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以前，历朝大体上沿用秦始皇所创立的君主之下设宰相辅政的政治体制框架，只是相权的形式和职权的大小略有不同。后来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后来设置内阁，君主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逐渐下降。因此，出现了明朝皇帝越来越难以控制文官集团，越来越难以随心所欲。维护君主，打击精英，反历史潮流而动，严重破坏生产力，破坏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成为历史必然。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以平民身份当上皇帝的第二人。明代总共有十六个皇帝，历时二百七十七年，加上南明的三个皇帝，总共十九个皇帝，历时二百九十四年。明太祖在位三十三年，他平定天下时候已经年逾花甲，太子早死，想把皇位传给长孙，为了巩固朱氏政权，也为了保护建文帝朱允炆，朱元璋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各地为王，各自拥有卫兵三千人，多的达一万九千人；另一方面，太祖害怕功臣功高震主，于是尽杀功臣将领。
比如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被诛杀，最后牵连被诛杀的人高达三万多人；大将蓝玉入狱，连坐诛杀一万五千多人。所以当时的京官上朝前，一定会和妻子先作诀别，如果晚上无事回家，则夫妻欢庆，因为又活过一天。官员躲得过被砍头，却很少能躲过大屁股的羞辱惩罚。从明太祖时期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就是肆意对官员进行侮辱，明朝时接受杖刑，多半会被打死，即使没被打死，医治也需要好几个月。
那为什么朱元璋对待读书人和官员如此严苛呢？这是有原因的，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朝时，武将跋扈，因此积极扶持文官。而明太祖则认为元代没落后，自己身边的功臣已经尽数被杀，兵卒也解甲归田，不构成威胁，唯一需要提防的就是读书人，但是治理朝政又不能不用读书人，所以值得用严刑峻法威慑士人，让知识分子和官员为王室的威严下臣服。明太祖固然一生勤政，但是出于私意废除宰相制度，让明代政治走向了歧途。
明代废除宰相后，取消了中书省，保留中书舍人的官职，设置为七品官，只是负责整理文书。取消门下省，保留给事中的官职，也是设立为七品，有封驳的权力，也就是对不合规或者不适宜的奏章有驳回的权力。然后，为了帮助皇帝处理文书，设置了内阁大学士，分别是中极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以及武英殿大学士，另外还有两阁，分别是文渊阁和东阁。
根据《春明梦余录》的记载，洪武年间，太祖一个月就要收到三千多份奏折，平均每天要处理一百多份奏折，而且平均每份奏折有三件以上的事情要办理，所以对君王的精力要求很严格，明成祖永乐帝以后，皇帝觉得奏折实在太多，就将翰林院的侍讲、侍读、编修等官员招来，帮助皇帝看奏折，这种制度慢慢固定下来，称为“内阁”。而后，能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基本都是内阁大学士，因此内阁成了变体的“宰相”。
太祖皇帝废掉宰相位后，相当于皇帝要承当宰相班子的工作，工作强度之大，常人难以想象。所以明朝中后期出了很多奇葩皇帝，自身能力不足，再见到如此繁重的工作，于是干脆若干年不上朝，大臣见不到皇帝，皇帝也懒得见大臣，国家运行靠的就是内阁班子在皇帝与大臣之间传达信息，以及“沿用祖宗之法”，如此昏庸，天下怎么不可能不乱。
皇帝懒政，于是产生很多权臣，比如明世宗时期就有夏言、严嵩操弄大权。内阁大学士虽然有很大的权力处理朝政，但是不能直接见到皇帝，中间隔着太监，于是，宦官即将登上明朝的政治舞台。前文讲到，懒得要死的皇帝是不会亲自去内阁关注政务的，只是让大学士票拟，然后由太监递上去，因此司礼监的权力往往大过内阁大学士，也就是说太监的权力大过宰相。
比如明武宗时期的司礼监太监刘瑾，每个月故意选皇帝玩乐的时候递上当月大臣和大学士递上的奏疏，正在兴头上的皇帝不想处理朝政，就会斥责：“我用你干什么？现在又来烦我，快走开！”而刘瑾就代替皇帝决断朝政。太祖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铸过铁牌，挂在宫中，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两相比较，讽刺的意味浓厚啊。由于太监权力很大，最后连内阁大学士都不得不巴结司礼监太监，即便是号称明代第一首辅大臣的张居正，也不得不巴结太监冯保。
清代大儒黄梨洲就说过，明代政府败坏，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废掉宰相开始。一面废宰相，一面实施严刑峻法。比如太祖时期设立锦衣卫；永乐帝时期设立东厂，由宦官管治；明宪宗时期设立西厂；神宗时期，还设立了“内厂”，由冯保管理。到了大太监魏忠贤时候，更是兼设内、外两厂。这些成了皇帝刺探情报的情报机构和私人法庭，可以不经过司法机关，私自处理朝臣，而生杀予夺的大权就掌握在太监手中。
永乐年间，朱棣还派太监随军队戍边时监军，协助边塞的巡视，由此，太监权力伸入军事。之后，明代皇家庄园的管理，矿藏的查收、上供、采造等事项都有太监插手。永乐时期下西洋出使的郑和也是宦官，有外交权。足可见宦官的权力已经渗透到明代政治的方方面面。太监专权的巅峰自然是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趋炎附势的浙江巡抚潘汝祯，竟然在天启六年给魏忠贤立生祠，还有人建议将魏忠贤和孔子并列，皇帝是万岁爷，魏忠贤则是九千岁，十分荒唐。明代的太监弄权直到崇祯皇帝登基后才被抑制下去，可是，当时的明朝已经风雨飘摇了。
明朝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就是朋党之乱。由于太监弄权，谄媚的风气盛行，造成政局混乱。比如严嵩主政时候，朝中就有三十多人认严嵩当义父；张居正生病时候，朝中几乎全体大臣都为他祈福，只有顾宪成刚正不阿，绝不参与奉承，而这种反阿谀奉承的风气是从书院讲学传来，于是张居正用尽自己的全力毁掉天下书院。
趋炎附势不光要用嘴，还得有银子。比如太监李广死后，明孝宗搜查后，得到各位大臣贿赂给李广的黄金白银各千百石；刘瑾失败后，抄家罚没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余万两，其它珍宝无数。不仅中央官员要行贿，连州县小吏也要行贿来买官位。每逢户部发饷银，上午取出，下午就搬进严嵩的家中。当时国库中的钱不够支付戍边军队一年的饷银，而严嵩家中所存的积蓄却可以支用很多年。
士大夫集体沦陷，归因依然是太祖时期的严苛制度，让诸位大臣失去汉唐时期的天下胸怀，大臣觉得天下是你朱家的，我只是一个打工的，在位时能捞多少算多少。因此，崇祯末年，皇帝请求各位大臣捐出自己家的财产，筹集军费，平定叛乱和应对清军的入侵，少有人响应。因此，崇祯临终前说出最后的政治交代：“众大臣误我”、“文臣个个皆可杀”。皇帝昏庸无能，党祸兴起，宦官专政，百姓税负极重，流寇四起，清军入侵，最终，明王朝于公元1644年灭亡。
明朝是如何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制度上禁锢人民的?
朱元璋废除了1500年的宰相制度
朱元璋建立起了大明王朝之后，在洪武十三年做了一件当时震撼全国的事情，他把宰相杀掉了，当时宰相叫胡惟庸，这个胡惟庸在洪武十三年大概春节刚过完了没几天，朱元璋下令把胡惟庸抓起来，经过很短暂的一个审判过程，就以奸党案的罪名把宰相杀掉。还有一个洪武二十六年发生的兰屿一案，这两次大规模清洗牵连进去被杀死的人可能有五到十万人的规模，当时一度把官员杀得几乎找不到人办公了，就从监狱里把一些人放出来，让他们戴着手铐和脚链到中央各级部门工作。
朱元璋杀掉胡惟庸宰相之后，正式下令废除了中国已经实行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而且在他的皇铭祖训中特别明确地规定，如果后代有人敢再建议重新设立宰相的话，就要治之重罪。所以，从大明洪武十三年开始中国就没有宰相了，没有宰相之后就意味着皇帝作为国家元首，同时要执行行政首脑的工作，这样就给皇帝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是使得整个国家权力集中到了皇帝手中;二是皇帝的工作量变得空前巨大。
嘉靖时期形成了内阁制度
有人做过统计，朱元璋一天不吃不睡要处理的国家大事有400件，每天需要阅读的文字可能是20万左右，从史料记载方面看，朱元璋确实是无限热爱这种枯燥的行政工作，他每天大概早上五点钟左右起来，一直到晚上天黑以后才结束一天的工作。明朝刚刚建立时有六部，废除了宰相之后，同时还有一个督察院，大概是负责监察工作的。
有一个通政司，负责把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来的报告归纳整理完之后录下一个副本存档，把正本送给皇帝，皇帝做完批示之后拿回来再录成副本，把正本发到各部门和各地执行，大体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朱元璋一度在农村地区找了四个据说很有学问的老先生，请到皇宫里面来做他的顾问，把这四个人任命为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这些人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就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
后来朱元璋开始设立一些大学士或翰林学士来帮助他处理事务，这些人级别都很低，大概只有五六品的样子，学问很好、为人正派、老实。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明代之前是没有内阁这回事的，因为朱元璋把宰相废除了之后，不得不使用一些学士来帮助他处理行政工作。
一代一代演变到了嘉靖皇帝时，内阁制度才正式有模有样：有名称、办公地点、下属人员，内阁的所有大学士级别就从原来的五品或六品提升到了二品，甚至一品，比所有的五府六部官员们级别都高，所以到了嘉靖时期才最后形成了内阁制度。
“票拟”与“批红”构成运转两轮
内阁首府大学士不是宰相，所以我们不能把严嵩称之为宰相，但内阁首席大学士的实际权力变得非常大，因为内阁就是帮助皇帝处理各地和中央各部门的文书报告，他们在一张纸上写上处理意见，就是所谓票拟意见，建议皇帝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文书报告太多了，皇帝看不过来，他就会按照内阁票拟用红笔在上面批字，说“行”或者怎么样，批完的字叫做批红。
所以，当时处理国家行政、军国大事就是两个程序：一个票拟，一个批红。其实大学士没有用人权、行政权，但他有替皇帝写指令、起草中央文件的权利，又有推荐人的权利，这样几个权力加在一起之后，有时甚至比真正的宰相还要大。朱元璋制定制度的时候忽略了一点，他的后代会不会像他那样精力旺盛、无限热爱行政事务。
到了宣德皇帝的时候，已经对这种繁重的行政事务没有浓厚兴趣了，宣德皇帝有非常高超的文化修养，艺术天才可能在另外一个天才皇帝宋徽宗之上，因为他太热衷于个人爱好，每天只在内阁送上来的报告中看六七本，然后让他的太监批，之后就去逗蟋蟀，批红的权限转移到太监的手里。
从此以后，属于皇帝的两大权力，拟旨的权力转移到了内阁，批红的权力转移到了太监手里，后来明朝皇宫里太监一共有24个司局，以司礼监为首席，司礼监当时最高的官员是正四品，大概相当于今天副省长的级别。为什么明朝会有那么多可怕的大太监出现，把天下玩弄得日月无光，把大臣们治得痛苦万状，就是因为手里有这个权力。
整个明朝的政治生活就在这两个轮子之上运转，于是，当皇帝们出现了好的少坏的多时，就一定意味着老百姓要遭罪，文武百官要遭罪了，这个朝代一定会是七扭八歪的时代。仔细看明朝历史就会发现，在这200多年的历史当中，所有的历史文化名人没有一个人是活得堂堂正正，很舒展、扬眉吐气的。
科举八股文禁锢了头脑
明朝除了政治权力完全集中到皇帝手里之外，精神上把中国人民也装进了笼子里，四书五经、孔孟之道，被整个贯彻到了科举考试当中。科举考试曾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从隋朝开始，到了武则天时代，因为她想当女皇，把当时的豪门世族势力削弱得非常厉害，武则天把这些人干掉之后，就大量从民间读书人中选拔官员，科举制度开始大面积推广;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建立了一个坚定的基本国策，就是亦文亦武，偃武修文。
用今天的术语讲叫科教兴国，大力扶持科学教育文化事业，所以整个宋代在我看来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事业最辉煌灿烂的时代，一系列辉煌灿烂的名字比任何时代都多，从苏东坡开始你去数吧。但是科举制度出现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在洪武皇帝朱元璋和他更加雄才大略的儿子朱棣手里———正式确立内容上只考四书五经，形式上必须用八股文。
从此明朝和清朝550多年的时间，中国人的头脑被凝固在四书五经当中：君让臣死、臣不能不死，不死则为不忠;父让子亡，子不能不亡，不亡则为不孝;不忠不孝就叫无君无父，无君无父就是禽兽，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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