说。
“从2010年起土耳其可能成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土耳其“国务卿”英南1992年3月。
“在大突厥共同体的青史中你们芳名永垂。”–德米雷1992年4月在哈萨克对突厥人的演讲。
“一个新突厥世界已经展现；……一幅新地图正在形成。”–德米雷尔1992年5月。
“土耳其的影响能够一直伸展到黄河。” –著名作家依汉1992年12月。
如此豪言壮语不一而足，最醒目的自然是1993年奥扎尔死後美国《新闻周刊》杂志引用的故总统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国长城。”
颇说明大势并充分显示伊朗政治力不从心的是土耳其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大胜利：苏联崩溃後，伊朗和土耳其在中亚进行了一场激烈但鲜为人知的“文化战”：两国向中亚各国免费赠送大量打字机–只不过土耳其的机器用拉丁字母，而伊朗则是阿拉伯字母，此外土耳其更向中亚突厥国提供大量“奖学金”名额。结局是阿塞拜疆、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五共和国的代表于1993年3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致同意废除前苏联强加于它们几十年的西里尔字母，而采纳以现行土耳其文为基础的统一新拉丁字母（与土耳其最近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在1992年就引进了这种字母）。
新疆的骚乱和泛突厥主义
作者在第一部分文章中，追溯土耳其过去的扩张主义对中国新疆少数民族的影响。在今天最后一部分文章中，进一步分析土耳其军方对外政策所造成的威胁，加上外来的支助，可能会加剧新疆的“民族矛盾”，以致为国际政治带来冲击。
中国人应该最能领略这个“书同文”计划对于“亚得里亚海至长城”的政治涵义和潜在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和突厥族的渊源世界第一，从中世纪起和突厥／土耳其一直纠缠不休的拜占庭／希腊对此望尘莫及。
灭商而代之的周族是否如某些喜标新立异的史家所称含“原始突厥”成分姑且不论，周武王击纣所用的“轻吕”（《逸周书．克殷解》），夏德（F.Hirth）认定即匈奴的“径路刀”和土耳其语的kingrak，代表可考的“最古老突厥词汇”。从考古结果看，此事颇有几分证据。匈奴部落联盟含原始突厥成分也不容置疑。尽管匈奴“领导阶级”看来并非突厥，现代土耳其人（包括大师Goekalp）仍喜以匈奴“传人”自居，一代雄主冒顿单于则被奉为“炎、黄”。
泛突厥主义和中国关系
突厥因西魏／北周宇文集团之助崛起金山之前，华北政治舞台上的突厥语族人物及其影响已历历可考，华夏文化的千古名篇《敕勒歌》及其作者（或集成者）斛律金家族即为一例。更有甚者，对中国历史具有无可比拟的关键影响、其语言在唐初尚被奉为“国语”的拓跋鲜卑，古突厥语权威克捞逊爵士（SirGerardClauson）便认定属于所谓l/r突厥语支。作为拓跋传人的李唐与突厥（以及突厥语族回纥）的恩怨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拓跋“国语”不论，李唐家族中也颇有能说突厥语的，李世民父子即为显例。唐以後的例子亦比比皆是，就连创立“纯粹汉人”朝代的宋太祖兄弟也是靠老爹赵弘殷作沙陀突厥後唐政权的禁军“飞捷指挥使”起家。总之，龙的传人和狼的传人自有其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
这种关系也导致中国对早期突厥文化的巨大影响，以致古突厥语中“书写，书籍”的词根便是汉语“笔”的译音（蒙文、满文至今仍然，例如尽人皆知的“笔贴式”），甲乙丙丁、十二生肖、都督刺史等也一并输入。反映这种密切政治、文化关系的妙例：泛突厥主义大师Goekalp认作“妻子”的古突厥词赫然是汉语“公主”的译音。这样的渊源导致今天突厥族人，尤其是“重新发现”其亚洲祖根的土耳其人对他们古老东方邻居的复杂情感。李先念访土时安卡拉万人空巷的场面便是这种情感的表现，然而包含维吾尔、哈萨克诸族，“从亚得里亚海到长城”的“利益区”则决定了关系的另一面。
一次大战之前，奥斯曼帝国“图兰思想宣传队”的足迹便远及新疆。1944-49年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固然由斯大林导演（苏共党员、“教育部长”赛福鼎(Sayf-ud-Din‘Aziz)乃是其中真正实力人物），但泛突厥主义的“幽灵”也时隐时现。主要人物之一伊敏（Muhammad Emin Bugra）事败後便终老土耳其。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突厥斯坦”问题沉渣泛起：苏联驻新疆领事大发护照，十月革命以後陆续逃离“共产迫害”、受中国新疆政府收容的大量突厥族人又发现苏联国籍的吃香，“几十万中国公民”因此被苏联“诱骗”。
如今苏联不再，中亚各突厥国纷纷独立，文化、经济各方面唯土耳其马首是瞻。让我们看一下土耳其与中共自1949年来的恩恩怨怨：韩战中土耳其出兵加入联合国军，尽管“众才一旅……人唯八千”（《哀江南赋序》），但土族被长期压抑的“英武”终得一泄，成为联军最出色的一部，其“英雄事迹”传播遐迩，而中共也首次认识到一旦沙场相遇，土耳其将是“劲敌”。六十年代初，由原“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部队改编的第五军在中共文件突然变成“前五军”，所部祖龙太也夫（ZulunTahir，关于曾在中亚以至新疆流行一时的俄式姓氏，笔者以後另有专文述评）少将，1958年元月还是“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六十年代却在安卡拉公开露面–从“解放军高级将领”变成图兰主义者，可谓脱胎换骨。此事也是土耳其对新疆的态度从凯末尔的少管闲事逐渐向右翼泛突厥主义演化的实例之一。
七十年代初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大主教访华，受到几乎破格的欢迎，同时中共私下表明对塞岛分治方案不感兴趣，如此种种显然不为土耳其视为友好姿态，在新疆等问题上双方亦无达成任何谅解的迹象，安卡拉和北京还是正式建交。土耳其1974年出兵扶植的（北）塞浦路斯土族傀儡“共和国”，中共始终未予承认。
八十年代中期驻安卡拉的一名中共突厥族外交官“叛国”，土耳其一反其“暂转第三国”的例行外交公事而直接接纳，後来又同样处理据说来自新疆的某著名游泳运动员“避难”。两案的处理都基于当事者的突厥族身分–泛突厥主义情感终于在土中外交关系上占了主导地位。
此外，中共与土耳其的“世仇”希腊关系不断发展。在最近的阿尔巴尼亚危机中，希腊军方援救出几乎全部身陷乱邦的中国人。
在新疆“民族矛盾”据传有增无减之际，土耳其“从亚得里亚海到长城”的“利益区”值得世人注目。举例来说，近期内的要点之一便是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两共和国的政治稳定与否。
最新进展及结语
由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等“业绩”，泛突厥主义的国际“口碑”颇恶。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土耳其联邦”更会引起对奥斯曼帝国“德政”记忆犹新的巴尔干、高加索基督教诸国和俄、中、伊朗的强烈反应。种种顾忌使得今天“大突厥共同体”推动者小心翼翼，手段之一便是强调经济和文化，少提“政治合作”，甚至有“泛突厥主义是欧人的发明，土耳其／突厥政治史中实无其事”的妙论，全不顾近年还有阿塞拜疆内政部长因与“灰狼党”关系密切成为政治包袱而被迫辞职的丑闻。
尽管心仪奥斯曼当年荣耀，但土耳其数十年局促小亚细亚一隅，“区域领袖”地位岂能一蹴而就？“独家救济权”对中亚“苏维埃经济”也是杯水车薪，土国近来颇感力不从心，几年前的豪情壮志也略有所敛。另一面，俄国经济固然一团烂污，然数百年帝国之余，在国际政治上乃是百足之虫，虽给小小的车臣弄得焦头烂额，对付高加索和中亚突厥诸国的亲土耳其势力却颇有斩获。
俄国在南斯拉夫危机中的出色表演以及和中国、伊朗“合作”无不大显其地缘政治手段，切切不可等闲视之。“突厥共同体”在中亚这个“火药桶”里会引起其他什么後果也无法逆料，已有“专家”预言哈萨克-（外）蒙古的传统矛盾全面爆发，看来中-俄-伊朗“轴心”尚有扩展余地。
美国当前的政策显然仍是大力鼓励土耳其这样的“温和”“亲西方”的世俗回教势力，它在波斯尼亚危机中与欧洲“盟邦”的矛盾与此政策不无相关。但大国无恒友，土耳其现在在美国地缘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大致不外1971至1991年间之中共（当年这个美-中-巴基斯坦“轴心”的最出色成果是在阿富汗，因而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能持续多久自然取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演变（可以参考美国20年来对中、越政策的沧桑）。
应该看到，如果世界银行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预测正确，而“后邓期”得以和平渡过，则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必须抑制中国的地缘战略在近年不会大变。土耳其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系列最新发展也发人深省：福利党在土耳其上台执政，内政上主张回教教义，外交上开始向伊朗靠近，从而引起美国的不安。与此同时，传统亲西方的土耳其三军却激烈反对福利党的内政外交方向，土军参谋长公开在美国华府指责伊朗为恐怖主义国家，另一位军方领袖在以色列受到国家元首级的欢迎，而以色列空军则继续利用土耳其的领空进行训练。军方最近更用强硬摊牌手段迫使民选的福利党政府修改内外政策，包括驱逐伊朗外交官。如此紧张国内政治空气和美国“关怀”“引导”之下，“东土耳其斯坦”问题更有可能成为各方“消除歧见，一致对外”的工具。
在这样的前提和国际环境之下，新疆的“民族矛盾”大有可能继续成为中国甚至国际政治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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